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庚子初夏，因老母生病住院，我自北京赶赴天津陪护，白天守护在母亲病榻之侧，晚间则回到天津老宅住宿。每天自医院返家，总要往返于母亲居所与我的老宅之间，顺带着也把当年寄存在母亲居所的那些旧书，陆续搬回了昔日的书房。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津南下移居深圳的。算起来，快三十年了。当年走得匆忙，把小书房里那些带不走的图书都委托给父母照管。父母起初在我的旧宅里住了几年，后因年纪大了，爬楼越来越艰难，就在同一小区买了一套二楼的单元，搬离了我的老宅。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们搬家时竟把我的几架图书都打包分装，一起搬到了新居。我是后来才听说这件事的，连声抱怨他们完全不必这么做——“那些破书，白给都不一定有人要，你们何苦费那么大的力气，从四楼搬下来，再搬上二楼，根本不值得！书是天底下最沉的东西，要是真把你们二老累坏了，岂不是因小失大呀！”

　　当时，老父亲还在世，他苦笑着说：“你妈妈知道你最爱书，怕留在老屋里，没人照看，天长日久，万一有个闪失，会让你着急……”老母亲则连忙解释说，书是请来搬家的人们一起搬过来的，我们哪里搬得动啊！

　　我望着那整整齐齐码放有一人高的书箱子，心里着实感动，同时也深感内疚——那些沉重的书箱子就好像石头一样，从此也压在了我的心头。

　　时移世易，光阴荏苒，转眼之间，我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因女儿定居北京，结婚生子，我和李瑾也逐渐把生活的重心向北方转移。几年前，她就来到北京帮女儿照看孩子了，我退休后也就顺势北归。如此一来，就想把天津的老房子简单收拾一下，而那间存储着许多美好记忆的小书房，也自然要纳入我的“复兴”计划了。此次返津小住，除了在医院规定的时间里守护逐渐康复中的老母，其余的时光我就全都花在打理旧书上了——以往来津看望母亲，只想着多跟老人家聊聊天，无暇顾及理书之事；而这回老母去住院了，家中无人，倒给了我一个倒腾这些旧书的机会。

　　依次打开尘封已久的书箱，一股旧书特有的“丛残之香”（这是我发明的一个新词），淡淡地飘逸出来，沁人心脾，令人陶醉。翻看着那一本本旧书，仿佛重逢故友，再晤情人。不是么？当年这些书并不旧，很多还是新书。然而，一入深宫三十载，归来已是满面尘。当我屏息静气地抚摸着她们，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怜惜和歉疚，似乎多年暌违，是我亏欠她们的一笔情债……

　　（二）

　　这些书绝大部分购买于八十年代，彼时新潮涌动新论叠出，新书也是层出不穷。然而，彼时也是我的财务状况最为拮据之期，郁达夫先生有诗云：“出卖文章为买书”，这如同是对我当时窘况的真实写照。在一本《弗洛伊德传》的扉页上，我曾写下这样一段题记：“购于天津第二届海河之春书市。时正值囊中羞涩之际，只得选书价便宜者方购之。斯册之入室，皆因此故也。”而这本小书的定价确实很低，只有2.05元。由此不难想见，当时所买的书真是“本本皆辛苦”。

　　在翻看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不少书的扉页上，都留有如上面引述的那类即兴题记，这显然是我在购书之后乘兴写下的。时隔三十多年，我几乎把这些文字统统淡忘了。如今重读这些题记，宛如重温自己当年的购书之旅，顿时把尘封的记忆和远离的场景，转瞬之间又“拉回”到眼前了。

　　这些题记清楚地记录着此册图书的购买年月和购书地点，譬如，这三本外国小说《宝岛》《诱拐》和《伊戈尔·萨沃维奇》，都写明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购于下瓦房特价书店。”这就令我一下子记起了那个寒冷的冬晨，我骑着自行车从南开区老城里赶到很远的河西区下瓦房书店，专程去购买特价书的情形。那是一个难忘的元旦，寄托着当时尚不满22岁的我对新一年的憧憬和希冀。

