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术论坛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论坛以“道路、经验与模式——全球视野下的新中国电影七十年”为主题，并设置“走向新时代的中国电影：文化自信、产业升级与多元格局”和“聚焦中国新主流电影：全球视野、国族认同与类型拓展”两个分议题。来自国内外的五十多位业界知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中国电影美学、道路探索、类型、文化传统、国家形象、中国故事、历史与未来、电影产业和全球化道路进行了深入讨论。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回顾70年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中国电影如何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产业升级和多元发展格局成为题中之义。
历史经验与当下传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认为70年新中国电影发展深受5个外力影响：主管部门；评论界/媒体的声音；观众的口碑；来自市场利益方的声音；海外舆论。各个时期的力量强弱不同，电影的形态也各有不同。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举了评论界影响电影行业的例子：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推崇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启蒙、人性、人道主义、创新，“第五代”开启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当时，活跃的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建构了新时期的电影景观。
西北大学教授张阿利提道，吴天明导演受到当时纪实理论的影响，拍了《没有航标的河流》。1984年，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看了《人生》后，提出了拍中国西部电影、拍中国西部片的理论倡导，对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从此以后，以《人生》开始，西安电影制片厂陆续拍出了《野山》《黑炮事件》《孩子王》《老井》《红高粱》等一批作品。
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认为今天中国电影发展有5个内在动力：中国当代政治开放与整合的需要；民族文化传承；数字技术应用的普及；全球消费文化潮的扩散；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意愿，这也合力要求中国电影奉献自己的类型片。
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则提出了被忽视的一段历史：从冷战研究史的视角观照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电影，回到历史现场，从国家制度、政治以及对外交流的层面，考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影片交换，集中展映、交流互访、合作拍摄，总结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的跨国经验和全球想象，以供当下借鉴。
讴歌英雄与民族性自觉
“我们一直在讲英雄的故事，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英雄的故事深入民间，深入社会机理的各个部分。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是对战斗英雄的描述；历史英雄叙事如《林则徐》《甲午风云》，农民英雄叙事如《李双双》，儿童英雄叙事如《小兵张嘎》，工人英雄叙事如《无穷的潜力》都贴合时代的气质，来发掘共同的政治伦理，其中不少成为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文本，典型的就是《小兵张嘎》。这跟西方的超级英雄不是一个概念，但在具体时空中非常明确。”南京大学教授周安华说。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则以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克拉的著作《电影创造美国》做类比，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巨大成功和影响造就了美国的当代文化。“尽管新中国成立时正处于冷战时期，但正是毛主席对电影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做出了类似的电影造就新中国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建构对当代中国电影创作实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陈犀禾分析认为。新中国建立了国营电影工业体系，并对中国传统私营工业体系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同时在电影创作中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传统。“主要的美学特征是影片的主人公通常是革命战士，也可以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普通人，如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影片的主要内容是歌颂主人公为国家、民族、社会、正义和进步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并取得胜利，或一种象征性胜利的故事，故事的空间从城市转向农村和战场，人物无论男女，性别的意义和表达通常从属于政治的意义和表达，相比于故事内容的激进，影片的叙事风格反而比较温和，接近于好莱坞的连续性剪辑和透明的叙事风格，通常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陈犀禾认为。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电影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着自觉的民族化意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以郑君里、水华等导演的电影理论和实践为例，“《林家铺子》对于江南水乡常见的船的使用非常自然，船是一种意向，代表着漂泊和不确定，在《林家铺子》的结尾，小船有一种前途叵测、不可预知的含义，这是传统艺术表现手段与革命意识形态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让这样的艺术作品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了艺术性，同时又兼具民族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则认为，“第四代”导演是中国写意电影的开拓者。“‘第二代’、‘第三代’导演的写意仍然围绕戏剧性，整体要服从戏剧性，写意只是一种手段。真正把写意作为电影主体的是‘第四代’导演，很多散文电影、诗电影等等，都是从‘第四代’才开始创作的。中国电影文艺片始于‘第四代’导演。”赵卫防说。
70年电影史的情感暗线：家庭伦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智华说，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电影继承了我国伦理片的叙事方法，积极表现新中国的人伦关系与人伦之理，理想色彩较浓，基调高昂，手法比较简单。“新中国提倡自由、平等、友爱、互助等精神，新的伦理道德随之产生，像《儿女亲事》《我们夫妇之间》《花好月圆》《李双双》等影片表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夫妻相互支持等新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片对以前的伦理片有所继承，有所创新。”
1977年至1986年的中国电影，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结合紧密，往往以小见大，以家庭关系反映社会问题，思想深刻，时代性和现实性比较强，影响巨大而深远，谢晋为最著名的代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说：“谢晋把政治伦理化、情感化，并且非常有效地和观众沟通。新中国这70年来，每个时代都在建构着一套特定的情感沟通方式，把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放到一个情感框架当中去完成他们的叙事。比如《我不是药神》按照理性的方式不一定能解释清楚，但是装进情感化框架时，就被人们所接受。”
即使是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流浪地球》，也更像一部展现家庭伦理的灾难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喜清认为，中国人有一个强大的向后看、向传统看的文化习性，中国文化注重历史理性，西方则是工具理性，《流浪地球》作为一部科幻片，讲述了中国价值，集体主义、情感表达、祖孙三代家庭观念等，“但科幻电影的中国性表达上还有提升空间，《流浪地球》的影像表达和电影形态基本上还是好莱坞式的，电影的科幻形态是否只有美国好莱坞式的？这还是中国科幻电影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方向。”
提升电影工业，构建亚洲电影生态
《流浪地球》是近几年中国电影界呼唤和期待已久的体现电影工业化程度的高峰，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总结道，电影工业化主要体现在：资金的保障；制作的难度和质量，技术的高新尖端和前沿；投入人数之多，制作时间的长短。庞大复杂工程的协调统筹需要一种高度工业化的管理，“工业化还包括组织管理，如何协同、如何以最少的钱或最少的人达成最好的效果。钱不是工业化的标准，一整套分工明确的专业流程才是。”
在好莱坞一家独大的格局中，近年来，亚洲电影呈现了别样生机。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谭政认为，构建亚洲电影生产链或是从大格局上发展中国电影的有效办法。“在当下全球开放的电影国度中，本土电影份额能够超过进口片的国家几乎都在亚洲，它们是印度、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地处亚洲的土耳其，在2018年全球前21大票房的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占有八席，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可见在全球电影版图中，亚洲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生态，在这个电影生态中，他们联系的很紧密，很多国家和地区之间都有合拍影片，生产链中都互相有一些支撑。”
对新时代的展望
随着近两年《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战狼2》等现象级电影的出现，中国电影增强了文化自信、升级了电影工业，创造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可能性。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认为，中国电影要“兼顾普遍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在兼顾‘走出去’和本土性的前提下建构中国话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依托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未来现实主义创作将出现“积极现实主义转向”。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电影发展重要的观众基础，“电影如何在市民和国家之间找到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里获得共同空间，是新电影观众结构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内在要求，《我不是药神》一开始是通过市民社群联接解决问题，但其根本是靠国家的回应实现问题的圆满解决。”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提出，应将电影的经济责任与电影的社会责任相整合；将电影的历史传统与电影现实经验相汇聚；将电影的民族立场与电影的国际视野相交汇；将电影的科技升级与电影的文化提升相并置；将电影的管理模式与时代发展相统一。以中国电影的形态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来构建中国电影国家品牌的最终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