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認同和歷史記憶是中華民族凝聚發展的一個關鍵，也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意義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説，從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遺址性質、等級和內涵上判斷，陶寺是同“堯都”最吻合的遺址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趙東輝 劉翔霄

游客在陶寺遺址博物館參觀（2024 年 11 月 12 日攝） 楊晨光攝 / 本刊

微風徐來，歷史的塵息在曠野中飄散。

城墻、宮殿、龍盤，王族大墓、朱書文字、“古觀象&”……行走於腳下這片黃土地，一處處遺跡如同阿拉丁神燈般，擦亮中華文明的早期進程。

這裡是陶寺遺址，向世界展示了一個以政治文明為中心的國家都城遺址的範例。坐落於山西省襄汾縣塔兒山向汾河谷地過渡的黃土垣上的陶寺遺址，與浙江良渚、陜西石峁和河南二里頭一起，並列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處都邑性遺址。

既然陶寺是一座都城，那它是誰的都城？與此相關，堯，是歷史上怎樣一位人物？

幾代考古人通過“考古—文獻—人類學”證實，陶寺社會至少歷經400多年的歷程，它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現象、精神標識，與“堯”“堯都”有着密切的印證關係。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進陶寺遺址，從歷史的迴響中，觸摸中華文明起源的脈動。

大城初現

晉南地區，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古史記載，晉南是上古時期堯舜禹三代聖王都城所在，“中國”之名由此而來。這片古老的土地保留有7000年前到2000餘年前的文化傳統，被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譽為中華民族總根係中的“直根”，是中華文明探源不可或缺的一域。

20世紀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晉南地區尋找夏墟時，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

“在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鄉一帶，文物普查人員先是發現了大量類型一致的灰色陶片。陶片的分佈區域很大，涉及多個村，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遺址第五任考古領隊高江濤説。

從陶片等殘存的蛛絲馬跡中，考古工作者抽絲剝繭、順藤摸瓜，初步確定這是一處龍山文化時期重要遺址。此後，隨着考古不斷深入，陶寺遺址的規模、性質等相繼獲突破，並被確定為晉南地區首選發掘對象，為下一步考古打下基礎。

1978年，陶寺遺址科學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正式啟動。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重點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綜合研究，一個史前時期的重大遺址漸漸浮出水面。

在這處面積達400多萬平方米的遺址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座面積至少為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掩埋於黃土之下。大城之內有面積近13萬平方米的宮城，宮城內又現面積達6500平方米的宮殿基址和近6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其面積之大、規模之宏偉，轟動海內外。“4000多年前，能夠修建這麼大一座城池，意味着陶寺聚集着數量眾多的人群，已經擁有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高江濤説。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認為，這是首次在中原地區發現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考古學上把它稱為王權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這座神秘的大城裏，文明早期都城初創時的“空間樣本”清晰可見。從廢棄的城址上，考古人員陸續發掘出大城城墻、宮城、宮殿建築、倉儲區、大型墓地、統一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和普通居民區等，表明大城的功能曾十分完備。此外，考古還發現了具有觀象授時功能的大型建築，以及地位凸顯的宮殿區、等級分化明顯的墓葬、標誌身份的禮器群等，點點簇簇，訴説着此處不同尋常的過往。

“‘古觀象&’等公共設施精準管理時空並服務於王權與社會，是陶寺作為早期國家科技與制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標誌着中華文明經天緯地的肇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遺址第四任考古領隊何努説。

似曾相識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為何唯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

塔兒山下，汾水之畔。陶寺遺址的作答潤物無聲。4300多年前，中華文明的圖景發生變化。長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相繼衰落，中原崛起，興盛於黃河中游晉南盆地的陶寺文明脫穎而出。

“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了數量較多的、並非屬於晉南地區文化系統的文化因素，其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文化品質十分鮮明。”高江濤説，若把史前文化格局比作“重瓣花朵”，無論地理位置還是核心實力，陶寺遺址都是當之無愧的“花蕊”所在。

在陶寺遺址出土的5500余件各類文物中，由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匯聚而來的文化因素在汾河岸邊的陶寺經歷了揚棄融合創新。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海岱地區的部分彩繪陶器、後石家河文化的玉獸面、甘青地區齊家文化風格的大雙耳罐，從歷史穿越到今天，共同描繪出陶寺文化的開放胸懷、多元面貌。

鼉鼓逢逢，迴響古今。

在陶寺遺址出土的7大類29件古樂器中，包括兩種僅見於古代文獻的宮廷廟堂樂器——鼉鼓與特磬。相較於20世紀30年代在安陽殷墟商王陵發掘中的首次出土，陶寺的發現又把鼉鼓與特磬組合使用的歷史提早了約千年。

“象徵王權的禮樂器組合在這裡誕生，逐漸演變為夏商周時期的禮樂器。”何努説，陶寺已有了早期王權國家和禮制制度的出現，這些因素被夏商周和後世所繼承發揚，也是人們普遍認可的中華文明的顯著特徵之一。

