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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不思求成

時間:2019年12月13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楊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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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不思求成

——從“全國第十二屆書法篆刻展覽行書草書展”説開去 
  行,“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草,“草法簡略,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全國第十二屆書法篆刻展覽(以下簡稱“十二屆國展”)53000余件來稿中,有23000余件為行書和草書,佔據了所有來稿的40%以上。有著如此“重量級”來稿的“全國第十二屆書法篆刻展覽行書草書展”,作為十二屆國展的最後一站,12月10日在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開幕。
  作為書法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國展,雖然十二屆國展已在山東濟南、湖南長沙舉辦了篆書篆刻刻字展、楷書隸書展,但是此次行書草書展一經開幕,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內仍很快人滿為患。展出的624件作品(行書入選作品280件,草書入選作品220件,名家邀請作品124件)挂滿了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三個樓層的展廳,即便有著如此大面積的觀賞空間,展覽現場仍摩肩接踵,“這幅寫得精彩,學米芾學得巧妙”“這幅草書寫得淋漓痛快”“讓我拍拍這幅作品”的聲音在現場不絕于耳。正如中國書協副主席、十二屆國展行書評審委員會主任孫曉雲所説:“作為規格最高、最受關注的書法展覽,4年一屆的國展無疑是一面鏡子,折射著現階段的書法整體水平和審美追求;也無疑是一根引繩,牽動著全國書法愛好者的目光和心緒。”
  循傳統 尋新貌
  在書法藝術寶庫中,行書是歷史留存碑帖最多的書體。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文稿》、蘇軾《寒食帖》等大眾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皆以行書呈現。“趨變適時,行書為要。”行書自魏晉之後歷經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現代,近2000年來長盛不衰。所以,歷屆國展中,行書作品的投稿量和入展率最高,十二屆國展繼續保持了這些特色。除此之外,有65位作者以兩種書體入展,其中行書作品有44件;有8位作者以三種書體入展,均有行書作品。“多種書體入展的作者中,71.23%的作者有行書作品入展,由此可見,在展示作者綜合性書法素養時,行書首屈一指。”孫曉雲説。
  更為可喜的是,行書在有“量”的同時也保證了“質”,孫曉雲認為,十二屆國展的行書作品基本反映了當代行書發展水平和現狀,體現了入展書者的傳統藝術功力及綜合素養,是歷屆中質量最高、最成熟的一屆。
  縱觀行書入展作品可發現,“大部分作者的取法對象是魏晉‘二王’,較為常見的取法還有唐代顏真卿、宋代米芾、明代王鐸、清代何紹基。總體而言學‘二王’和‘米字’者最多,作品入展率也最高。跟以往相比,十二屆國展部分行書作品將‘米字’放大並寫出整體氣勢,張弛有序、沉著瀟灑、令人讚嘆。”孫曉雲説,作品無論是對古典的繼承,還是布局經營、章法構成,都能看出傾注智慧、動心用情,富有激情詩意;在材料、章法、構成上做新的嘗試,將現代科技發展帶入到書法領域等都為十二屆國展行書入展作品的突出特點。
  或許是科技發展讓當今書者獲得古碑古帖都甚為便捷,抑或是如今書者的思維更為開闊,取法多元已不是某一書體的個別現象。在説到草書入展作品的取法時,中國書協副主席、十二屆國展草書評審委員會主任劉洪彪慷慨激昂地説:“在220件草書入展作品中,可見張芝的天縱穎異、皇象的謹嚴精致、索靖的率情運用、陸機的靈厚蒼渾、王羲之的蕭散飄逸、王獻之的奔騰飛動、孫過庭的遒美精妙、張旭的翻旋、懷素的激越迅疾、黃庭堅的恣肆圓熟、米芾的沉著峻拔……”草書的多樣性,不止于取法——“在220件草書入展作品中,我還看到了浪漫的古草、厚樸的章草、優雅的小草、恣逸的大草、奔放的狂草,品類齊全”,劉洪彪説,“有婉約流美的稿書,也有粗狂雄強的榜書;有字字獨立的古草、章草和小草,也有滿紙煙雲的大草和狂草,風格各異”。
  審視當下 探尋前路
  審視當下,反思總結,方知前路何方。十二屆國展中被評選出的作品並非沒有瑕疵,相反,雖然被評選入展,但也問題重重。根植傳統本是好事,“然而過于強調傳統也帶來相應的問題——當下書壇嚴重的復古主義已初露端倪,以‘泥古’為正途,以肖似為最高,正在成為當代書法向前發展的新滯礙”,十二屆國展評審韓戾軍認為。劉洪彪坦言:“通觀本屆國展的草書作品,既有深厚的傳統功底,又有較鮮明的藝術個性,在展廳裏讓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太少。多數作者能深入經典、能嫻熟運用經典語言,但拓展性不足。”對于“米字”盛行的現象,十二屆國展評審柯雲瀚認為,行書作品雖然就取法的準確度、熟練度和精彩度而言都有質的提升和飛躍,但是在4年一屆的國展上,書法水平不能僅僅停留在再現古人的技法上,應有自己成熟的面貌。十二屆國展評審張旭光指出,本次國展草書來稿八尺整張作品很多,能寫大是個好現象,但大多數是寫“大個的草字”,而非大幅草書的創作,以及部分來稿缺乏大草的速度、氣象、節奏和時空組合,缺乏激情與表現力。
  行書也好,草書也罷,以上種種問題都可歸結為“像古人、像時賢,唯獨不像自己,沒有個人的東西”,劉洪彪説,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局面,一是重技輕藝,只重視形式技術呈現,不重視藝術內涵的創造性表達;二是重藝輕文,雖有藝術自覺,又忽略了文化修養,藝術思維沒有跟上;三是重法度輕性情,陷入規矩法度中不能自拔,不得自由,作品難以見性明心。
  為何會“重技”“重藝”“重法度”,“輕藝”“輕文”“輕性情”?我們不妨思考一下當下書法的處境——中國書法幾千年的歷史上,都是作為實用技能在被使用,近幾十年時間,隨著書法實用的逐漸消失,西方藝術流派和當代藝術的介入,書法的意義已經隨時代而異。“現代展廳增強了書法的傳播力度、展示效果,為了強調視覺效果,同時也對書法的筆墨技法、空間布局、作品形制等多方面産生影響,也相對失去了它的原始功能。”孫曉雲説。
  參展已成為當前為數不多的可展示書法並被一評高下的方式,以及入展之後種種“好處”隨之而來,所以為參展而學書法的現象已屢見不鮮。“國展確實是對書法水準的一次綜合考量,然而書法學習和參加展覽不能混為一談。一些作者為展覽而展覽,臨摹拷貝、突擊打磨、生造章法、拼湊亂接,生怕作品不引人注意,而參展並非最終目的,更不是學書成功的唯一標志。”孫曉雲説,“如果對書法沒有發自內心的喜愛,一定無法行穩致遠。在書法學習、研究的各個階段,都應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融入個人的領悟、學識與才情,不為展覽、不為展示,我們每天仍舊沉醉于書法,那才是真正的熱愛,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書法藝術看上去最為簡單,實則最難成就。扎實功力、綜合素養、藝術才能,需要長久磨礪和積累,需要反復摸索和探尋,不能急于求成。當然,不能急于求成不等于不思求成。”劉洪彪説。
(編輯:張鈺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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