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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縫紉機樂隊》:盡是癲狂的想象狂歡節

時間:2017年10月16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王驥偉
  電影《縫紉機樂隊》劇照
  激烈、狂喜、懷舊,大鵬的《縫紉機樂隊》延續著小人物大情懷的路線,講述了一群人組建樂隊逐夢的故事,故事簡潔而幽默,如同一首關于青春和夢想的詩,連接著過去和未來,輕快而明亮。大鵬將集安打造成一座“搖滾之城”,有笑聲和淚水,人們在想象中重拾理想,為青春而熱血高歌。
  集安,是故事的發生地,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搖滾、熱血、夢幻觸碰到現實,都是夢碎的聲音。《縫紉機樂隊》塑造了一群“神奇”之人:執迷吉他的老中醫、熱愛彈琴的小蘿莉、彈奏貝司的叛逆少女、尋找戀人的臺灣鼓手……大鵬借鑒了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的人物設定,小人物貌似普通,卻身懷絕技,與眾不同。在大鵬的電影中,程功和胡亮承載主要的敘事功能,意味著城市和小鎮在觀念上的碰撞,城市意味著妥協、墮落,小鎮則意味著善良和純真,正如同《泰囧》一般,小鎮青年並非敘事的主體,他的存在只是作為娛樂的點綴,是一種想象的在場。
  在現實中,集安是大鵬的家鄉,但它並無詩意,是回憶讓小鎮變得五光十色。電影中,程功在城市中落魄不堪,依靠謊言重返家鄉。城市,在電影中,是一種遙遠的存在,是想象的神聖和救贖;小鎮則在“城市化”進程中搖搖欲墜,年輕人面對著日漸變化的現實,只能以夢想之名衝撞著頑兇的現實,他們落魄不堪,又百般無奈。在現實中,小鎮青年並沒有真正在場,面對濃厚的商業性傾向的時代,小人物質疑、惶惑、衝撞,沉溺于搖滾,向現實詰問、抗拒或者挑釁,而現實留下的只是殘破的城鎮,搖滾變成一個關于語言、時間、空間、姿態的詞語。
  隨著數字電影技術的普及,《縫紉機樂隊》的成功是一次小人物的狂歡節,電影觀照小鎮青年的成長狀態,同時,數字化時代為普通人打開一扇參與影像制作的窗口。新生代導演大鵬拍攝的《縫紉機樂隊》迎合了這個時代缺席的人群:城鄉變化中小鎮青年,他們極具草根精神,面對現實,他們樂觀、不服輸,又混雜著對現實無奈的調侃,他們參與寫作歷史,卻從未得到話語權。《縫紉機樂隊》如同一個社會透鏡一般,折射著小人物的悲歡,他們心懷夢想,憧憬著改變未來,哪怕微不足道,卻依然追逐夢想,不懼失敗。
  從《煎餅俠》到《縫紉機樂隊》的創作,大鵬的敘事語言變得更加嫻熟,以好萊塢經典的敘事模式講述著小人物逐夢的故事,這部電影是時代的産物,意味著庶民的狂歡,它夢幻、不真實,卻有笑聲和淚水。大鵬將搖滾樂中的歌詞進行化用,調侃了畢贛的詩,“為了尋找你,我搬進了鳥的眼睛”。在影片結束的時候,他邀請Beyond樂隊進行集體合唱。這部電影並不崇高,但也絕非低俗,面對著無法更改的現實,小人物躲進夢裏笑一次,哭一場,緬懷已逝的青春,然後重返日常生活的軌跡。
  與《煎餅俠》不同的是,電影《縫紉機樂隊》更懷舊、更具野心,小鎮青年嘗試組建搖滾樂隊,既是對理想的追尋,也是對初心的回歸。程功並非成功,他失意又落寞。他的理想曾被金錢打敗,在胡亮的感召下,他的純真漸漸被喚醒,重拾對音樂的勇氣。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縫紉機樂隊》中,人物形象雖各具特色,但缺少與觀眾心靈上的碰撞,這些人物形象單純地變成一種承載記憶的符號,借此喚醒觀眾對時代的緬懷和思考,影片的人物一味沉溺于對搖滾的想象中,又從側面反射出小人物對現實的畏懼感。
  在電影中,理想變成懷舊的場域,歌曲《我們都選C》融合多種搖滾元素,光輝街、歲月路、佩斯理發店,在導演眼中,逝去的東西均被蒙上浪漫的、憂傷的氣質,這次懷舊伴隨著年少時的不甘與失落。但這種想象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現實生活,小鎮如同“空中樓閣”,人們心懷理想,卻缺少對生活的真實寫照。
  這讓《縫紉機樂隊》陷入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它從未真正觀照理想,又亟須某個場景的快照以證明在場;它在制造全民娛樂之時,淺嘗輒止,大合唱如同一場幻覺、一次自娛自樂,城鄉變遷中的小鎮青年僅僅變成娛樂的編碼。在影片的結尾,頗為吊詭的是,在樂隊中,只有程功實現了個人夢想,他結識戀人,再次遠離家鄉,其他人依然是無名之人。搖滾僅僅是一場夢,夢醒了,所有人都要離開:小鎮回歸平靜,城鎮化建設將持續進行下去,夢想再次被淹沒。
  作為一部喜劇片,盡是癲狂,盡是過火,《縫紉機樂隊》融合了諸多電影類型,其中包含音樂片、動作片等敘事元素。在後現代語境中,《縫紉機樂隊》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迷影作品,復制、拼接、創造,在好萊塢的經典敘事中,大鵬為這個時代的小人物建立了一個話語場:為了夢想,他們渴望、迷茫、執著,哪怕曾站在舞臺上短暫一瞬,但他們頑強、樂觀、不退縮,也曾努力過。
(編輯:王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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