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60年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西藏社會制度實現歷史性巨變，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間奇蹟。新華社常年扎根西藏的資深攝影記者，用他們的鏡頭，經年累月，記錄下這歷史長河中的滄桑巨變。

   他，扎根高原；他，用鏡頭見證歷史，用熱血書寫真實：從漁村變遷到珠峰之巔，從鐵路通車到社會脈動……在西藏不斷前進的路上，在重大新聞發生的現場，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新華社記者索朗羅布。

　　作為一名攝影記者，我要麼在等待出發，要麼在奔赴現場的路上。我成為攝影記者的初衷很簡單——想擁有一台相機，而當相機真正握在手中，它便成了我丈量高原四十載的夥伴。

　　1987年9月，我踏入新華社西藏分社的大門。選擇拿起相機，是時代的召喚，也是內心的迴響。時任新華社社長穆青同志提出“兩翼齊飛”，倡導文字與攝影報道並重。我本就熱愛攝影，也盤算着，有了攝影設備，既能用鏡頭捕捉瞬間，也能用筆記錄故事，豈不兩全？就這樣，我拿起了相機，開始了攝影記者的生涯。

牛皮船上的漁村故事

　　之前有個年輕記者好奇我入職的那個年代是怎麼拍照的，問我發稿的故事。我對他説：“按快門的衝動和現在一樣，只不過那時候的膠卷和相機，金貴得很，每一張都要精打細算。”

　　1989年，我和同事前往一個叫洞巴村（現為俊巴村）的漁村採訪，它在拉薩曲水縣茶巴拉鄉，緊挨着拉薩河南岸，那裏的村民世代以打魚為生。過去在西藏，捕魚被視為殺生，漁民、屠戶常遭歧視。但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村莊間聯絡逐漸頻繁，思想也由封閉走向開放。洞巴村的村民勤快樸實，除了打魚，還能織藏毯、做皮具、縫衣服，有了多種收入來源。日子好了，原來被人們歧視的洞巴村青年男女與外村通婚的也越來越多。我們此番採訪，打算記錄下這些年來漁村的積極變化。

　　去洞巴村的路不容易。當年我們搭過拉貨的解放卡車，蹲過顛簸的手扶拖拉機拖鬥，最後一段路還得靠牛皮船渡河。船身隨浪起伏，我小心護住相機，生怕金貴的膠卷浸了水。也是在那次採訪，我第一次用上了彩色膠卷，感覺很新奇，這裡想拍一張，那裏也想拍一張，但心裏總記着要省着點用。最後，我拍了一組洞巴村的村民捕魚、務農以及他們日常生活的照片，村民撒網的弧線、織毯的巧手、漁夫的笑臉，都在取景框裏跳躍。

　　如今，洞巴村已經改名叫俊巴村了，交通便利，西藏人民口中的“黑色路面（瀝青公路）”鋪到了村邊，村民們除了捕魚也搞起了農家樂。

　　回到那個年輕記者問我的問題，從黑白變彩色，從模糊變清晰，照片成像的質量隨着技術發展不斷進步。從歧視到通婚，從鄉野土路到高速公路，我拍下的照片，見證了西藏鄉村曾經走過的歷程。能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腳印，我很幸運。

翻山越嶺的玉麥之旅

　　提起西藏的交通，我總不由想起1997年9月前往玉麥鄉採訪的經歷。

　　玉麥鄉，位於中印邊境，曾被稱為“中國人口最少鄉”。20世紀60年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僅有桑傑曲巴和女兒卓嘎、央宗一戶人家，他們始終秉持“家是玉麥，國是中國，放牧守邊是職責”的堅定信念，幾十年如一日，守護着祖國的領土，譜寫了愛國守邊的動人故事和時代讚歌。

　　1979年，正在山南採訪當地一個物資交流會的我的同事群桑，在交流會上偶遇了正在售賣特産的卓嘎，由此開始了新華社對桑傑曲巴父女三人命運以及玉麥鄉發展變化40多年的關注和追蹤報道。

