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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

时间:2017年06月26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刘固盛

      

宋代晁补之《老子骑牛图》 资料图片

 

  《道德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经典之一,拥有一个精深玄奥的思想体系,具有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故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道德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远播海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道德经》在历史长河闪耀出来的哲学光彩,在现实世界透露出来的思想启示,无不显示出道家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道德经》凝聚着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实底气,反映出中国智慧的深邃广大。《道德经》是真正能够给予我们文化自信的经典之一。

  一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从此,中国才有了成系统的哲学。老子对道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提出了道生万物的宇宙论。老子认为,道先于天地而存在,但又无形无声,不可捉摸,它持久永恒,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具有无穷的创造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思想中,道被提升为居于核心地位的哲学范畴,这是老子对中国古代哲学最突出的贡献。老子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思维。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涵盖宇宙之内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一言以括之,即“反者道之动”。老子强调物极必反、盛极则衰的道理,主张看问题不能执于一偏,尤其要注意事物的对立面。老子思想还突出了道法自然的价值追求。道的最大特点是“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本性就是自然。由于道的作用,宇宙万物及社会人事都应顺从自然的品性去发展。

  老子思想蕴含深刻的政治智慧。班固《汉书·艺文志》视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注解《道德经》,赞叹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老子的政治智慧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其一,无为而治。“无为”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总纲,按其本意,即是对事情不加干预,顺其自然,正所谓“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倡导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在自然的原则下不妄为,最后的结果则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无为,其对象是在上位者,就君臣来说,就是君无为,臣有为;就上下关系来说,就是上无为,下有为。其二,处下不争。《道德经》第67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主张处下,以“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之一。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人当效法天之道,故“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的不争,不是消极退让,而是“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见,不争只是手段、策略,“天下莫能与之争”才是结果,这与无为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无为而无不为。其三,公平公正。《道德经》第5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和宇宙万物按照客观自然的法则运转,道于万物并无好恶喜怒之情。圣人治理天下,也当法自然之理,对百姓一视同仁。《道德经》第77章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阐述天道的公平和当时社会上人道的不合理,提醒应该效法天道,以矫正人道的过失,做到合理均衡。老子还指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强调公平公正,是老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

  老子思想蕴含高明的人生智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上善若水。老子用水喻道,并以此启迪人生。《道德经》第8章所言水之七善,包括三方面的人生意义。其一,生活态度:“居善地,心善渊”——低调、宁静。其二,处世哲学:“与善仁,言善信”——慈爱、诚信。其三,做事原则:“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灵活、高效。(2)身重于物。老子珍视生命,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为万物之灵,故可以与道、天、地并为宇宙中的“四大”,这是老子对人之价值的极大弘扬。(3)以德报怨。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只有能够做到“不善者,吾亦善之”,才是真正的“德善”,所以老子主张以德报怨。此点,确乃显示出了道家的宽阔胸怀和超越精神。以德报怨主要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体现人生的理想境界,即道的境界。以德报怨是道的呈现,乃为大善。其二,重视感化。天道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落实为人道,就是劝善与宽容。其三,以德报怨,直在其中。相对于孔子的“以直报怨”,要做到“以德报怨”当然更加困难。需要注意的是,以德报怨包含了“直”的原则,如果没有了公直,又哪来德义呢?所以“以德报怨”是“以直报怨”的更进一层,而不是随意放纵恶的存在,丧失正义。

  综上所述,《道德经》不仅揭示出宇宙万物的存在根源和规律,而且总结了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还洞悉人性的本质,由此提出从天道到人道的哲学思考,这是《道德经》之所以成为永恒经典的内在原因。

  二

  《道德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普遍性,因此为后人诠释与领会老子思想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战国韩非作《解老》《喻老》,开诠释《道德经》之先河,此后历代注疏者层出不穷,迄今仍然不断涌现,由此形成了内容极其丰富的老学。老学发展具有连续性与贯通性,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精神的塑造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老学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人可以根据政治、道德、思想领域的不同变化,不断地对《道德经》作出新的解释。例如王弼注老,突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并建立起了他的玄学体系。唐代以成玄英等为代表的一批道士则通过注解《道德经》阐扬了重玄之学。重玄学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阐发,既提升了道教的理论水平,促发了道教教义的转换,又为宋代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到了近代,以西方哲学观念来诠释老子之道成为老学的特点。如王国维在1906年发表《老子之学说》,认为“其说宇宙之根本为何物者,始于老子”。比王国维略早的严复所撰《老子评点》,同样立足于西学的视野释老。近代老学不仅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术平台,而且为理解、消化西方思想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

  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发挥与运用,是历代老学的重要内容。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位皇帝先后御解《道德经》,体现出老子思想在治国安邦方面的独特价值。至于历代官员的阐发,如从唐代的陆希声到北宋的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不可胜举。到明代,还出现了官员群体解老的现象。近代魏源撰《老子本义》,认为老子思想的原旨就是黄老之学,老子的思想要义为治国平天下,是用来救世的。《道德经》的宗教诠释同样是老学的重点。《道德经》作为道教的最高经典,向来受到道教人士的推崇,并出现了许多以内丹理论解老的著作,内容涉及道教教理以及养生学、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个方面,颇多“不传之秘”,值得重视。至于以佛解老,有助于更清晰地阐明老子之道的深层意蕴。关于老子科学精神的揭示,是老学研究的新内容。李政道曾谈到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定律”颇有符合之处。老子强调直觉思维,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离不开直觉,如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灵感与直觉。”波恩指出:“实验物理的全部伟大发现都是来源于一些人的直觉。”老子思想与科学的相通,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层面认识老子之道的思想价值与现实价值,还促使我们对道家文化精神进行重新思考。

  可以说,老学的发展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生成,充分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老学,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呈现。

  三

  《道德经》是被译成外文版本和语种最多的中国典籍,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尼采说:“《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汤川秀树指出:“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国外哲学家、科学家对《道德经》的高度评价,显示出《道德经》的世界性影响。

  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三世纪时,《道德经》《列子》开始在百济、新罗社会中传播。在日本,古天皇圣德太子所撰《三经义疏》已明确征引《道德经》,由此可知《道德经》传入日本的时间不晚于隋朝。《道德经》传入西方世界始于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1651—1729)的拉丁文译本,1842年儒莲在巴黎出版了《道德经》的法文译本。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英籍传教士湛约翰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的思辨》,这也是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1870年维克多·施特劳斯的《道德经》德文译本问世。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道德经》日益重视。保罗·卡鲁斯、理雅各、亚瑟·韦利、葛瑞汉、韩禄伯、安乐哲等英美汉学家的老子研究以及卫礼贤、瓦格纳、海德格尔等德国汉学、哲学大家的老学成就都值得重视。1989年,荷兰尼梅根大学克努特·沃尔夫教授对《道德经》西文译本总数做了具体统计:从1816年到1988年的172年间有252种译本问世,涉及17种欧洲文字。近现代以来,日本对老子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武内义雄《老子原始》、津田左右吉《老子研究法》等是代表性的成果。

  《道德经》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表明,《道德经》是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经典,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道德经》已走出国门,世界需要《道德经》。

  总之,《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如道法自然的哲学宗旨,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上善若水的人生态度,知止不殆的处事原则,以德报怨的应世情怀等等,完全可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这些思想具有跨越历史、连接现实、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恒久价值,充分彰显出道家文化的独特品格。全面梳理《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郝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