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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雲中記》:“如果我寫地震,必須具有《安魂曲》那樣的氣質”

時間:2019年06月05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何瑞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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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中記》阿來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2008年5月12日,作家阿來在成都家中寫作長篇小説《格薩爾王》,世界突然開始搖晃。汶川地震,那場舉世矚目的災難降臨。很長一段時間,阿來不願寫有關這場災難的小説,“一味寫災難,怕自己也有災民心態”。

  直到十年後,當他以同樣的姿勢,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寫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説,致哀的號笛在城中響起,阿來突然淚流滿面,十年間經歷和看見過的一切一幕幕重現。阿來關閉寫了一半的文件,新建一個文檔,開始書寫,一個人,一個村莊。他説:“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我要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我只有這個強烈的心願。讓我歌頌生命,甚至死亡!”

  ——這就是阿來醞釀十載而寫就的史詩力作《雲中記》,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在創作談中,阿來講述了以上這些有關《雲中記》背後的故事。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説:“我相信,在阿來那裏,寫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聽憑機緣的發生,機緣到來時,故事自然會從某個人的意識中探出頭來,在世間流傳。”

  小説講述汶川地震後,擁有上千年傳説的藏族村落雲中村整體搬遷到安全地帶,年復一年,祭師阿巴本不相信鬼魂的存在,卻越來越惦念那些死去的人,返回即將消失的村落,在廢墟中與逝去的亡靈為伴……阿巴的形象來自于幾年前阿來一位朋友拍攝的照片,照片裏巫師在廢棄的村莊裏孤身一人為逝去的鄉親們做法事,這個場景讓阿來震撼,幾年來不斷在眼前閃現。這不僅僅是一部有關汶川地震的小説,更是探尋靈魂的撫慰與精神的重建,關乎更廣闊的世界與無邊的生命。

  5月25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SKP RENDEZ-VOUS、北京閱讀季等聯合主辦“願你面前的道路是筆直的——阿來《雲中記》新書發布會”,詩人歐陽江河、評論家陳曉明、作家邱華棟、青年評論家季亞婭及阿來與各界讀者就“災難中的人性之美”進行深入探討;5月28日,《十月》雜志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聯合主辦“阿來《雲中記》作品研討會”,李敬澤、胡平、施戰軍、李舫、孟繁華、陳福民、張清華、張莉、王春林、劉瓊、李雲雷、劉大先、叢治辰、岳雯等一眾評論家以及詩人歐陽江河、北京出版集團總經理曲仲、《十月》雜志社主編陳東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等與會,就《雲中記》的文學特質與藝術探索進行了充分解讀。

>>“為什麼中國人不會面對死亡,更不會書寫死亡?”

  這是一部和《安魂曲》緊密相關的小説。“寫這本書時,我心中總回響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阿來回憶道,“5·12”地震發生的第二天,他就趕到了地震災區,看到很多毀滅、死亡與傷痛。白天救援,晚上沒地方住,他睡在自己開去的吉普車上,疲倦而難以入眠,仰面滿天星光,背後是挖掘機轟隆隆在開動,挖掘墳坑,伴隨著偶爾傳來的遇難者家屬的哭聲。

  阿來突然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觀察其他文化當中的人,不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他們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他們總是能在苦難悲傷裏發現生命中最高貴的那些東西,給自己一場靈魂與心靈的洗禮。阿來睡不著,特別想聽點聲音,幾乎沒有哪首漢語歌適合這個場合,于是就翻出來了彌撒曲,最重要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此時此地這樣的音樂應該不會對大片正在被掩埋的遺體構成褻瀆。當樂聲響起,悲憫的聲音輕輕在夜空盤旋,傳遞出生命的華美莊嚴,阿來覺得它有接近星光的光亮,那些逝去的生命也隨之升華。周圍好幾個人靠攏過來聆聽,阿來看到,他們的表情漸漸莊重起來。

  由此反思中國從古至今關于悼亡的文字,關于面對巨大災難的文字,阿來覺得好像其中一直缺乏一種就像莫扎特《安魂曲》中所具有的力量。“為什麼中國人不會面對死亡,更不會書寫死亡?我們面對死亡,一時悲痛,然後把這個悲痛交給時間去打磨,然後遺忘,這大概就是我們對待死亡的過程,而不能從死亡中得到更多東西。我們沒有參透眾多死亡,他們的血,他們的淚,對于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的靈魂的洗禮,對我們心靈的凈化。如果我們有所領悟,可以使他們的死亡發生意義”。他想,我們能不能有一種更莊重、更具尊嚴、對生命本質有更深入認知與領會的表達?“如果我寫地震,必須從這一方面入手,具有《安魂曲》那樣的氣質。”

>>“阿來是一個祭師般的文學家,關注死後目光、死後倫理”

