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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千年 文脈相傳

時間:2019年05月14日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張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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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中,書院是極其醒目的地標。唐宋以來千余年間,書院所體現出的以經世致用為導向的學術追求,以傳道新民為己任的價值取向,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教學相長、教教相長、學學相長為特徵的教學理念,具有穿越時空的價值,當之無愧地成為中華文明的鮮明象徵和優秀傳統文化的斯文正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為更好地傳承中華學脈,弘揚書院精神,《光明視野》版將通過係列報道來聚焦書院的前世今生,挖掘書院中的文化脈絡,探求書院傳承和發展的更好路徑。

  作為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一種教育形式,書院始于唐、興于宋,至南宋時發展成熟,經元、明、清直至近代改制為學堂。

  千百年來,繼往聖、開來學,書院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而且是卓越人才的培養者、造就者,還輻射到韓國、日本等諸多國家,至今仍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

  進入新時代,書院該如何活在當下,繼續扮演好教育與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我們又該如何推動書院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成為值得關注的時代話題。

  壹.千年一脈

  初夏的岳麓山,林深葉翠。拾級而上,及至山門,宋神宗手書的禦匾映入眼簾時,岳麓書院便到了。

  湖南長沙岳麓書院。王駿攝/光明圖片

  如果從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開設“講堂五間齋序五十二間”算起,岳麓書院的歷史已逾千年。千百年來,岳麓書院人才輩出,正如院門旁懸挂的對聯所描述的那樣——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

  “這是一個流水對,成于清嘉慶年間。”岳麓書院院長肖永明介紹,彼時書院大修完工,學生們請山長袁名曜撰寫對聯。袁名曜出了上聯“惟楚有材”,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國(特指湖南)人才眾多;貢生張中階應聲對出“于斯為盛”,語出《論語·泰伯》,意思是在書院尤其興盛。

  “‘惟楚有才’可以説是岳麓書院的一個真實寫照。自成立始,岳麓書院始終立足于學術前沿,一直是三湘學子乃至天下學人向往的儒家文化聖殿。”肖永明説。

  宋代,岳麓山被譽為“道林三千眾,書院一千徒”;南宋時期,胡宏、張栻等著名理學家曾經在此講學、授徒,以岳麓書院為中心,形成湖湘學派。著名學者朱熹不遠千裏來訪,在長達兩個月時間內與張栻討論“太極”“中和”問題,留下了“朱張會講”的佳話,開書院發展史上不同學派會講的先河。

  明中期,王陽明來到岳麓書院拜謁朱張祠,講學傳道。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曾在這裏求學。

  清代,魏源、曾國藩、左宗棠、楊昌濟等都從岳麓書院走出,留下“中興將相,十九湖湘”的美譽……

  同樣在湖南,距長沙不到兩百公裏的衡陽,石鼓書院更早萌芽。1200多年前,唐代士人李寬在石鼓山結廬讀書,刺史呂溫曾訪之,題名為“尋真觀”,成為石鼓書院的雛形。

  宋至道三年,邑人李士真將其拓展為衡州學者講學之所。湖湘學子和文化精英在這裏匯集一堂。隨後,宋太宗、宋仁宗先後賜額,石鼓書院如日中天。南宋淳熙十四年,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倡導以義理之學授徒和書院教學要重踐履、窮理而篤行等理念,成為中國古代書院共同遵循的辦學宗旨和教學原則。朝廷賜額、朱子作記兩件大事,使石鼓書院名揚天下。

  就在湖南書院星輝燦爛的同時,數百公裏外的江西九江,被譽為“海內第一書院”的白鹿洞書院,正在廬山五老峰南麓茁壯生長。

  時光追溯到唐代,詩人李渤來此隱居讀書,因李渤養有白鹿,居所便被稱為“白鹿洞”。白居易過江州時,曾贈李渤詩: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江西九江白鹿洞書院。賀梓秋攝/光明圖片

  白鹿洞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九江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吳國富介紹説,南唐升元年間,朝廷首建書院“白鹿國學”,這以後,歷代多個皇帝對白鹿洞書院均有禦賜禦批。南宋淳熙年間,朱熹任南康知軍,到任伊始,他首先修復的就是已衰敗的書院,並自任洞主,制訂教規,邀請當時名家來此教學授徒,開“講會”之先河。

  白鹿洞有了朱熹主持,四面八方的名流、學子聚集于此,老師誨人不倦,學生孜孜以求。朱熹甚至請來與他觀點相左的陸九淵講會,讓不同的觀點在書院講會中碰撞。

  同時期,位于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也因群賢畢至而熠熠生輝。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嵩山文化學者宮嵩濤介紹説,從五代後唐清泰元年(934年)開始,嵩陽書院已經成為開展包括藏書、讀書、教書、講書、著書、刻書等文化活動的教育場所。

