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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掘鄉賢的社會功用

時間:2015年02月11日來源:《中國藝術報》作者:劉百淞

雲南建水朱家花園有大觀園之稱,為清末年間當地鄉紳朱渭卿弟兄所建的家宅和宗祠,一磚一瓦間蘊含著一個家族對傳統道德禮儀的堅持

 

  

  “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幹意見》中,“創新鄉賢文化”成為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舉措。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鄉賢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底層社會有著切身的體會和真實的情感,守護著鄉間的道德文化,發揮著加強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維持基層自治的重要作用,為鄉土中國保留親情、和諧與智慧。滄海桑田,隨著時代發展,今人已無法復制鄉賢的具體行為,我們需要做的是,以文化綜合創新的方式,打造新時代的鄉賢文化。——編者

 

  

  作為歷史陳跡,“鄉賢”一詞塵封已久,人們逐漸淡忘了它的最初涵義。鄉賢原本是指那些品德和才能為鄉人推重的士人。他們中間,有的人官高爵顯,有的人終生布衣,有的人封妻蔭子,有的人孑然一身,以至于今人難以全面把握“鄉賢”的歷史走向。

  歷史上,由于社會分工的需要,不同的人群被劃分為某一類的“民”,于是出現了士、農、工、商的職業分途。“四民”的名義由此確立。從廣泛意義來講,“四民”都有生産性,各司其職,相互協作,共同促進社會繁榮。士為四民之首。士人中的極少數,步入仕途,參與政治生活,成為士大夫,而大多數士人留守故裏,與致仕還鄉的官員一起維持地方秩序,他們成為一股特殊的社會力量。客觀地講,這股特殊的社會力量,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愷悌君子,又有姦邪小人。不過,人們可以從他們的言行舉止來判斷誰是鄉賢,誰是土豪劣紳。可以説,鄉賢與土豪劣紳之間的界限十分明朗。

  然而,鄉賢與“鄉願”卻難以驟然區分。大姦似忠,大偽似真。“鄉願”是貌似謹慎、善于鑽營投機的偽善者。他們擅長施舍小恩小惠,蒙蔽視聽,博取盛譽,借以謀求私利的最大化。在“鄉願”的內心世界裏,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工具,維護自己的實際利益才是最終目的,為了達到這個最終目的,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至于倫理、道德、良心、名聲、榮譽,只不過是用來挾持他人、欺騙大眾的手段罷了。“鄉願”與鄉賢的祈向背道而馳。儒家因而斷言“鄉願,德之賊也”,要求士人明辨善惡,自覺塑造君子人格,著力推進“修己治人”的工作。“修己”是士人恪守倫常、提升境界的過程,做到極致,必然成就“內聖”的人格;“治人”是德才兼備的君子參與社會治理,維護公共生活秩序,促進人類社會的普遍繁榮,做到極致,必然實現“外王”的功業。二者相互貫通,構成“合內外之道”。鄉賢在本鄉本土承載“合內外之道”,為鄉土中國保留親情、和諧與智慧。

  平心而論,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鄉賢一直發揮著加強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維持基層自治的重要作用。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看,鄉賢是一種文化符號,它維係著士人的精神家園,將地理標識與歷史名人的人生境界、生命氣象貫通起來,激勵同道朝著“仁民愛物”的方向前進。從孔子揭橥“仁”的學術價值,到孟子強調統治者應當與民同樂、實行“仁政”;從公羊學宣揚“尊尊,親親,賢賢”的社會理想,到董仲舒撰寫《舉賢良對策》;從“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到“民胞物與”,從“天下為公”到“世界大同”……無不顯示鄉賢在文化領域的精湛造詣。

  既然鄉賢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積淀,那麼現代人應該如何重新發掘鄉賢的社會功用呢?這就需要從鄉賢的來源、歷史價值和現代轉化等方面來加以考察。

  鄉賢來源于民眾的日常生活。鄉賢是具體的歷史的人,他們的成長過程就是一部催人奮進的勵志書。或許,有人將鄉賢等同于那些正襟危坐、不茍言笑、張口之乎者也的長者,覺得這些人遠離生活、不通人情、毫無趣味、滑稽可笑,早就淹沒在故紙堆裏,不足可觀,不值一提。這種看法,失之武斷。其實,古往今來,許多鄉賢都出身于草根階層,對底層社會有著切身的體會和真實的情感。以孔子門下的賢人為例,曾子以“大孝”聞名于世,長期從事農業生産,鋤瓜養豬,照料家人;與孔子一起興辦私學的子路,原本是不知禮儀的“野人”,為了奉養老母,不惜“百裏負米”,成為歷代傳頌的孝子;冉雍的父親是身份卑微的“賤人”;子張出身于“魯之鄙家”。西漢時代,許多鄉賢一邊從事農業或畜牧業生産,一邊學習經典文本,甚至出現了匡衡白天傭工、夜間鑿壁取光的感人事跡;魏晉時代,許多鄉賢遠離紛爭,退守鄉裏,信守道德傳統;北朝時期,社會動蕩,許多文化典籍在鄉賢那裏得到了保存,為隋唐時期的文化繁榮積蓄了實力。明代大儒吳與弼躬耕自養,清晨起來簸谷,為遠道而來的弟子門人準備餐飯,並以此教育陳獻章務必勤勉自持;清初大儒顏元,文武兼修,以苦為樂,在農作物栽培、水利、醫藥等方面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鼓吹“習行”精神,敦實勞作,造福一方。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他們都是舉世敬仰的鄉賢,他們都曾參與生産實踐,經歷社會底層的磨煉。面對艱難困苦,遭遇陳規陋俗,他們迎難而上,激流勇進,效法往聖前賢,砥礪身心,最終贏得人生的轉機。