  “阿來是一個祭師般的文學家,他把音樂的語言也放進了文學作品中去。”歐陽江河同樣是古典音樂迷,他認為,《雲中記》的結構與古典音樂的韻律是息息相關的,而阿巴撫慰鬼魂這個伏筆跟莫扎特的《安魂曲》有種對位關係,“我讀出了文學文本以外的東西,讀出了音樂、調性的轉換,這種元素在小説裏大量存在。”更重要的是,從《塵埃落定》《空山》《瞻對》到《雲中記》,他在阿來小説裏看到一種獨特的語言與時間觀念,“以往我們只聽命于現代性、聽命于進化論構成的時間觀,就是現在比過去重要,未來比現在重要,這種直線的進步世界觀以及由此構成的生命觀、倫理觀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管的只是生命,就像阿來所説,所有的歌都是關于存在、關于生命、關于活著,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包括跟鬼魂的對話,尋找鬼魂和幽靈,幽靈的事兒誰來管?”歐陽江河指出,阿來動用了他獨有的語言資源,以及這種語言背後的生命觀、文化觀、想象力,關注死後目光、死後倫理、死後我們留給世界的那些東西。書中祭師阿巴回到雲中村,召集亡靈,與已經成為過去的往事對話,如果只聽命于現代性不會寫出這樣的小説來,“阿來的出現,這本書的出現,是一個裏程碑式的事件”。

  陳曉明將阿來的寫作歸納為“靈知寫作”,“這本書最讓我感動的,是阿來的靈知寫作達到了一個境界”。談到我們民族對死亡經驗的態度,正如阿來所説,為什麼別的民族的死亡經驗是那樣的,而我們的民族就是哭泣,陳曉明認為,我們其實是把我們的死亡經驗轉化為一種痛苦的普遍性的經驗,用號啕大哭把一切隔絕,關閉掉我們每個人和死亡事實的關係。《雲中記》其實是通過祭師阿巴這麼一個孤獨的靈魂來感知死亡經驗,阿來沒有把對死亡的感知寫得幽暗深邃,而是把一切寫得非常明朗,陳曉明説,不知道這是不是和《安魂曲》有關,“在靈知寫作的意義上,阿來所看到的是一個世界的通透,而不是世界的幽暗”。在阿來的書寫中,有宗教、有信仰、有儀式,也有一種日常性、生活性和親切性,對靈魂、對死者的哀悼本身就和自然為一體,一切那麼自然,一切還歸于自然,“所以這部作品並不是生命和死亡的關係,而是生命和自然,作品把這種關係表達得很透徹。”陳曉明稱,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傑出卓越的作品,“大家不要僅僅看成是寫地震,它思考的是一個更大的東西”。

  “我覺得《雲中記》的高貴之處在于它是一種精神性的寫作,和我們很多見的世俗性寫作不大相同。”評論家胡平分析道,作品塑造的祭師阿巴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少有的殉道者形象,他獨自返回雲中村挨家挨戶尋找和撫慰亡靈,這裏面涉及精神性的價值。精神性寫作涉及真理、真相、正義、良知、同情、懺悔、靈魂、救贖、寬容、博愛等,在世俗眼光來看也許都是虛無縹緲沒有實際的用途,但作家不能這麼想,作家的重要責任之一就是要引導中國人往虛處想,承認一些形而上的價值觀念。阿巴召集亡靈,盡到了一個祭師的責任,文學應該表達這種聖潔的、不那麼食人間煙火的情感,“我覺得文學本身也應該是一個祭師,是安慰人們靈魂的”。

>>“阿來係列作品是一個宏大建築,《雲中記》是一塊封頂的石頭擺好了”

  李敬澤從《雲中記》中聽到了咏唱的聲音,“小説從頭到尾20多萬字,始終是一種咏唱的調子和節奏,這很難做到,這個調子裏包含著非常動人也非常浩大、莊嚴的東西”。在他看來,阿來永遠是一個讓人覺得他已經佔領了一個世界、但又永遠能開拓出新的天地的人。他強調應該從阿來整個創作中來估量《雲中記》的意義,從《塵埃落定》《格薩爾王》《機村史詩》以及《蘑菇圈》《三只蟲草》等,“我覺得這幾乎就是一個宏大的建築,到《雲中記》,這是宏大建築一塊封頂的石頭擺好了”。《塵埃落定》中一個古老世界面臨巨大的社會歷史性變異,到《雲中記》,巨大的自然災變對世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幹預,整個村莊被連根拔起滑到江中。汶川地震是這部小説的緣起,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小説中雲中村是具體的,又具有很強的寓言性,雲中村經歷了一千年被連根拔起,這不僅僅是一場地震,而是任何一個文明在所難免的決定性的、被連根拔起的災難被濃縮到了這個村莊,讓我們看到在這樣的災變中人怎麼存續下去,人在精神上如何自立。李敬澤説,“整部小説既是追憶,也是召喚。世界上有沒有靈魂?難言也,但是人是要召喚那些靈魂的,要召喚那些已經逝去的東西。為什麼要召喚?我們通過召喚重建我們的生活,通過召喚確立我們現在生活的意義”。

  “我願意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願意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後,人性的溫暖和閃光。”阿來説。為什麼要把災難寫得明朗一點?對此阿來表示,自己從上世紀60年代成長起來,家庭窮困,魯迅曾説家道中落的人更能感知世態炎涼、人情涼薄,更能充分體會到世界不美好的那一面,“而我的成長過程可以讓我變成一個對世界充滿仇恨的人,也可以變成一個很意外的人。好在我遇到了文學,年輕時代閱讀的那些文學,人性、人道的光芒,審美的光芒把我從中拯救了出來”。阿來説,他特別喜歡美國批評家布魯姆,布魯姆認為好小説其實只有簡單的三點,第一審美的光芒,第二認知的力量,第三這兩者合起來成為智慧。所以阿來在小説中也絕不放棄對認知力量的追求,在文學當中尋找寬恕、理解、溝通,兩者結合起來,“我想會得到一個關于社會、關于世界、更重要的是關于我們自己生命的新的智慧”。

(編輯:王少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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