　　玉麥鄉藏在藏南隆子縣的群山中，要去那裏，得先翻越山口海拔4627米的日拉山。那時隆子縣城與玉麥鄉的交通條件極差，比徒步快些的方式，就只有騎馬。

　　當時的玉麥鄉是中國人口最少的鄉，我們去時也只有4戶18口人。這裡曾一度只剩1戶3口人，而我們要採訪的，正是這3口人中的長者——桑傑曲巴。

　　那天早上8點，我和兩位同事從隆子縣城出發，先沿公路走到日拉山腳，再騎馬上山。可能不少人覺得騎馬輕鬆又瀟灑，可事實遠非如此：想在馬背上不摔下來，腰和腿都得繃着力氣維持平衡，説到底，騎馬也只比徒步稍微輕鬆一點。同行的一位同事，就曾在顛簸的山路上不慎摔下馬，疼得齜牙咧嘴。如今回想起來，大家都當笑話來談，可放在那時，若是真受了傷，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後果不堪設想。

　　走了約5個小時，我們終於抵達日拉山頂，山頂正飄着雪。此時我們距離桑傑曲巴家還有20多公里，便在山頂找了處避風的地方，簡單吃了些乾糧，就忙着下山。

　　下山和上山不同，是不能騎馬的——馬的前腿不如後腿有力，下山時重心全壓在前腿，很容易失蹄。我們牽着馬，沿着羊腸小道一步步下山。隨着海拔降低，雪漸漸變成了雨，等晚上6點趕到玉麥時，全身衣服和隨身攜帶的行李全濕透了。

　　桑傑曲巴見我們來，格外高興。因為這裡不通路，外面的人很少來。他立刻到屋外背柴火，給我們燒水取暖。説起來還有件趣事：當時我們一行三人到了他家，另外兩位同事，一個掏出兩條煙，一個拿出兩瓶酒，只有我啥都沒帶只能幹坐著烤火。如今想來，還是我當時想得不夠周到。

　　我們圍着火爐，聽桑傑曲巴講玉麥的情況。他把淋濕的香煙放在火邊烤着，烤幹了就點上一根，臉上滿是開心。他説，1985年玉麥鄉的居民全遷走了，可到了公路沿線的定居點後，發現沒法放牧，於是1986年，他們一家又回到了玉麥。在之後的近十年裏，這裡就只有他們一戶人家。

　　如今的玉麥，交通再也不是難題，更不再是障礙。2018年起，玉麥鄉啟動邊境小康村及配套設施建設，民居、排水系統、通訊設施、學校、中心公園等相繼建成，公共服務配套日益完善。2019年，國家投資超 5億元、總里程 50公里的“曲玉”柏油公路改建工程全面完工，徹底解決了玉麥每年因大雪封山的困擾；與此同時，國家電網成功將10千伏輸電線路接入玉麥，玉麥人終於用上了安全穩定的常明電。曾經的 “三人鄉”，如今已發展到67戶、200多人，成了下轄兩個行政村的“小康鄉”。

　　看著如今平坦的公路與穿山隧道，想起當年翻山越嶺的時光，我心中滿是欣慰。

高山上的“魯莽”攝影師

　　珠穆朗瑪峰——每年都有不計其數的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眺望、靠近、攀登。我報道登山的次數很多，光是去珠峰大本營，少説也有二十次了。但珠峰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它的“嚴苛”，不會因為你有經驗就減少半分。

　　2005年國家成立中國重測珠峰高度測量登山隊，我隨隊登山採訪。通常，記者的採訪在海拔5200米的大本營就結束了。抵達珠峰大本營相當不容易，彼時我已頭痛不已，但作為攝影記者，我知道大本營的畫面太單調，讀者們期待看到的是登山隊員攀登的身影。仗着自己身體好，又是在高原長大的，我扛起器材，跟着登山隊員就向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進發。

　　我們花了將近一週時間才到達前進營地。之後幾天，我又跟着隊員們繼續向上攀登，邊走邊拍。在山上拍攝，相機比人更嬌貴，相機、電腦一被凍住，就根本發不了稿。夜裏零下三十多攝氏度，我只能把相機和筆記本電腦緊緊裹在睡袋裏，用身體溫暖着它們蜷縮入眠。白天拍攝時，每隔五分鐘就得把相機揣進羽絨服裏捂一捂回溫，防止它凍僵“罷工”。就這樣，總算拍到了一些滿意的畫面。我一路跟着登山隊，最終來到了海拔7028米北坳營地下面，記得隊員跟我説當時海拔是6700米，那也是我到過的最高的地方了。

　　其實抵達前進營地後，我的高原反應就越來越重，頭疼欲裂，喝水都噁心，根本吃不下東西。登山隊員和同行的藏族同事堅讚不得不額外照顧我。登山隊員給我送吃的，把碗放在帳篷門口，陸陸續續在門口碼放了十幾個碗。我總想休整一下再往上走一走，但到第六天，還是接到了勸我下山的電話。