  “北宋時期,程顥、程頤、范仲淹、邵雍、楊時等諸多名師碩儒講學于此,成為程朱理學的策源地;吾道南矣、程門立雪等著名歷史典故即源出于此;司馬光不僅在嵩陽書院講學,其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的第9~21卷還在這裏編纂而成,留下千古佳話;范仲淹、歐陽修、梅堯臣、楊愈、謝降等人嵩山登高履勝,蒞臨嵩陽書院舉行文學雅集,每人唱和嵩山詩十二章,今傳于世,為嵩陽書院增色不少。”宮嵩濤説。

  岳麓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這些中國書院的代表者,雖天各一方,卻沿著相似的軌跡演進著。它們和中華大地上存在過的其余8000多所書院一起,繼往聖、開來學,成為中華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成為卓越人才的培養者、造就者,成為社會主流價值傳播的重要載體與渠道。

雨後的江西鉛山鵝湖書院美麗如畫。丁銘華攝/光明圖片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文化的向外傳播,書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國外。朝鮮世宗二十一年(1439年),朝鮮李氏王朝君臣借鑒中國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成為中國書院輸出的重要標志。此後,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等地,也成為中國書院傳播的目的地。

  貳.百年流轉

  時至晚清,歷經輝煌的書院,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的入侵,引起中國政治經濟的急劇變化,書院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肖永明介紹,光緒年間,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將教學內容分為“經義”“治事”兩門,增加算學、譯學兩門“西學”,還在每月的院考中廢除八股文的內容。王先謙還購買宣傳“新學”的《時務報》發給學生讀。不過,受制于時代,王先謙的改革立足點依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試圖在書院之外增設學堂以傳授西學。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迫于時勢,採納張之洞等人的建議,下詔全國書院改為學堂,省書院為大學堂,府、廳、直隸州書院為中學堂,州縣書院為小學堂。這一指令在第二年逐漸推行。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新到任的湖南巡撫趙爾巽將岳麓書院合並為湖南高等學堂,課程有經學、史學、國文、輿地、算學、物理、化學、生理、英文、體操等。

  至此,延續千年的岳麓書院,從傳統書院發展成為一所近代高等學堂。此後又歷經多次變革,終于在1926年,于岳麓書院舊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學,1937年改為國立。1950年,毛澤東同志手書“湖南大學”匾額,一個近代教育的新階段開始了。

  20世紀70年代,湖南省委托湖南大學管理、修復岳麓書院,延續其千百年來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播功能。目前,岳麓書院已經形成從本科、碩士、博士到博士後的完整的人才培養格局。

  “岳麓書院如今是被納入現代高等教育體係的傳統書院,目前是湖南大學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在傳統文化日漸復興、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不斷高揚的今天,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教育,理應充分發揮接通傳統與現代的優勢,開拓出人才培養的新路子。一方面扎根中華大地,立足民族文化傳統,從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資源,從中獲得啟示與借鑒,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體制;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學術體係,培養兼具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現代人才。”肖永明説。

  和岳麓書院類似,白鹿洞書院也在清末停辦,洞田歸南康府中學堂管理,田租為中學堂經費。宣統二年(1910年),在書院舊址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

  辛亥革命以後,白鹿洞書院遺址曾遭火災,藏書大部分損失。民國七年(1918年),康有為曾題寫“白鹿洞書院”橫額,書院也偶有修整,但始終難挽頹勢。抗戰時期,書院遭到日軍破壞。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曾表示白鹿洞書院由當時設在南昌的“中正大學”接管,作為“中正大學”的永久校舍,但這個計劃並未實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對白鹿洞書院的遺址頗為關注。由地方文教部門派人進行管理。經過幾十年重修,目前,白鹿洞書院已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一級自然保護區、廬山世界文化景觀之一。

  嵩陽書院則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始了漫長的轉型之路。宮嵩濤介紹説,光緒年間,嵩陽書院停辦後,先後由嵩陽高等小學堂、中岳中學、登封師范學校、中共登封縣委黨校、登封縣教師進修學校等斷續使用。“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期,因為長年的只使用、不維修,嵩陽書院變得破破爛爛,瀕臨坍塌。”宮嵩濤説。

  1982年至2005年,嵩陽書院開啟全面維修保護,講學、祭祀、藏書、齋舍、禦碑亭、接官亭等歷史建築得到保護,清代嵩陽書院原有建築布局和環境風貌得以恢復。

  “書院教育在傳統社會裏歷經波折,但具有良好的延續性。對于中國而言,西化及全球化的歷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直接導致了封建社會及傳統教育的結束。這種結束,一方面帶來了翻天覆地、一日千裏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帶有‘休克式療法’的偏激。”吳國富説。

