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並非城市治理的最大公約數

發表于  2015/08/19 06:30   約6分鐘

深圳一釘子戶一釘十年,周圍高樓環繞成“孤島”

  伴隨著經濟升級和社會轉型的腳步,中國城市化進程在加速推進。

  全球更多的在建摩天大樓,迅速擴張的城市版圖,以及逐漸消失的村莊,都市裏為平等權益奮爭的新市民,交相輝映出一個充滿活力又不乏陣痛的時代畫卷。

  一個如影隨形的幽靈始終揮之不去。

  城市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但在一個多元年代,人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千差萬別,協調一致形成最大公約數是考量當下地方政府執政智慧和服務水平的一道難題。

  由于一些拒絕讓渡個人權益去服務所謂城市發展大局的居民存在,他們便有了一個不雅的綽號:“釘子戶”。

  在一些城市管理者眼裏,他們“拆不動、賠不起、玩不轉”,一旦矛盾激化,會造成惡性衝突,乃至危及社會穩定。早在2013年11月28日上午,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張恩璽在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明確指出,群眾信訪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徵用、城鎮房屋拆遷及社保問題上。

  為了破解“釘子戶”這一老大難問題,身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市決定進行一次引人矚目的探索。

  媒體報道,8月初,正在內部徵集意見的《城市更新條例(草案稿150731)》顯示,其在維持“政府引導,以市場化運作為主,充分發揮資源市場化配置作用”主導機制的同時,首次提出了“産權置換按照建築物使用面積(套內建築面積)測算,置換比例(即拆賠比)不得低于1:1,但是不得高于1:1.3”和“如果不願參與權益轉換和簽訂搬遷安置補償協議權利人不超過5%,則項目實施主體可以申請區政府強制徵收不願參與權益轉換和簽訂搬遷安置補償協議權利人的房地産並出售給項目實施主體”等突破性條款。

  正在告別青春期的深圳,對于城市更新的依賴性在去年已經高達75%,加上全面深化改革與新一輪城鎮化帶來的發展機遇,當地政府致力破解城市化難題的努力和探索本無可厚非。拋開在一線城市房價高企並持繼上漲的情況下大幅降低拆遷比是否公允,更值得商榷的是,在現行制度和管理框架下,允許對5%的“釘子戶”進行強徵會不會招致強烈民意對峙,成為日後矛盾衝突頻現的溫床?

  必須承認,在過去許多城市擴疆拓土的過程中,的確出現過少數“釘子戶”利用現行規定,綁架民意,借助媒體,對政府批準的正當合理的規劃施工無理阻撓的惡性事件,但更多的拆遷糾紛卻與政府的政績思維至上、行政的惰政懶政、執法的簡單粗暴有關,終觸怒民意,釀成相互對立對抗的悲劇。

  要想徹底破解這一難題,當首先要找到“釘子戶”的深層成因,廣徵民意,科學決策,在法治的大框架下操作,而不是簡單地配合發展,立足管理的有效和便捷,無視居民合法正當的訴求,以市場之名,行侵權之實。

  任何行政主導的規則制定,都首先恪守法治的底線。無論置換比例(即拆賠比)“不得低于1:1,但是不得高于1:1.3”,抑或對5%“釘子戶”申請強徵目前都找不到明確的上位法依據,更與《立法法》的精神和原則相悖。一旦草率推出,不僅會重演《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執行難的困局,還埋下了更多引發衝突、危及穩定的誘因。

  由于缺少法治的護佑,這個草案從一開始就顯得像政府與開發商的合謀,以發展的名義,變相擠壓和剝奪身處弱勢地位的被拆遷者的權益,本質上既與以人為本、民生為大的城市發展宗旨衝突,更不符合當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潮流,最終結果肯定不是“簡政放權、回歸市場”的生動例證,倒像權力綁架市場、市場依附權力的灰色聯姻。

  如果説市場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那社會追求的卻是公平和正義,城市管理就是要找到其中一個最佳平衡點。在矛盾多發的轉型社會,個體權益意識日益覺醒,各種利益博弈空前劇烈,如果以快速發展為旗幟,以加強管理為武器,以城市整體升級為目標,而規則卻缺乏法治約束、行政執法程序存在缺陷,將所有阻礙這一目標的人定為“釘子戶”,還5%,能行得通嗎?

  對極少數無理取鬧,危害公共利益的釘子戶可以強徵甚至強拆,比如香港,唯一的區別是:在香港要強拆,上法院。在深圳,要強拆,找政府。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不管有沒有合理訴求,這5%的釘子戶都是少數派,是不是該放棄一切自身利益主張、內心願望,屈從于其余的大多數?

  著名法學家洛克認為,根據自然法,每個人生來就有追求生命、自由和財産的權利,或者説,自由、平等和所有權,是人的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少數人作為人類群體中的一份子,理應享有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並不因任何多數的意志而改變,這是人的內在倫理價值所決定的。而在操作層面如何解決、取舍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的權利衝突問題,理論上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法學派提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理論,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提出了“利于最少受惠者”的理論——秉持“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原則,成為當代憲政民主的一個重要基石。

  這也有助于人們去深刻地理解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罪惡,也希望幫助更多人不再去導演“多數人的暴政”。

  希望未來成文的深圳“釘子戶”治理法則能恪守人性的底線,法治的底線,實現城市快速發展和個人權利保護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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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並非城市治理的最大公約數

任何行政主導的規則制定,都首先恪守法治的底線。如果説市場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那社會追求的卻是公平和正義,城市管理就是要找到其中一個最佳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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