　　我自己也清楚該下山了。再硬撐，很可能自己走不動了，需要別人背或畜馱着下山，危險會成倍增加。

　　從6500米下撤到5200米的大本營，平時四小時的路程，那天我跌跌撞撞走了九個小時。堅讚幫我背着沉重的設備，每走幾十米就停下來回頭喊我一聲，確認我跟上。快到大本營時，留守的同事邊巴次仁和駕駛員也焦急地過來接應。在大本營上面一段山路相遇時，邊巴次仁看見我就哭了，但那時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做任何情緒上的反應了。回拉薩的路上，他們都在“數落”我的莽撞，我什麼也沒説，只是拿出拍好的照片晃了晃，他們也就不再出聲。

　　2005年5月22日11時零8分，中國重測珠峰高度測量登山隊勝利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之巔。同年10月9日，國家測繪局在北京宣布，珠穆朗瑪峰新高度為8844.43米。這次測量獲得的精確數據，不僅是中國測繪科技發展的里程碑，其過程中積累的寶貴氣候、生態資料，也成為中國對世界科學研究的貢獻。每一次對珠峰的探索，都伴隨着對這片高原更深入的理解，也推動着西藏登山事業和科學考察的進步。

鐵軌上的高原騰飛

　　2006年6月，離舉世矚目的青藏鐵路全線通車還有一個月。通車的照片不容有失，為了拍這張照片，我和同事土登用了三天時間尋找拍攝位置，先是到部隊院子裏爬水塔，然後又去爬人家的辦公大樓，幾乎跑遍了所有可能的制高點。

　　最後，我們把目光投向了堆龍德慶縣（現為堆龍德慶區）乃琼鎮後面的一座小山，爬上去想碰碰運氣。那裏果然視野非常好。看到取景框裏，拉薩河、拉薩河特大橋、布達拉宮還有遠處的雪山構成了一幅完美的畫面，我心裏一下就有底了，拍了一張樣片傳到北京，得到反饋説通車當天一定要拿到這張照片。

　　7月1日，青藏鐵路通車當天，通知火車上午11點發車。我凌晨6點就趕到選定的點位，架好設備。可天公不作美，河谷裏起了大霧，白茫茫一片，連橋的影子都看不清。任務眼看要完不成，我急得直冒汗。這時河谷裏濕潤的風吹來，在相機上結了一層薄薄的露水。我苦笑着拍了拍相機：“夥計，你也緊張了？”

　　萬幸，10點多鐘霧氣開始慢慢消散，陽光把橋面照得金燦燦的。11點20分，“藏2”次慶典列車像一條銀色的巨龍，從遠方的山谷中緩緩駛出，在湛藍的天空下舒展開來。我屏住呼吸，連按了十多次快門，幸不辱命。

　　看著列車漸漸遠去，我眼前的光影有些模糊，分不清是淚水折射的陽光，還是拉薩河面的粼粼波光。我知道，這條天路將載着牧民的兒女走出雪山，讓遠方的稻香飄進氈房，為西藏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活力。

　　從1987年開始，我在西藏幹了三十多年攝影記者。相機從膠卷換成了數碼，交通工具從牛皮船換成了越野車，但“在現場”這三個字的分量，從未減輕。

　　回想起來，“按快門”只是一瞬間的事。更多時候，我是在等待，等一縷破霧的天光，等一次歷史的交匯；或者是在路上，爬一座荒山尋機位，攀一道冰壁追足跡。一路奔波耗費了大半力氣，卻也讓我對這片土地有了血肉般的感情。那些走過的路、爬過的山、喝過的酥油茶，都融進了我拍下的照片裏，成了光與影的記憶。也許有一天，我會放下相機，但那些在現場的瞬間，早已刻進了這片高原的記憶裏。

　　因為我深知，真正的新聞，不在辦公室裏，不在電腦屏幕上。它在雪山腳下村莊的變化裏，在鐵軌延伸帶來的希望裏，在每一個正在發生的、鮮活的現場裏。抵達現場，記錄真實，然後再次出發——這就是我一個攝影記者的初心，也是我一生的堅持。

講述：索朗羅布

記者：姜帆、旦增尼瑪曲珠

編輯：程婷婷、丁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