  傳統書院的終結,是否意味著書院教育與現代教育南轅北轍呢?對此,吳國富持否定態度:“清朝晚期,傳統書院宣告終結,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書院上千年的積淀值得我們深入發掘。”

  參.老樹新花

  與鄭州大學合作,新建一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的鄭州大學嵩陽書院,逐步形成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個層次的教育培養體係,嵩陽書院在新時代“活”了起來。

  與九江學院合作,設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續編白鹿洞書院志》等書,白鹿洞也突破了歷史藩籬,“活在了當下”。

  除此之外,九江學院和鄭州大學還聯合開展“白鹿·嵩陽書院文化之旅”,通過知識競賽、辯論賽、演講比賽、古詩詞吟誦等文化項目,尋找書院的現代生存樣式。

  書院在當下,老樹開新花。白鹿洞書院和嵩陽書院的探索,是傳統書院在新時代傳承和發展一個縮影。近年來,全國各地的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書院的思想文化價值,以書院為陣地開展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動,在保護和利用書院方面創造和積累了很多經驗。

  “存世的書院理應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活’在當下、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養現代人才作出更大貢獻。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在現代社會充分發揮書院的功能,包括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文物保護、社會服務幾個方面。”肖永明説。

  “縱觀人類社會的教育史,一類是以人為中心的教育,一類是以知識技術為中心的教育,兩者的目標、內容、方法都極不相同,但無疑是相輔相成的,不可互相替代。書院教育圍繞‘人之所以為人’這一中心,以儒家經典為文本,以歷史實踐為案例,以書院為依托場所,以‘會講’等為方法,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現實目標,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培育了廣大民眾的道德心理,促進了社會的優化,這些都是應該傳承和發揚的。”吳國富説。

  在肖永明看來,書院精神是書院的靈魂,是古代書院制度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在人文精神不斷失落、功利主義愈演愈烈當今社會,書院精神越來越顯現出其價值,需要我們大力的弘揚和傳承。

  “中國古代書院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一係列思想觀念、價值追求、文化傳統、教育理念、辦學風格,逐漸積淀、凝練為一種獨特的精神價值,這就是‘書院精神’。其具體表現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書院有所不同,總體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重視生命意義、以人為本、立德為先、重視人格養成的人文精神;擔當天下、傳道濟民、教化社會的經世精神;窮本探源、極深研幾、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不囿成説、不斷超越、與時偕行、引領學術思潮的創新精神;有教無類、自由講學、兼容並包的開放精神;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師生之間質疑問難,‘疑誤定要力爭’的自主精神。”肖永明説。

  傳統書院結晶的這些寶貴財富,如今也被越來越多的高校所珍視,在國內,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高校,都紛紛展開書院制試點。2014年7月,這四所高校還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臺灣清華大學、臺灣政治大學在北京發起成立亞太高校書院聯盟,探索傳統書院精神和現代大學精神融合共生。

  “傳承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首先需要對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加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次,需要在現代的文化、教育實踐過程中借鑒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從中獲得啟迪。”肖永明説,現在很多學校,重知識的傳授而輕道德情操的培養、健全人格的養成,書院教育強調“求道”“求學”統一的人文精神,不失為矯治這一偏弊的良藥。“當下,不少大學新生在卸掉高考重壓、擺脫嚴格管束之後,學習動力不足,對所學的知識不願意深入思考。書院教育對學生自主性、主動性、懷疑精神的強調,可以為克服這種傾向提供幫助。”

  吳國富也認為,近現代一百多年的教育,凸顯了重視科學、知識的長處,但也在人本教育上形成了短板。“以人為核心”的教育,是科學與知識教育無法取代的教育,它與人類社會相終始,必須經過很多歷史實踐才能較好地把握。

  探索現代書院制,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吳國富認為,從內容上看,書院教育應當研究和傳承儒家經典,以積極入世、承擔社會責任為主體精神,背離這一主體精神,就不能稱為書院教育。“知行合一,知與行良性互動、互相促進,是衡量書院教育效果的主要指標。能知不能行,或按照刻板的教條去行為,都無法取得真正的效果。”

  “我國正面臨著構建現代大學精神、大學價值理想的任務,傳統書院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經世精神、探索精神、創新精神、開放精神、自主精神都可以給我們重要的啟示。我們應該在對這些精神價值重新進行詮釋、闡發之後,將其納入現代大學精神之中。”肖永明説。

(編輯: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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