  鄉賢營造了最美的家風。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和諧的家庭是其樂融融的心靈港灣,是個體健康成長的關鍵,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周易·家人·彖》為我們描述了一幅極具傳統色彩的家庭倫理的畫面,講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就是説人倫起于夫婦,夫婦雙方必須恪守本分,和樂且耽,才能確保家族興旺;夫婦必須敬仰老人,履行孝道,才能成就美德。展開來講,父子、兄弟之間也有各自必須遵循的倫理規范,其余親屬關係按照喪服制度依次類推。由家庭和睦可以擴充到家族興旺,由家族興旺可以推導至國家富強,由國家富強可以延伸至天下太平,這就是“正家,而天下定矣”,或者説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縱觀歷史,許多鄉賢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于他們從小沐浴在和美的家風之中,從先人前輩的嘉言懿行中獲得文化滋養,焚膏繼晷,樹德立人,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東漢學者楊震,被時人譽為“關西夫子”,一生勤儉自持,教授門人弟子,步入仕途之後,有人深夜送金,認為此事“無有知者”,楊震嚴詞拒斥,認為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此後,“四知先生”的威名傳遍四方。在楊震的高風亮節的感召下,弘農楊氏出現了“四世三公”的家族榮耀。著名學者顏之推,一生經歷南梁、北齊、北周、隋朝的政治變動,顛沛流離,好學不倦,結合自己的家學淵源、社會閱歷和讀書心得,撰寫出一部彪炳青史的《顏氏家訓》,這部家訓被後世讚為“家訓規范”,瑯琊臨沂顏氏家族在經學傳承、史學著述等方面建樹頗豐,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盛名的學術家族之一。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朱熹是一位劃時代的賢人,面對中原陸沉、朝廷多變的慘淡局面,他不僅闡述性理之學,而且強調的家庭倫理和日常禮儀的重要性,後世流傳的《朱子家禮》就是對其思想的高度概括。明清以來,許多官僚士紳紛紛編撰家訓,以此作營造最美家風的手段,希望子孫後代能夠恪守倫常,福澤綿長。

  鄉賢秉承儒家的教化思想。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自從人類告別洪荒、步入文明時代以來,任何社會形態都有其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一旦突破了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人類社會的公共生活規則必將失去效用,人們的頭腦必將被“叢林法則”支配,人就會失去作為人的資格,最終返回赤裸裸的動物界。在儒家的價值觀念中,人與天地並立,共同構成“三才之道”。天地之間,每一個人都應盡到自己的責任。任何對社會責任的逃避、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以及對人類尊嚴的踐踏,都是對自身作為人這一優越性的放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儒家的“先富後教”的社會理論有其合理性。深入基層社會,貼近百姓生活,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面臨這樣一個難題:如何維係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從而讓百姓享有健康富足的文明成果?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儒家的“先富”理論中去尋找。當一個地方的百姓衣食無憂、逸居無教的時候,如何使其克勤克儉、明理知恥,進而消除社會隱患?儒家對此持有自己的見解,那就是“後教”。這裏所説的“教”,是指人倫教化。儒家以“五倫”作為協調人際關係的準則,即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大致説來,父子、夫婦、長幼涉及家庭倫理,而君臣、朋友涉及社會倫理。鄉賢通過言傳身教,使大家逐漸明白:貫穿人際關係的,不是單純的強力意志,而是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道德信條和倫理規范。儒家並不否認社會等級的存在。鄉賢在民眾和統治者之間構建一個緩衝地帶,一方面對統治者進行道德説教和良知感化,反對過分剝削,勸誡統治者善待生民,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安守本分、完糧納稅,遵守朝廷法度和社會公德。客觀地講,鄉賢在統治者和民眾之間進行斡旋,有助于營造穩定和諧的社會局面。

