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天津美術館展出的《弘一法師像》
作為中國近代文化先驅，李叔同在音樂、美術、戲劇、書法等多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李叔同出家後號弘一，為民國四大高僧之一，律宗第十一代世祖。綜合看來，李叔同之所以備受世人景仰，享譽海內外，除了身懷卓越的藝術才華及對律宗的研究弘揚，更在于其深具家國情懷與憂國憂民意識。
李叔同一生愛國，創作了《祖國歌》《我的國》《大中華》《出軍歌》等多首主題鮮明，承載其理性思考及愛國情懷的詩詞歌曲。近代中國內憂外患時，李叔同懷揣愛國之心，以筆為矛，借助詩詞等藝術體裁倡揚中華文明，提升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增強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振奮民族精神。
庚子之變的次年，李叔同牽挂親友，遂北上探親。抵達天津後，他沿途目睹津城經歷浩劫後的慘狀，城墻遭到嚴重破壞，大量房屋被燒，百姓流離失所，可謂兵連禍結，滿目瘡痍。正是這次探親的所見所聞，令李叔同悲憤填膺，回到上海之後，有感于親見八國聯軍侵華不久後，津門當時斷垣殘壁、家國破敗的慘狀，不長時間他便寫成悲憤感懷詩多篇，編入以日記體所成之《辛醜北徵淚墨》。從其中的《南浦月》到《夜泊塘沽》等詩詞，足見李叔同對國破家亡、山河淪陷的無盡悲哀，深沉的愛國憂國之情躍然紙上。
1912年，李叔同作《滿江紅·民國肇造志感》，其中有“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華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之句。適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成立，李叔同歡欣鼓舞，以慷慨激昂之勢撫今追昔，讚美英雄，警醒世人，將期待社會變革、渴望國家強盛的家國情懷與英雄夢想寄寓其中。由此可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李叔同的家國情懷已注入更為自覺的理性思考。
李叔同的愛國情懷還體現在其愛才惜才的教育理念上，從其與劉質平的交往上可見一斑。兩人關係密切，書信往來頻繁，情同父子。劉質平就讀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時，就深得教師李叔同賞識，後李叔同資助其東渡日本，入東京音樂學校深造。劉質平後來成為中國現代著名音樂教育家，他謹記恩師教誨，積極從事音樂教學實踐，將畢生精力貢獻給我國的音樂教育事業。
出家後的弘一曾應邀為廈門第一屆運動會創作會歌。這首會歌將強壯體魄與抵禦外辱聯繫起來，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飽含家國意識，催人奮進，蕩氣回腸，他用音樂激勵民眾抗日鬥志，號召國人團結起來，收復失土。
弘一在青島湛山寺講律期間，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手寫“殉教”橫幅以明志，並寫下題記：“為護佛門而舍身命，大義所在，何可辭耶？”弘一回到廈門，風雲跌宕之際，各方友好勸其內避，他大義凜然曰：“為護法故，不避炮彈”“倘值變亂，願以身殉”。中華民族遭受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之際，弘一秉承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置個人安危于不顧，舍身弘法，體現出強烈的救亡圖存和社會擔當意識以及高昂的愛國熱情，他的家國意識在社會動蕩時期不斷升華。
除了詩詞歌曲，李叔同出家後的修行亦貫穿著心繫蒼生、情牽社稷的家國情懷。通過《弘一大師全集》等著作，可看出弘一基于自身所處的社會背景，立足世道人心，主張通過具體修行路徑來引導人們懷有改過遷善的赤子之心。至于弘一後來緣何由有部律轉為南山律，則與他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佛教的實際來思考宗教的習慣有關。由上可感知到李叔同自覺的文化擔當意識與家國同構的理念。
抗戰時期，弘一胸懷國事、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更是讓人欽佩不已。愛國愛教是佛教的優良傳統，也是佛教教理教義的重要內容。尤其近現代佛教改革倡導者太虛，基于當時佛教積弊提倡“人間佛教”以來，中國佛教界本著愛國愛教傳統，慈悲濟世、無我奉獻。抗戰爆發後，民族生死存亡緊要關頭，弘一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理念，並組織佛教徒救護隊，開展戰時救護工作，為抗戰傾心盡力。可見弘一未因出家而消極避世，其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情始終未減。“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是對佛教愛國愛教優良傳統的繼承發展，體現出弘一憂國憂民的意識及無我無畏精神。此理念在宗教的形式中蘊涵世俗性，賦予佛教文化新的時代內涵，體現出佛教的現實關懷及現世性特質，極大鼓舞了全國佛教徒的抗戰意志。同時，弘一多次在不同場合表明為國殉教之志，彰顯“共紓國難于萬一”的愛國精神及“高標矗晚節”的不屈風骨，令世人敬佩。
如今，坐落于海河畔李叔同故居紀念館內的弘一法師紀念亭上，懸挂著“高風勁節”匾額，向世人展示著這位享譽中外的天津歷史文化名人濃厚的家國情懷。從現實層面來看，應更加重視李叔同家國情懷的突出代表性，並賦予其新的文化意蘊和現代表達形式，從而更充分發揮文化先驅李叔同愛國精神典范的作用。（耿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