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其中，心驰神往的唐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又让我近乎“零距离”地接近“草圣”。穿越历史的时空，激赏那五色笺纸上的龙蛇剧迹，重温经典的无穷魅力，得到超妙的审美享受同时，更获得了许多艺术感悟和启迪。

　　抒情达意是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是艺术审美活动中最能摄人魂魄之处。在诸书体中，草书因“意多于法”，其抒情性是其他书体难以企及的。而草书中的狂草，又以其笔意连绵不绝，体势极尽变化，将线条艺术这一“有意味的形式”的节律感与抒情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最能“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的书体。故历代书家无不推崇狂草，更有评“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

　　《古诗四帖》写的是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和谢灵运的四首诗。通观全卷，入眼则顿觉仙气扑面，烟云缭绕，雨雪飘飞，落英缤纷。待定睛凝视，行笔悠然容与，极度自信。点线连绵却不拖沓，狂纵而不怪诞，率意而不粗疏，畅达而不浮滑，实笔彰显功力，虚笔闪耀神采。其结构体势更有随兴之所至而曲折团栾省减笔画夸张变形者。如“难之以万年”的“万”字，省去中间结构。“岂若上青天”的“若”字，略去草头一横等。章法则疏密阔狭，天真烂漫，自然天成。张旭在技法上作如此大胆而独到的处理，令人瞠目，但谛观揣摩却未逾草法之梗概，故无碍于辨识与卒读，自然也折射出他作为千古“草圣”的非凡器识与胆魄，成为唐代书法革新风潮的旗手。品赏出神入化的氤氲狂墨，真真如观“草圣”当年酣醉狂呼，“脱帽露顶”，纵笔如飞，不计斜正，“得意忘象”，歌舞足蹈的“颠人”情态。

　　历代评论书法多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惟对张旭无“非短者”。“诗仙”李白赞曰：“楚天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诗圣”杜甫悼亡诗亦赞叹不已：“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李、杜以下，韩愈、高适、李颀、窦臮、蔡希综、朱长文、苏轼、项元汴、丰坊、董其昌、刘熙载等历代大家无不心折。誉之如“逸轨神澄”“神品”“使人有凌云之想”等，一片喝彩之声。

　　为什么在一个“尚法”的唐代书坛，张旭能不为森严的法度规矩所束缚，以近于癫狂的草书，特立独行，异军突起，而饮誉天下？这一现象除了宏观上有唐代文化特有的开放性、创新意识，导致艺术的发展出现新异多元流派纷呈的社会历史原因外，就书家本人而言，则与“书如其人”这一千古命题相关。张旭集诗人与书家于一身，两种艺术的美学本质都是抒散怀抱恣情任性。“诗言志”，诗人的情感是丰富的；“书为心画”，书家的狂草即心灵符号。张旭人品才学俱高，挥毫之际自然恢宏才情，且两种艺术相生相发，相得益彰。加之“酒仙”之名不虚，借酒以催生灵感，激发情绪，因此他的笔下天然的具有狂放不羁的特质与浪漫潇洒的情怀。由此观之，韩愈说他“每遇到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是深知其人其书的，也道出了《古诗四帖》所以入妙通神的个中三昧。我们也就会从其情绪化的律动线条中，时而屈曲、劲涩，时而飞动、畅达的笔迹中，感受到诗意化的草书，或说草书诗意化的充分表现。

　　《古诗四帖》为草书的至高境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张旭草书也与李白歌诗、裴旻剑舞被唐文宗诏称为“三绝”，成为大唐文化的亮点。这不仅是大唐恢宏创新气象中的典范，更为后世的千秋书坛留下了绝世珍品和学习的楷模。南朝梁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是极精辟之论。鉴古察今，仍不失其现代意义。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化，凡个性化就要异古殊今，独树一帜。重温经典不啻是后学朝拜先贤圣迹获得心灵的审美观照，更重要的是借今古相接的思考，激发今人传承和弘扬张旭艺术中可贵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张旭所以雄视千古称为“草圣”，即在于“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