考古發現表明，陶寺社會作風務實，致力於禮制的建立、實力的積蓄和可持續發展，有較為先進的政治文明形態，卻無十分明顯的文化強勢擴張之態。

從一些墓葬細節，可以看出陶寺先民以禮治國、協和萬邦的大政之道：各地常作為武器而存在的斧鉞，在陶寺大墓中出現時尖刃向下、鏤空雕漆，作為一種儀仗用具成排地沿墻擺放。大墓中還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豬下頜骨，以及兩張折斷的弓。

中華文明從起源階段就具有“和合共生”的基因，在陶寺處處閃耀。

陶寺遺址為中華文明探源開闢了新天地，二十四節氣、後世青銅時代的範鑄技術、古代都城的規劃理念都能在此得到追根溯源。

“陶寺宮城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明確帶有圍垣的最早宮城，其‘城郭之制’完備，成為我國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內涵的重要源頭。”陶寺考古遺址公園規劃師、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文物保護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王璐説，陶寺遺址的主體建築居於核心區域，這種建築理念一直延續到明清故宮。類似“東廚”的房址位於宮城主殿東側，推測後世“東廚”的宮室制度由此開創而來。陶寺宮城南墻上的“闕樓”式門址，也與隋唐時期洛陽城應天門闕樓大體相近。

文明的進程，在陶寺踏出了堅實的一步。“陶寺的興起，成為夏商周文明的直接前身，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重要開端。”高江濤説，它所呈現出的一種空前的文化延伸到了今天，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基礎。

走出傳説

“堯可能不僅僅是一個人，也可能是以堯為代表的一個時代，代表着一個非常強大的族群、一個協和萬邦的時代。”持有這一觀點的高江濤等人認為，陶寺遺址應是以“堯或堯舜為代表”的那個時代的都城。

文獻記載，夏代之前，存在一個中華文明早期歷史階段。“百年中國考古學實踐證明，那個時代確實存在，並且已經進入文明社會。”高江濤説。

從地理位置看，陶寺所處地帶，正是古史記載的“唐地”“堯墟”所在，而“陶唐氏”正是指“堯”。

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了史前時期的早期文字或符號。對於其中一個字符的辨識，學界有共識，也有爭議。晉南地方志資料顯示，臨汾市下轄的襄汾、曲沃兩縣方言稱太陽為“窯窩”，與“堯王”發音相同。這一稱謂極為特殊的方言，使用地域十分有限，與陶寺文化最核心區域即陶寺城址及其周邊地區大致吻合。

何努等人據此推斷，“窯窩”可能是“堯王”的音轉，“堯王”來自陶寺先民對太陽的崇拜。另外，加之臨汾古稱“堯都平陽”，“陶唐氏”正是指“堯”，因此，“堯”字可能性較大。

古史記載，堯很重要的功績便是觀天測象、推算曆法。如，《尚書·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史記·五帝本紀》帝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考古工作者&&，這在陶寺遺址都有重要的物證發現和相關研究，能夠與傳統文獻的記載相互印證。

蘇秉琦先生對於陶寺遺址的歷史定位是這樣表述的，“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進的歷史舞&轉移到了晉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區文化以及東方、東南方古文化的交匯撞擊之下，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這時的‘中國概念’也可以説是‘共識中的中國’。”

中國考古學泰斗嚴文明先生也曾説，“最早的中國是在什麼時候呢？是在傳説中的堯舜時代。現在從考古來看，可能堯都就在山西的陶寺”。

堯，創造了偉大的文明，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共同認同的一個文化符號、精神標識。

“族群認同和歷史記憶是中華民族凝聚發展的一個關鍵，也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意義之一。”王巍説，從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遺址性質、等級和內涵上判斷，陶寺是同“堯都”最吻合的遺址。

作為堯的繼承者，舜的故事在晉南也廣為流傳。

臨汾向南，便來到黃河之東留有舜帝犁溝、舜帝陵等諸多名勝的運城市。今天，人們在沉醉於歷山腳下舜王坪那崇山峻嶺、樹木茂盛的自然風光之時，也重新吟誦起那首膾炙人口的南風歌。據《禮記·樂記》記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也許，我們今天很難想象，禹和舜之間經歷着怎樣的一種轉承關係。但是，禹的兒子啟創立的我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以它命名的“夏縣”就坐落於今天的運城市。

夏縣，古文獻中記載的“禹都安邑”所在。考古證實，這方面積13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與“夏朝”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夏縣東下馮村發現了現存面積約110萬平方米的夏時期遺址，這是目前晉南地區發現面積最大的夏商時期聚落之一，為解讀晉南“夏墟”的歷史內涵、闡釋晉南地區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提供考古實證。類似驚人的發現，還在不斷問世和揭秘中。

堯舜禹不是傳説——隨着越來越多考古發現的實證，我們將更多地觸摸到那個時代的空谷足音。

（《瞭望》2025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