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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版本研究應堅持學術立場

時間:2019年04月26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馬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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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總是説中國‘吃《紅樓夢》飯’的有幾百萬人,實際上只有幾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古典文學的跨界研究,真正研究《紅樓夢》版本的不超過20人。”北京植物園曹雪芹紀念館副研究員樊志斌這一番話有些調侃,道出了外界看待紅學研究的一些誤會,也道出了不同研究方法之間有很大的分野。4月19日至20日,由北京曹雪芹學會、北京大學曹雪芹美學藝術研究中心主辦的“曹雪芹在西山”學術論壇:《紅樓夢》程本、脂本及藝術研究專題座談會在京舉行,北京曹雪芹學會會長胡德平、臺灣著名作家白先勇、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葉朗,以及海峽兩岸著名紅學學者劉世德、胡文彬、張俊、張書才、段啟明、黃一農、杜春耕、王潤華、朱嘉雯等參加了研討。據了解,1989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曾邀請臺灣著名作家高陽就兩岸紅學研究進行交流;1991年,在大陸舉辦過海峽兩岸紅學家懇談會;2001年,舉辦過新世紀海峽兩岸中青年紅學研討會。此後還未舉辦過主題集中、規模較大的交流。

  本次研討會上有較多關于《紅樓夢》版本研究的學術規范和版本研究目的的討論。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紅樓夢》版本主要分為兩大體係,一類是以脂批本為底本的“脂本”體係,一類是以程甲本、程乙本為底本的“程本”(或稱“程高本”)體係。繼1791年程甲本刊印、1792年程乙本刊印之後,抄本和程本同時流傳,程甲本流傳最廣。20世紀20年代起,在胡適的考證和極力推崇下,程乙本《紅樓夢》壟斷市場近60年。此後,隨著《紅樓夢》早期抄本(即“脂本”)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古王府本、戚序本等面世,程乙本的地位逐漸被取代。

  關于程本、脂本孰優孰劣,是當前紅學界爭論的一個大問題,核心是探討程乙本與庚辰本的優劣。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俊長期從事《紅樓夢》版本研究,在文字校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認為,解讀程乙本不應繞過程甲本。據他統計,近百年來,關于程甲、程乙本孰優孰劣的討論有6個階段。第一階段,1921年胡適提出程乙是在程甲基礎之上校改而成的,1927年胡適又提出程乙遠勝于程甲。第二階段,1953年作家出版社《紅樓夢》出來後,俞平伯針對胡適的觀點説程甲好于程乙。王佩璋提出觀點“程乙越改越壞説”。聶紺弩認為,程乙比程甲好。第三階段,“文革”後期,周汝昌、吳世昌、魏紹昌把對程乙本的批判推向極致,周汝昌的反對帶有個人意氣,吳世昌的批評帶有當時明顯的政治因素,魏紹昌的文章如果去掉政治標簽,是一篇很好的論文。第四階段,“文革”以後,學界形成了思維定勢:程甲改壞了脂本,程乙又改壞了程甲。第五階段,2011年程甲本刊行220周年、2012年程乙本刊行220周年前後發表了一批文章,有代表性的是劉世德認為程乙缺點大于優點,失敗大于成功。第六階段,近年有學者把兩版本全書進行了比對,認為程乙勘校的質量比程甲有較大提高。張俊從這些階段中吸取經驗得到啟示,即解讀程乙本有三個層次,第一,以程甲本為主要參照,要理清程乙本的異文,把程乙本獨有的文字作為研究對象。第二,在這基礎之上,如果舉例程乙本的文字評議改得好壞的時候,引證的文字應該準確,而不應該用和其它版本相通的文字。程乙本不應該冒功,也不應背鍋。第三,對程乙的功過進行客觀地評議。

  首都師范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教授詹頌通過對近40年中國大陸學界《紅樓夢》程高本研究的回顧,認為程高本並未淡出大陸學者的視野。據她介紹,學界對程高本基礎文獻整理和研究方面進一步完善細化;對程高本兩位整理者及相關問題的歷史研究有新的突破和認識,糾正了此前的一些錯誤認識;學界重估了程高本的價值,肯定它在《紅樓夢》傳播史上的巨大貢獻;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她還提到,白先勇推崇的臺灣桂冠出版社版《紅樓夢》是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啟功注釋的程乙本的正文和校注,加上由臨沂師專九名教師編的《紅樓夢注評》的注評內容拼合而成。

