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

——中印文化交流一瞥

愚公移山（水墨设色） 1940年 徐悲鸿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林徽因、徐志摩合影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北京，与梁思成（左一）、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合影

敦煌莫高窟第45窟——彩塑一铺(盛唐)

泰戈尔像（水墨设色）1940年 徐悲鸿

　　不到４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三次了——我说的是进入中国院线上映的宝莱坞电影——聚焦印度社会贫富差距下教育问题的影片《起跑线》在中国热映之时，由中国文联、中国影协与印中电影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的2018中国国际电影节在印度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胜地——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举办，《捉妖记》《狼图腾》《滚蛋吧！肿瘤君》《大唐玄奘》《一代宗师》等票房口碑双赢的中国电影向印度观众展示了中国电影的成就。

　　中印电影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篷车》《流浪者》等印度经典电影在中国热映。而在当下，随着《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摔跤吧！爸爸》登上中国大银幕，两国电影文化交流迎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不仅是电影，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文化亦携手同行。甚至，不仅是新世纪以来——就像有些中印关系专家所分析的：中国与印度数千年唇齿相依而鲜有战乱，数千载文化相融而鲜有对垒，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究其原因，两国民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一直如同生机勃勃的河流，从青藏高原，从喜马拉雅山脉流到两国民众心间。

　　地域相近，人文相亲。中印两国在数千年历史中一直有着“文化共情”。两千多年来，从秦汉到隋唐、到宋元，两国文化始终包容互通、相辅相成：中印交流肇始于秦代，到两汉时逐渐频繁，在隋唐时趋于高潮，宋元时更加深入。在这2000多年的交往史中，文化交流是柱石。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在印度的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和制糖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等亦传入印度，中国的《二十四史》和高僧大德梯山航海留下的文献与游记，更成为印度构建古代历史的基础。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中国人对印度的认识，以《史记·大宛列传》的明确记载为肇始，一个荒幻博远、气候湿热的印度那时就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史记·大宛列传》则记载张骞在大夏国（今伊朗、阿富汗一带）看到了中国蜀地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身毒国贩卖来的。《史记》的这两条材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最早最可靠的文字记载。

　　仅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的西南地区和印度之间就已经有了贸易往来。毫无疑问，这种往来必定是建立在彼此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交往才能实现的。

　　佛教的诞生和发展让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谈及中印佛教交流史，鸠摩罗什的贡献不能不提。他精通梵文和汉文，在长安的八年中，共翻译了印度佛经98部，计425卷。包括《大品般若》《法华经》在内的许多重要佛经都出自罗什之手，他的翻译工作不仅传播了佛教经典，而且还大大提高了中国学者的梵文水平。印度僧人来中国传教也引发了中国僧人不断前往印度取经的壮举——公元399年，东晋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游30余国，与同道共译《摩诃僧祗律》《僧祗比丘戒本》《大般泥洹经》《杂藏经》，并撰写了游历天竺的游记作品《佛国记》。

　　法显的印度之行，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他的开创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僧人西去求法；唐贞观元年，高僧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经。前后17年，他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工作，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他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玄奘西行印度，文化影响却远播华夏大地、日本、韩国、印度乃至全世界——就如同印度史学家阿里1978 年写给季羡林的信中所言：“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在中国向印度汲取宗教文化与艺术上精华的同时，中国文学也受到了印度文学的影响。从南北朝起，印度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大量涌入中国；到了唐代，印度文学对唐代最有特征的文学体裁———传奇文有着重要影响，传奇文也向印度古典文学一样，以一个事物为线索，将几个不相干的小故事串起来；内容上，中国文学则向印度引入了鬼魂、龙女、梦等元素。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也在滋养着印度文明的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纸便逐渐流向国外，成为丝路当中的重要商品。在11 世纪以前，印度都是没有纸的，他们常用的是白桦树皮，印度佛经几乎都是用贝叶抄写。中国的纸和造纸术先由内地传入新疆，再由新疆传入印度。造纸术传入印度后，印度纸写本的数目逐渐增多。

