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撐高質量發展,這八大要素要盡快形成

發表于  2018/08/09 06:30   約13分鐘

  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八大要素:

  一、非均衡戰略逐步轉向均衡戰略;

  二、片面工業化轉向四化協同發展;

  三、要素市場化配置成為進一步市場取向的重點;

  四、在效率基礎上實現共享分配;

  五、找準産業優先與地區優先平衡點;

  六、把生態環境內化為經濟發展財富;

  七、建設基于內需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八、高質量的制度供給能力。

 

上海金融貿易區(圖片來源:東方IC)

上海金融貿易區(圖片來源:東方IC)

  高質量發展是國民經濟係統從量到質的本質性演變,是由係統中的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綜合推動的發展結果。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我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通過頂層設計、上下結合,形成支撐高質量發展的一係列基礎要素。

 

支撐要素一:非均衡戰略逐步轉向均衡戰略

 

  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的特徵,是通過把有限的資源傾斜用于重點戰略部門的發展,試圖用産業關聯效應拉動其他部門發展。這雖然可以人為地快速推動重點部門的擴張,但是長期實施的消極後果一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容易出現“重大結構失衡”,如未列入戰略和重點部門的産業和地區,會出現長期的發展瓶頸現象,而各地政府都支持重點發展的部門,會成為産能過剩的部門;二是過度強化了政府和産業政策的作用,抑制了市場發揮作用的空間。

  轉向均衡發展戰略意味著我們必須揚棄過去用行政手段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而通過利用市場機制決定資源的配置。這裏“均衡”的意義在于:市場主體在利益驅動下,按照供求信號進行競爭性資源配置,就能使各産業部門獲取大致平均的利潤率。而偏離這一平均利潤率的任何信號,都意味著産業供求結構的失衡,都會造成資源的再配置即結構糾偏。顯然這就是社會福利損失最小的高質量發展。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狀態更多表現為生態環境、關鍵技術、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要素市場發育等領域短板或瓶頸。這與這些領域市場容易發生失敗有關,也與政府過去把資源過于集中在經濟市場領域、忽視對市場失敗現象進行大力度糾偏有關。因為,未來實施均衡發展戰略,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非市場調節的上述領域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支撐要素二:片面工業化轉向四化協同發展

 

  為加速推進工業化發展,過去我們實施了農村與城市隔離、農業剩余支持工業化的種種措施。副作用是除了加劇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業、農村的衰退外,廣大農民和城市中低階層的低收入和低需求難以消化制造業的巨大産能,結果便發生了嚴重的過剩産能,或者只能通過廉價出口甚至補貼出口去消化,很難有高效率、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從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動“四化協同發展”開始,即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中國的發展戰略開始突破工業片面發展的格局。如,為了消除城鎮化進程落後于工業化的痼疾,開始以城鎮化拉動工業化;用信息網絡技術改造傳統工業,增強工業的智能化水平等等。十九大進一步提出,要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産業體係。過去説,要全面構建現代農業基礎、發達的制造業以及門類齊全的現代服務業,這其實是分割而不是融合了産業部門之間的聯係,缺乏等量資本在部門間獲取等量收益的均衡協調發展理念,很容易在原有的二元經濟結構下,片面突出發展某個産業部門,形成産業間的結構撕裂。建設四位協同的産業體係,從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門分割的角度,明確了未來創新引領、産業協同發展的總要求。

 

支撐要素三:要素市場化配置成為進一步市場取向的重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經濟轉軌的重任並沒有徹底完成,主要體現在要素市場化配置這個更為艱巨的任務並沒有真正完成。

  在要素市場配置中,發展得比較徹底和充分的主要是貨幣、技術、信息等市場,而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功能還不夠完善。這樣,結構調整便會遇到一些困難,如勞動力市場的剛性會使國有企業在産能過剩時成為僵屍企業;資本市場中的收購兼並功能不充分,産業結構和産業組織的調整就會比較困難;結構調整的困難是,高質量發展的天敵會造成資源的低效率利用。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調整産業結構是化解産能過剩、消滅“僵屍企業”的主要途徑,是糾正資源在産業內配置失誤、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的主要措施,即通過産業內企業間關係的重組,以及資源在企業內的重組,使資源在産業內由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加速移動和有效配置,從而提高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的水平和能力。

  清除“僵屍企業”,化解産能過剩,需要盡量避免直接破産,避免運用激進的手段制造人為的社會衝突。為此,要素市場化配置要利用資本市場的內在功能,通過兩類機制來實現:一是主動性調整機制,即通過鼓勵企業間的收購兼並,消滅低效率、産能過剩的企業;二是被動性調整機制,即由市場倒逼、企業為主體,放任市場機制自動和自我調節,讓産能過剩企業自生自滅,由此實現市場自動出清。

 

支撐要素四:在效率基礎上實現共享分配

 

  在高速度發展階段,初次分配講效率優先,再分配適度考慮公平。但是這一分配原則長期實施,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和財富擁有結構的失衡。據統計,1979年中國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係數是0.16,1988年是0.382,1997年是0.458。到了21世紀,這個數值一般認為在0.5—0.6,貧富差距非常大了。

  初次分配也要講公平,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

  一是財富在國內居民與外國投資者之間的分配。GDP中外資拿得多,自然本國居民就會拿得少。依靠吸收外資來發展經濟的地方,普遍都存在這一分配失衡的問題。

  二是財富在資本所有者與打工者之間的比例。創業的人多,居民富裕程度就高。

  再分配更要講公平。如,財富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分配。政府和企業從財富總盤子中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