  近年關于《紅樓夢》作者署名的問題屢被拿來討論,它與評議版本也不無關係。“高鶚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續寫《紅樓夢》。有的人痛罵高鶚,説高鶚續得怎麼樣,這種憤恨的心情是不是有先入為主的味道?他們沒好好去研究高鶚的生平,沒有好好去研究程偉元的生平。”在中國紅樓夢學術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胡文彬看來,目前紅學研究中有“膠柱鼓瑟”和“深文周納”的問題。他即將出版一本新書,要還《紅樓夢》程高本的整理者程偉元一個符合歷史的身份。胡文彬認為,程高本中有的情節不能銜接是因為程、高整理時做了“裁長補短”的工作。該本兒化音加得較多,不能“歸罪”為程偉元和高鶚作了改動,胡文彬仔細查看在程本之前的版本,發現一些章節有更多的兒化音。他談道,為了否定後40回的內容,出現了許多文章辱罵高鶚的人品,有些文章還出自老先生之手,把後40回的著作權“送”給高鶚。“原本是簡單的學術邏輯的事情,卻被所謂的學問家攪得一塌糊涂。”胡文彬説道。

  “有抄本、有刻本,抄本裏面有殘缺的、有完整的,還有前人的批注,《紅樓夢》的版本是復雜的問題,就必須進行復雜的探索。”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段啟明認為,《紅樓夢》是文學遺産,現在流傳下來的十幾種抄本和印本都應該被保護、整理、校勘、注釋,保留各個版本的原貌,而不應該把不同版本的內容重新組合,這樣還會引起作者署名問題的爭議。應該盡可能搞清楚各版本的問題,然後通過版本的研究,提醒人們從新的角度探討《紅樓夢》。段啟明舉例,甲戌本第三回回目是:金陵城起復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程本第三回回目是:托外甥如海薦西賓,接外孫賈母惜孤女。段啟明説,收養二字觸目驚心,這就反映在可能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抄本中,林黛玉在賈府裏的地位和處境。通過校對異文,曹雪芹寫林黛玉在賈府的地位和處境的原意可能就更明確,對林黛玉的處境和心理就有新的理解。

  “《紅樓夢》啟發大家對人生的思考,究竟人生是怎麼回事兒?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變化?這個大家族怎麼就毀滅了?賈寶玉的一些很正當的追求怎麼就不行?過去的解釋是封建社會對人的安排就是這樣,這是有道理的。但是再想一想,為什麼有些人就不走這條路?這裏就要思考人性,他的本性在那個時代的衝擊下有一些新的追求,而這種追求跟社會又是矛盾的,産生了這種痛苦。《紅樓夢》年輕人有年輕人的讀法,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讀法,就是根據自己生活的經歷的不同,可以對很多問題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版本研究最終還是要為文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它不是一個孤立的校對和校勘的問題。”段啟明説道。

  一些學者在研究中最終是憑借理解不同文本的文學性來判斷《紅樓夢》版本優劣,版本的實際情況卻未必如人料想的那樣,版本研究也時常要警惕偏離學術。北京大學教授陳熙中有兩個基本觀點:是否是原文與文字好壞沒有關係,曹雪芹在藝術上也會有缺點。他説所有的校注版本都聲明“盡可能地恢復原文”,但這只在局部可以做到。他更欣賞抄得比較差的版本,因為抄書人文化水平低,不會隨便改動,那些抄錯的字都能看得到。胡文彬認為,研究版本時應了解一些抄書的經過和出版的經驗,一些學者對抄本所帶來的問題的認識,是不了解歷史的實際情況導致的。他説,清代朝鮮使臣寫的《燕雲錄》裏提到,抄書現場是一人持書本高聲朗讀,抄書人伏案抄寫,不少工人、服務員下班以後來抄書,讀書人念時會操各地方言,抄書人憑讀音抄書字會有許多聽錯的地方。另一種情況是老板覺得某一本書能賣錢就把書買回,拆掉書線,把書葉分交給抄書人,老板在一旁催促,也同樣會出現許多錯誤。對于刻本,胡文彬曾聽説印刷廠老板為了發獎金,讓內部員工把不同書的內容拼湊在一起上街去賣,他認為程甲本、程乙本配頁、缺頁的情況就與這種現象有關。

  近年,有學者在曹雪芹故居、書箱等研究材料之外,提出了有關《瓶湖懋齋記勝》的新佐證和《種芹人曹霑畫冊》《李谷齋墨山水陳紫瀾字合冊》等新材料。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黃一農在會上作了《曹雪芹與〈瓶湖懋齋記勝〉中的鑒畫過程》的發言,他在胡德平、嚴寬的研究基礎上,把《瓶湖懋齋記勝》中提到的曹雪芹與友人一起鑒定過的《秋葵彩蝶圖》《如意平安圖》的來龍去脈,和圖像細節原委進行了分析,以證明《瓶湖懋齋記勝》不是偽造的。胡德平表示,對于這些有關曹雪芹的新出材料,如果能夠很好地研究,把它們的價值發掘出來,如果能夠形成一種“今天”與“昨天”的對話、證實與證偽的辯論,很可能曹雪芹研究就會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對于版本問題,胡德平的看法是,就文本本身而言,程本和脂本係列各具特色,程本提供了120回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更適合大眾普及閱讀。脂本係列包含更多關于曹雪芹寫作背景和《紅樓夢》原始版本的信息,更適合有深入閱讀需求的讀者及研究者使用。

(編輯:王少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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