春华秋实七十载 砥砺前行谱新篇
作家寄语祝贺《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
程树榛：《人民文学》杂志是新中国创办的首家文学期刊，70年来，她一直引领着中国文学与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成为新中国的“编年史”，受到读者的热爱。愿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周明：2019年，与新中国同步走过来的《人民文学》迎来70华诞。看到封面上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人民文学》四个字，我想起一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七八月间，茅盾住在北京饭店筹办《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主席，请他为《人民文学》题词和题写刊名。毛主席写的题词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同时，毛主席回信说，刊名宜由郭沫若写。因此，杂志封面的“人民文学”四个字，最初是郭沫若题写的，一直沿用到“文革”停刊。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恢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个新面貌。大家想到了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曾经发表过毛泽东《词六首》，那时毛主席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有一封信。大家建议采用那封信上的“人民文学”四个字作为复刊后的封面字。那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也很好看。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希望他同意。毛主席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一支大粗铅笔眉批“可以”。从此，自1976年至今，用的就是这个“可以”的“人民文学”四字。
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是1976年1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带了5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看见复刊号的封面题字是毛主席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我们还聊到1949年杂志创刊时毛主席的那一封回信。说毕，茅盾转身走进卧室，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展示给我看。作为一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我对这封信感到十分亲切，于是向先生提出：能不能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他说，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但是你三天后一定还我，我还要珍藏起来呢！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拿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一份，三天后准时奉还茅盾先生。先生又小心翼翼地把信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李佩甫：53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在一个废品店里看到的。它撂在一堆废品中间。这本《人民文学》是1961年第11和12期的合订本，是用手工缝在一起的，前边的几页已经被撕烂了。记得当时我是用5分钱买下来的。从此，我才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一本叫做《人民文学》的杂志。5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期被撕掉了一些页码的《人民文学》上，裸露出来的作品题目是《陶渊明写“挽歌”》。
10年后，也就是1976年，在我拿到工资的第一天，我便开始订阅《人民文学》。此后，《人民文学》伴随了我整个文学生涯。感念《人民文学》的滋养。
刘庆邦：庆祝《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一次闲谈。那次闲谈，是由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主任的李敬泽组织的，并由当时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程绍武整理出了一篇稿子，题目叫《关于刘庆邦及短篇小说的一次闲谈》。闲谈的时间是1999年1月22日下午，地点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座茶楼，参加闲谈的有林斤澜老师、王一川教授，还有作家李冯。
这次闲谈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再次聆听了林斤澜关于写短篇小说的教诲。话题涉及民族传统、平常心和常态、深刻与和谐、概括力、短篇小说的美学特征、语言的味道等诸多方面。在哪个方面，林斤澜都有高见。比如我说到短篇小说对社会生活要有概括力时，林老提醒说，概括是需要的，但要警惕“硬概括”。谈到小说的语言，林老明确地对我提出期望：“要写出自己的味儿，必须有意识地努力，说别人所不能说的，精确地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些教诲让我终身受益。
李敬泽对我的短篇小说的评价，差不多等于为我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同样令我难忘。他说，川端康成致力于发现“日本美”，刘庆邦的一些作品写的是“中国美”。
关于闲谈的稿子发表于《人民文学》1999年第3期，同期还一下子发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谁家的小姑娘》，一篇是《回门》。前一篇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我一直珍藏着这一期《人民文学》，同时珍藏着《人民文学》对一个作者的提携和作者对《人民文学》的敬意。
叶弥：如果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我已写了33年了，惟一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就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天鹅绒》。记得是发在2002年第4期，后来被姜文拍成了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所以，我后来一直想，应该经常在《人民文学》上发稿子。算起来，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一共有7篇，都是短篇。其中的《天鹅绒》和《桃花渡》都做了小说集的书名了。若干年后，我的儿子叶迟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小说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也是短篇。我很是欣喜，也很是着急。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写，不仅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也要发表中长篇，这样才对得起施战军主编的厚望。
乔叶：2001年，我调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经常听到前辈们说起哪个青年作家写了什么作品并发在《人民文学》上。他们点头称许，似乎《人民文学》就是一条硬线，上了《人民文学》，就等于到了线上。
2004年，我暗暗立了一个小目标：5年之内，要在《人民文学》发一篇小说。2004年第11期，我的中篇小说《紫蔷薇影楼》终于上了线。直到现在，大致盘点一下，散文加小说，我在《人民文学》上应该没有跳隔过一年。仅是小说，怎么也得有十来篇。靠着这些小说，我也收获了十来次文学奖。
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想佐证一下《人民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不夸张地说，我在创作上的所有重要进步，都踩在《人民文学》的台阶上。诸多对我个人而言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次：第一次获小说奖，第一次写非虚构，第一次发表童话……都是在《人民文学》上。统统都是。
好编辑，这在《人民文学》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团体。每一位主编、编辑，都有不同的风格。我想郑重地严肃地对《人民文学》的编辑们道声：谢谢你们。我还想对《人民文学》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未老。君为常青树，愿君年年好。
李唐：与《人民文学》的缘分，于我而言，是一次次的奇遇。很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写作，既不知自己写的究竟算不算“文学”，身边亦无可以交流的朋友。茫然之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稿《人民文学》，居然得以发表。这种鼓舞非文字能够形容，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没有鼓起勇气投稿，我的写作恐怕会是另一种样子，甚至可能无法坚持到如今。之后的日子里，在我陷入失落与自我怀疑时，《人民文学》都一次次地给予了我更大的鼓励与包容。现实生活中，我与《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接触并不算多，只限于作品上的交流。我珍视这样简单而古典的关系，如同强大的后盾支持我继续走下去，又是鞭策，让我不敢在写作上有丝毫懈怠。
《人民文学》已经走过了70年，我为自己微不足道的名字能够参与进它的历史中感到幸福。祝愿《人民文学》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