　　继续翻看下去，陆续发现了更多的题记，也唤醒了更多的记忆，譬如，在这本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上，我记明是“购于和平路少儿书店，时在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记于翌日晨。”除了时间地点之外，我还写下最初浏览此书的观感：“狄更斯善作悲剧色彩浓郁的故事，然其早期作品却喜剧色彩鲜明，斯书当推代表。”在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扉页上，我以隶书写下这样两行小字：“李瑾颇喜之，决计购之。一九八四、十、廿一”这就表明，1984年秋天的那次购书是与新婚妻子联袂而行的。而在阿英《小说三谈》的扉页上，刚好也留下了李瑾同学的一行题记：“与军同购于少儿书店。甲子冬，瑾记。” 这两则旧题，恰好印证了我俩在新婚燕尔之年，一道兴致勃勃前往购书的一段往事。

　　那次购书真是乘兴而去，尽兴而归。我记得是装了满满两大包。回到家中，我俩又一本本地翻阅品评，直到夜静更深时分。在好多书的扉页上，我都留下了当时带有亢奋情绪的笔迹：如李劼人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陈直的学术名著《汉书新证》以及好几本有关鲁迅研究的大部头专著，若《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下册）、《鲁迅研究资料（2）》、《鲁迅研究资料（4）》等。在《鲁迅研究资料（2）》的扉页上，我在题记中写道：“此鲁迅研究资料，为七七年出版，内部发行。内收有张春桥、江青三十年代文字，今已难得一见耳。”

　　当我翻到一本《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时，扉页上自题的一段话，不禁令我怦然心动：“卷帙浩繁的外国著作，毕其生亦未可尽睹。今得斯目，得以窥端倪也。他日或可尽量多读一些，斯时也许可以对照书目，心明眼亮，不也是一大乐事吗？”这段话让我忆起了彼时对这本目录的特殊感情——毕竟，我没上过大学，又不通外文，没人告诉我哪些国家在哪个时期诞生了哪些名著，更没人指点我哪些外国名著值得一读，甚至连好多外国的人名、书名，我都无从知晓。而这本目录书，恰如一个向导、一个路标，给我导引出一个粗略的脉络，让我得以“按图索骥”，一本本地将有缘遇到的外国文学名著陆续收入囊中。因此，我对这本貌不惊人的小册子一直心存感激。那次买回那么多书，我都没包书皮，唯独这本小书却精心包上了书皮，可见对她的加意呵护。

　　（三）

　　 我的书扉题记，并非刻意而为。一般而言，总要三个机缘齐备，才会题跋一番：一是某次购书数量多，品质高；二是当时兴之所至，不挥笔不足以遣兴；三是碰巧又有闲暇时间。实在说，这三者齐备的机会并不多。如今，当我重新翻阅这些旧书之时，发现这些题记主要集中在三个年份，即1981年（下瓦房书店）、1984年 （和平路少儿书店）和1986年初冬。而1986年的那次集中购书究竟是在哪家书店，诸多题记均语焉不详，看来已无从稽考了。

　　不过，单从题记来看，这次所题的内容却格外有趣。譬如，在《范成大佚著辑存》的扉页上，我的题记是：“余购得范石湖集两册，今又得此本，或可聊谓：范氏之诗文尽入吾囊中矣。”瞧瞧，彼时那副洋洋自得之态，简直活现于笔端。在一本《征农文艺散论集》上，我的题记颇有点“大不敬”的意味：“夏文多绝对急进之论，斯籍极少有人问津。然念及集中有数题杂文，故权存箧中。”此段议论是否停当姑且不论，单是那种臧否直言的锐气，如今怕是早已消磨殆尽了。

　　最有趣的题记，出自那本《郑振铎和儿童文学》的扉页上：“为我小女乐乐购之。不知何日方可捧而读之，或可为我妻读而述之，以慰童趣也。侯军记于八六、十一、十七，时初为人父，小女在旁咿呀而泣，如天国之声耳。”一算便知，当时女儿出生才三个月，我就开始为她买书了。倏忽三十多年后，重读这些文字，不禁顿生今夕何夕、恍若隔世之叹——如今的乐乐，已是一名大学教师，而她的两个女儿整天都在围着我绕膝玩耍，大的五岁，总是缠着我讲故事；小的半岁，与当年“咿呀而泣”的女儿相差无几。反观题记之人，却已年逾花甲，双鬓飞霜了……　

　　手捧着这本旧书，我戴上老花镜，凑到台灯前，细读书中的目录——兎的幸福、怪猫、老狗、竹公主……哦，应该都是好听的童话故事，自忖：这书要带回北京，正好给多多讲一讲——成天让我编故事，哪里编得出来呀，有了这本书，就足以“抵挡”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