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一 

　　2015年10月，我曾随友人寻访东坡足迹，来到江苏宜兴闸口村苏轼好友邵明瞻故居遗址海棠园。园中有苏轼手植的海棠，还有苏轼当年亲题的匾额：天远堂。然而，久扣其门，无人应答。正怅然间，忽有热情村民路过，帮忙辗转联系到园主——邵家32代后裔邵月勤老先生。同行的两位朋友都是四川人。听说东坡先生故乡来人了，邵老先生一分钟也没有耽搁，驾着小机动车匆匆赶来，请我们进园欣赏，还拿出《邵氏家谱》（现藏上海图书馆）复印件热情地给我们讲解。那一刻，我内心的感动无以言喻，今昔交叠，时间的迷离感倏然涌现，仿佛东坡先生尚未走远……

　　海棠在1952年曾被台风刮断，后来又从老根上长出新枝；天远堂牌匾“文革”时曾被没收，幸而未被损毁。也许，有人会质疑东坡手植海棠存活至今的可靠性，质疑“天远堂”东坡手迹的真伪，从学术求真的角度而言，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仍然要感谢邵氏后人，900多年的风霜雨雪，他们代代相传，守护着海棠园和天远堂，守护着苏、邵两家的亲密情谊，更守护着一段值得永远传承的文化传统。

　　二 

　　衣若芬女士的新著《书艺东坡》探讨的正是一个类似的、值得永远传承的文化传统的话题。该书从存世一百余件苏轼书迹中选取了五件颇具特色的作品进行讨论，分别为：题跋最多的《天际乌云帖》（约书于1076-1087年间）、评价最高的《黄州寒食帖》（约书于1082年）、内容最玄的《李白仙诗卷》（书于1093年）、篇幅最长的《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合卷（书于1094年）、临终前数月写的《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书于1100年）。但她并不打算仅仅依循传统的书法史研究方法，辨析作品真伪，分析作品呈现的结体、线条、笔法、风格等，为作品和书家找到历史的时间坐标和艺术定位。相反，她主张，“我们最好能接受作品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不确定’而开放的许多可能性，并且在合乎认知框架和学理依据的条件下，展现探求和论述”。

　　事实上，《天际乌云帖》原件如今下落不明，《李白仙诗卷》原件于20世纪初流入日本，《黄州寒食帖》等其余三件作品分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一般大众所能见到的都是印制本。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些艺术珍品的浓厚兴趣。除了它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细加揣摩、深入阐释。比如，苏轼是在什么时空背景下书写了这些作品？试图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后人又是如何理解他的表达？书迹的线条笔墨与文本意涵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内在关联？是融合？抑或背离？后世的人们是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这些艺术珍品？并曾受到怎样的影响？在将近千年的岁月迁转中，这些书法珍品遭遇过哪些事？哪些人？作为一位苏轼研究学者与书画研究学者，衣若芬女士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为我们开启了一段引人入胜的东坡书艺之旅。

　　《书艺东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墨韵”，重点阐释创作者和作品（包括后人题跋）。不仅从笔法风格和书写时代安排这五件书迹在苏轼存世书法作品中的位置，而且着力探求其中的意蕴和韵味。例如，《天际乌云帖》中“雪衣女”的含意？“雪衣”可否指鸽子？太守让营妓从良，是否应该避讳？《寒食帖》黄庭坚题跋中“无佛处称尊”一语，是自谦？抑或自傲？“飘飘然有谪仙气象”的《李白仙诗卷》诗篇，究竟是李白佚诗？还是苏轼所作？抑或出自道士丹元子之手？下卷“余芳”，则将眼光转向收藏者和观赏者。以持续百年、风靡东亚的“寿苏会”为核心，细致梳理东坡书艺在元、明、清三代以及高丽、朝鲜、日本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其中，乾隆年间文坛领袖翁方纲是促使东坡文化国际化的重要推手。翁方纲不仅热衷观览和收藏与苏轼有关的文物，自号“苏斋”，以“宝苏室”自题屋匾，而且经常在每年12月19日苏轼生日前后，与同人小集，作“寿苏会”。“寿苏会”的活动内容包括题咏书画、拜观东坡及相关文人画像，欣赏《东坡笠屐图》《李委吹笛图》等文物。“寿苏会”的供品包括苏轼作品（书籍、墨迹、画作等）、后人作品（苏轼画像、苏轼故实图、苏轼诗文集整理或校注、寿苏会图等），以及猪肉、蜜酒、笋脯等苏轼喜爱的食物。在翁方纲身前身后，“寿苏会”由京城流行到各地，成为一时风尚。人们经由寻访东坡遗迹、观赏相关文物、缅怀苏轼事迹、唱和苏轼作品等活动，与苏轼建立某种关联，承传文化记忆。出使清朝的朝鲜文人在与翁方纲交往中也深受影响，群起仿效，从而引发朝鲜王朝后期尊崇东坡的热潮。

　　三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苏轼的书法作品进行立体、动态的观照，提供“解释”“说法”和“角度”，衣若芬女士称之为“文图学”视角。这一研究方法在基本理念上接近韦勒克倡导的“透视主义”。在此观点下，“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文学理论》），它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各种可能性”（同上）。研究者从“第三时代的观点”看待艺术品，这个“第三时代”既不是研究者的时代，也不是原作者的时代，而是纵观历来对这些作品的解释和批评而形成的独特视点，并“以此作为探求它的全部意义的途径”（同上）。或许，可以把它理解为今昔交叠的时间迷离感的理性展开。作者既是一位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学者，同时又长于文学创作，曾经荣获台湾大学新诗奖，因此，理性与感性结合，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是《书艺东坡》的另一特点。

　　然而，白璧微瑕。由于书中各篇原以单篇论文写成，合编成书时未能做到瞻前顾后，导致部分内容重复。此外，有些论断亦有可商榷之处。如，在讨论苏轼与谢民师的交往时，作者指出：“谢民师的《上金集》和《蓝溪集》都已亡佚不传，目前仅见三首诗和两则断句。”但简要介绍三首存诗后，即得出结论：“所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等形容，不能不说是苏轼对谢民师的溢美之词。”这一结论的得出略显草率。首先，“三首存诗和两则断句”显然不足以窥谢氏诗文之全貎；其次，作者据以与苏轼、刘弇诗进行比较的谢氏《浴日亭》诗是否完整尚可存疑。最后，作者既认为《答谢民师论文帖卷》展现了苏轼的散文艺术观，在没有谢民师散文存世的情况下，判断苏轼溢美谢氏，亦无据可依。凡此种种，都是笔者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小小遗憾。但瑕不掩瑜。作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写作，让更多人接近东坡书法、记忆东坡生平文字、感受东坡魅力。作为一名读者，我想说：她做到了。

　　 （作者：崔铭，系同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