　　直至清末，印度和中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却没有正式而直接的文化往来。直到1924年，受中国学者徐志摩、梁启超等人邀请，印度诗哲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国际大学代表身份率领6人代表团访华，才沟通了几乎中断的文化联系，并带来了突破宗教层面的文化交流。

　　作为民国时期唯一一位来自亚洲殖民地国家的诺贝尔奖到访者，文学交流尽管不是泰戈尔访华的主要目的，但这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到来掀起中国学界译介与研究他的热潮。徐志摩、王统照、冰心等一批被泰戈尔的诗所迷恋的忠实追随者在其左右不时与之交换心得，因喜爱泰戈尔进而模仿进行文学创作，日后引领了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改革的发展方向。

　　泰戈尔在华期间，为庆祝他的64岁生日，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用英文演出了他编写的话剧《齐德拉》，成为中印文化史上由中国人上演印度戏剧的“第一次”。京剧大师梅兰芳应泰戈尔之邀演出《洛神》，泰戈尔赞扬了梅兰芳的精湛表演，并希望梅兰芳能到印度演出，让印度观众领略中国京剧的风采；同时，梅兰芳采纳了泰戈尔以红、绿、黄、黑、紫等重色表现美丽的神话意境和诗人丰富想象力的建议，对布景做了更贴近剧情的改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泰戈尔对中国绘画兴趣浓厚，所到之处也受到中国画界的热烈欢迎。泰戈尔一到上海，青年画家刘海粟就为其创作了两张速写，杭州西泠印社赠送他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北京画界则专门举办了欢迎画展。

　　泰戈尔的访华，不仅促使一批中国学生赴印度留学，而且由泰戈尔推动建立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还邀请许多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参观访问，为一大批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赴印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画家徐悲鸿受泰戈尔邀请，于1939年至1940 年担任中国学院客座教授，而此时也是徐悲鸿创作空前高产的阶段。在印期间，徐悲鸿画了很多速写及素描，从当地风土人情到各种动物，从伟人肖像到印度风景，从学校音乐课到自画像，均入画图，并创作了《泰戈尔像》《甘地像》《印度妇女》《喜马拉雅山之林》等作品。他的名作《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模特多由印度人充当，位于圣地亚克的印度国际大学学生甚至争做模特。画作中还有位很像鲁智深的人物，曾被徐悲鸿反复描绘，其原型是学校的一名厨师。徐悲鸿每次请他做模特，他都很高兴，并且随叫随到。曾有人问徐悲鸿为何要在中国历史题材作品中加入印度人形象，他说：“虽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劳的劳动者，形象不同于中国人，意义却是一样的。”

　　泰戈尔的访华，就像他的中文名字“竺震旦”一样，将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之桥重新搭建。时隔近百年，我们回顾这一文化盛事时，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带给中印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后，两国文化交往再度繁荣。近些年来，中印两国的“文化月”“友好年”、美食节、文物展、新书发布、研讨会等活动不胜枚举。而“竺震旦”的文化意义，就如同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贾伊拉姆·拉梅什首创的“CHINDIA”（“中印大同”）一样——希望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界限拆除，两个国家变成和谐相处的一个文化整体。

　　回顾中印两国无比可贵的文化交流史，我们不难发现，民间的文化交流无疑是合作的天然基础，是共同前进的有利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中印两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都获得了经济腾飞的良好机遇，以至于国际上各国都不约而同地瞩目亚洲，瞩目这两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也都在热议，21世纪到底是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印度——似乎，这个问题远没有答案，而如今，中国与印度，都正在信心十足地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国之交，贵在交心。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中印之间的民间交流，更能凸显“以智慧管控分歧、以情怀合作发展”的文化优势，更能使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加强，就像黄河和恒河一样奔流不息，永远向前——如同印度网站livemint上说的：这是“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