  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弱,虛擬經濟就會過火,善于和敢于利用金融杠桿、敢于炒作資産的地方,往往要比單純做制造業的地方富裕。這造成財富生産與財富分配之間不成比例。最後應該指出的是,無論分配和再分配怎麼進行調節,一個正常的社會都需要鼓勵生産性努力,這就是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提高GDP中的含金量。

 

支撐要素五:找準産業優先與地區優先平衡點

 

  産業政策優先意味著資源配置主要取決于效率導向,但這在空間上會産生歧視效應。那些區位條件較差、運輸成本相對較高的地區,就不容易被納入産業政策的發展眼界中。長期實施這一政策雖然有助于加快發展,但是會累積越來越嚴重的區域發展非均衡問題,從而導致極大的社會壓力。

  地區政策優先的主要基準是地區間發展的公平主義取向,一些發展條件較差的邊遠地區、資源地區、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在實施這一優先原則時將得到優先發展。

  顯然,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地區優先的政策取向是損害靜態效率的,但是在動態、全局意義上並不一定。高質量發展是一種綜合多元的評價標準,因此,對應它的最適當的狀態是找準産業政策優先與地區政策優先的平衡點。

  主要的平衡措施有:

  一、主要以發展城市群落的政策來促進鄉村振興。城鎮化水平高的地區,尤其是城市群落發育比較成熟的區域,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其鄉村現代化步伐也快,地區間均衡發展程度也高。

  二、可以通過建設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的辦法來均衡區域和産業的關係。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是按照經濟區域來自發布局的。它的一個直接效應是可以模糊行政區的界限,拉動産業集群內所涉及的若幹行政區共同協調成長。

  三、有意識地加速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各行政區拆除行政壁壘,制定統一協調的競爭規則,相互之間競相開放,這種一體化機制將産生從極化到收斂的“非均衡—均衡”發展效應。

 

支撐要素六:把生態環境內化為經濟發展財富

 

  高速度發展階段把對環境的整治和保護支出作為成本因素考慮,而高質量增長階段把環境當成發展追求的目標,是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環保支出是實現財富增長的手段。在綠色GDP的核算上,就要從國民生産總值轉向國民生態産值,即把環境的損害作為國民財富的減少來對待,把對環境的投資和支出當成國民財富的一個組成部分。

  除此之外,在地區之間要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可探索實施兩類交易制度:

  一是建立和健全以單位GDP能耗為基礎的節能交易制度。在這樣一種省一級的節能交易平臺上,單位GDP能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區可以賣出相應的節能量;而單位GDP能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區,則必須買進相應的額度。顯然,實行這一交易制度有利于促進各地區能耗量的持續下降。

  二是建立和健全某流域以水環境質量為基礎的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具體是對水質達到一類水標準的地區,達到程度越高、比例越高則獎勵越多,而對三類尤其是四類水質比例高的地區,實施懲罰性倒扣。

  這種制度安排尤其適用于具有上下遊關係的區域生態補償關係。建設美麗中國需要這種把環境保護的倒逼壓力轉化為經濟轉型升級的動力制度,必須把目前限于工作層面的倒逼機制提升到政策層面,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上升到法律法規層面。

 

支撐要素七:建設基于內需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過去開放型經濟道路走的是出口導向的全球化。1992年之後,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國際貿易額呈現暴發式增長。2008年之後,世界金融危機顯示這種性質的“全球化紅利”已經基本結束,中國需要與世界進行再平衡。

  這個再平衡就是要在擴大內需條件下,及時主動地啟動“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戰略。“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並不是一個新現象。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的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體係,它的最終需求規模一直處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強勢的國內市場需求加上其他非經濟因素,塑造了長期的強勢美元地位,誘使全球生産要素向美國流動,導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對其進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國可以成為吸收全球高級要素力度最大的國家。因此,基于內需的經濟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體係的基礎上,強調利用全球的優質要素發展自己。中國盡早啟動這一戰略,也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不斷增大的內需來擴大進口,也能起到促進中國經常項目收支平衡的主要作用。國家領導人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中國即將相當幅度地降低過去對某些産品的關稅稅率,努力增加人民群眾需求比較集中的特色優勢産品進口。基于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期望能夠用中國的內需吸收外部世界的先進生産要素。

 

支撐要素八:高質量的制度供給能力

 

  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核心問題,原因在于相關制度的失敗或者失效。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政府層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要重點解決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體制性和素質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硬化所有權的約束,即預算約束硬化,這是高質量發展的效率基礎。

  二是為高質量發展而競爭的地方政府機制,要求把為增長而競爭的舊式地方政府運作體制,通過輸入新的高質量目標函數,改造為適應新時代、解決新社會主要矛盾服務的新體制。

  三是産業政策要讓位于競爭政策。舊式的産業政策的實質是通過制造所有制歧視、産業歧視、內外經濟主體歧視、地域歧視等,實現非均衡的快速增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深化,需要把它逐步過渡到公平競爭取向的競爭政策。

  四是法治化的政府宏觀調控體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競爭政策為導向,還要求實施自由進出市場的反壟斷政策,這對鼓勵高質量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市場競爭中企業自由進入,是打破已有企業的市場壟斷的最銳利武器,因而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強對市場主體行為的監管,是規范市場運行的主要手段,也是保護各方利益主體正當利益和市場運行的基本要求。

  來源:《經濟參考報》

2018-03-1582018-03-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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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劉志彪

江蘇長江産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  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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