  鄉賢具有一定的平民化色彩。從社會和法律之間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存在著“良貴之辨”和“良賤之辨”,前者是指“四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差異,後者是指“四民”與其他民眾之間的區別。雖然社會等級和身份差異無法驟然消除,但是鄉賢沒有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仍然不遺余力地落實“有教無類”的理念。南宋時期,與朱熹往返辯論的陸九淵兄弟是江西地區著名的鄉賢,陸九淵憎惡科舉制度對士人構成的精神摧殘,疾呼“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這句話在底層民眾的心底掀起了驚濤駭浪,使他們重新拾起自信,敢于直面內心那種與生俱來的成就聖賢人格的可能性。在許多民風淳樸的偏遠地區,寧願不識字,也要堂堂正正做個人,一直是底層民族的心靈寄托。明朝中後期,涌現出前所未有的庶民精神,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泰州學派的王艮。王艮出身于“灶丁”,即古代的煮鹽從業人員,屬于名副其實的社會底層,然而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具有非常強烈的社會情懷,把自己對儒學的理解概括為一句話——“百姓日用即道”,用“百姓日用之道”、“百姓日用之學”來解釋聖人之道、聖人之學,為“愚夫愚婦”、“僮仆”、樵夫、陶工等底層群眾樹立了德性的豐碑,為平民儒學的順利登場掃清了障礙。自此以後,儒學不再是士人的專屬品,底層民眾也能暢談自己的心得。儒家再次從廟堂走向鄉野,將儒學的重心從經典文獻的詮釋轉移到底層民眾的生命體驗。這種日益高漲的庶民精神,在二十世紀初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得到呼應,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鄉賢對中華傳統藝術的傳承和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華傳統藝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于國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上,許多藝術流派都源于鄉賢的苦心經營。就書法而言,瑯琊王氏南渡以後,將俊美飄逸的書法風格帶到了江浙地區,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瑯琊臨沂顏氏不僅在經史之學方面佔據著重要地位,而且推動了書法的傳承與革新,涌現了顏延之、顏之推、顏真卿等書法高手,時至今日,依舊享有崇高的聲譽。就音樂而言,古琴流派中的廣陵派、諸城派都憑借鄉賢的不懈努力才能傳承下來;就繪畫而言,吳門畫派的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對文人畫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清初的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祈在太倉、常熟一帶開啟風氣,形成了“江左四王”的流派風格。這些鄉賢將“遊于藝”發揮到淋漓盡致,在“造化”與“心源”之間開鑿通衢大道,繼承前人,獎掖後學,促使中華傳統藝術在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走向世界。

  鄉賢能夠以開放的胸懷構建學術派別。中華民族是一個開放的民族,曾經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經歷了近代以來的苦難,今天又以全新的姿態學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歷史上,許多鄉賢博覽群書、觀察實驗、相互辯難,開啟了獨樹一幟的學派。例如,北宋時期,以張載為代表人物的“關學”,以程顥、程頤為代表人物的“洛學”,以司馬光為代表人物的“涑水學派”;南宋時期,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事功學派,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明末清初,還涌現了博採中西的桐城方氏學派。這個家族學派,從方學漸開始,經由方大鎮、方孔炤等人,到方以智那裏已經具備集大成的品質。方以智不僅與利瑪竇、南懷仁等西洋傳教士有著深厚的友誼,而且深入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易學作為基本框架打通中西,為世人留下豐厚的文化遺産。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自幼喜好數學、天文學,師從傳教士穆尼閣,學習西方數學知識,撰寫《數度衍》一書,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晚清以降,學貫中西的鄉賢更是層出不窮,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奮發圖強,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中華崛起嘔心瀝血、殫精竭慮,譜寫了嶄新的愛國篇章。

  滄海桑田,傳統社會離我們越來越遠,今人無法復制鄉賢的具體行為,只能以文化綜合創新的方式打造新時代的鄉賢文化。隨著生産力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生産方式在不斷變化,古人習以為常的“四民”分殊早已無法概括當前的社會分工。在現代社會裏,一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通過傳輸知識、出售職業技能或者用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換取生活資料,一夜暴富,博取相應的社會地位和權力。這早已不是什麼新動向了。這種情形,只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活動,不能與特定的道德或價值直接畫等號。

  究竟哪些人能夠成為新時代的鄉賢?這恐怕不是呼吁大家去扮演一個特定的社會角色,而是要求一部分人能夠在恪守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的基礎上,憑借自身努力,在經濟社會發展和道德理想之間搭建一個廣闊的平臺,真正做到“既富且仁”。從事功的角度來看,新時代的鄉賢必須同時具備“正德”、“利用”和“厚生”的美德,用今天的話來講,他們是一群品行卓越、業務能力超強、造福大眾的實幹家。當然,這些人必須熱愛本鄉本土,富有人格魅力,深受鄉親愛戴。否則,連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都無法保障,遑論成為新時代的鄉賢!

  在逝去的歲月中,鄉賢是道德文化的守護者,為人們留下一抹余暉;在未來的時光中,必將有一批社會賢達奮然屹立,他們極具“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堅守那片被喚作家園的樂土,群策群力,矢志不渝,實現我們的共同理想。這些人,就是新時代的鄉賢!


(編輯:丁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