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心態危機蔓延

發表于  2014/09/18 15:48   約9分鐘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心態演變


  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至2000年,中國人的社會心態總體呈現為對未來抱有樂觀主義的積極態勢。2000年後,尤其2008年後,社會心態中的負面感受增多,2008年北京奧運會可作為判斷社會心態演變的一個節點。也許是過去忽略了某些東西,很多負面的社會心態我們此前並沒有明顯意識到,而現在一下子感觸良深,深為所困,所以醞釀出一種整體性的認識:負面社會心態危機蔓延。


  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很多人在回憶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起步階段,那時盡管經濟、個人生活條件並不富裕,但大家都沉浸在相對輕松愉悅、對未來理想憧憬的氛圍中;並且由于當時對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砸碎,所以説那個年代令人懷念和向往。


  上個世紀90年代的基本心態相對平和。鄧小平同志南巡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漲,所有人都在追逐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沒有停下來、靜下心來感受社會心態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無論是生活條件改善的人群(先富起來的人),還是改善相對少的人群都沉浸在追逐之中,對于追逐帶來的後果和差異,沒有直觀感受。大家處于“瞎忙”的狀態,甚至還樂此不疲,對于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尚未有所感知,所以總體來説社會心態惡化還未出現。


  2000年後,問題開始嚴重。一方面,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變化帶來的階層間差異為人們所感知。草根階層不滿情緒開始蔓延,對中産階級,尤其對精英階層的憎恨開始日漸增多。


  2004年,不和諧之聲初現,我國開始提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但那時國家致力于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當時許多社會心理學專家一致認為中國社會基本情緒的基調是積極的、向上的。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一洗百年來中華民族屈辱,為我國帶來的機遇有目共睹,對于國家凝聚力和國際形象提升有相當大的幫助。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政府4萬億一攬子計劃,讓世人感受到了風景這邊獨好,整個社會心態的消極部分被遮蔽。總體上,人們都未嚴肅意識到中國社會心態的危機和負面情緒悄無聲息的蔓延。


  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的喜悅過後,各種不正常社會心理逐漸增多,社會心理學家開始意識到社會矛盾的出現,並指出中國社會心理開始出現消極的心態,比如浮躁、喧囂、忽悠、炒作、炫富、裝窮、暴力、冷漠。整個中國社會心態的現狀,或者説30年的演變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中國人過去保守,不願接受新事物,在今天社會流動的帶動下,對他人、他文化的接受已極大改善;對于個人生活失意變得比較平和,前提是未受到不公平待遇,確實是自己能力有限;關于競爭意識,敢為人先的意識是30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前20年更多是積極,而後10年消極增多。


  時不我待:個體病態到社會病態演變原因


  從過去某些個體病態到現在的社會病態趨勢的演變,有其社會深層原因。拿焦慮這種社會心態來思考,我們發現,中國現在是“恐慢”:趕超別人,以不被別人趕超為邏輯。事實上,從1840年西方列強靠船堅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之後,中國人的焦慮就開始了,因為我們開始發現我們不如別人。梁啟超、李鴻章、孫中山都是這種心理,要改造中國,時不我待;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的勝利一方面改變中國歷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加深了領導人的焦慮,因為他要向中國人民證明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因此要趕英超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人何時會焦慮?那就是危機的出現。危機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努力和奮鬥,會化解危機;第二種是已經看到結局,個人能力有限不能化解危機,就只能消極等待。改革開放最成功的地方是調動了所有人的積極性。但與此同時,與個人利益捆綁在一起的個人壓力,和唯恐被人拉下的焦慮開始傳導到其他人身上。


  除焦慮外,現在社會還有很多病態心理,但很多社會病態相互之間很難區分。焦慮和浮躁可以分開,但實際上,浮躁和焦慮又有關聯。有些病態心理之間的含義讓最嚴格的社會心理學家也很難區分和界定。多與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心理變得積極和健康。從國家層面來看,國家和公眾,以及社會媒介開始對心態失序高度關注。國家將培育社會心態寫進“十二五”規劃,人民日報更是以《“心態培育”,執政者的一道考題》為題發表了關注社會心態的係列文章,所以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必須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國社會的消極心態是伴隨著巨大的社會轉型出現的,這是社會轉型的伴生物。從這一角度來講,造成這些病態的深層次原因就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社會轉型的速度太快,使得我們對生活改變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以個人住房的平米數來看,一些人在十年內完成了從50平米到100平米的轉變,甚至期待更寬敞的居住空間。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使得我們降低了對獲得改善的滿意度,同時提升了我們的期望值,眼光越來越高,不滿卻越來越深。


  其二,改革紅利的不均衡性。先富共富的初衷是:一部分先富,帶動不發達不富裕實現普遍的富裕。盡管可能存在焦慮、物欲、拜金,但是沒有仇富、暴力。為何有病態心理的出現?原因就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人和人、群體和群體間的差異被拉大。富裕起來的人(剛富起來的“一代”),對獲得的財富非常看重,有顯擺的心態。


  其三,社會發展形態的不同。相比歐美國家,歐美老派資産階級也會有炫富,但在公眾場合反而比較低調。他們沒有身份的焦慮感,很悠然、很從容。他既沒有要追趕別人的動機,也沒有怕被別人趕上的焦慮。我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形態不同造成的,中國正在向現代化邁進,而歐洲已到達後現代社會。美國社會學專家英格爾哈特認為只有我們真正佔有物質後,才能生出超越物質的概念。革命中能夠舍命的人往往並不是物質匱乏的人,比如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是俄國的貴族。正是因為對物質沒有焦慮,所以才能操縱對物質失去的恐懼。


  其四,生活態度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在很多生活態度上比我們積極、從容,沒有不安和焦躁。


  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欲、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我們只是剛剛得到富裕,所以説“貴族經歷三代才可以從容應對”。因而一方面我們要接受三代現實,另一方面我們要重視消極社會心態,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非常重要。怎樣把價值觀中積極健康的心態傳遞給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欲、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路透社與艾普索斯民調公司在2010年發布的一項世界上23個國家對金錢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第一。其中你認為金錢是否能改變一切?中國佔66%,美國人只有33%。該調查的結論是:看來東亞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于歐美國家;發展中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于發達國家;不幸的是,中國又是東亞社會,又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是第一。如果我們不改變,不重視精神的改造,中國社會的變革和轉型就不會對人類做出精神上的貢獻,只能是GDP的堆積。


  200年前的歐洲同樣經歷社會轉型,但有兩個方面沒有我們表現得嚴重。首先,現代化程度是不同的。他們的現代化是原生的,當他們在邁向物質豐裕的過程中,沒有更富裕的榜樣在前面,不需要趕,他們沒有趕的心態。我們處于起步狀態,趕的焦慮會比別人多。第二,整個西方世界的變遷不同。無論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已經完成變遷,最大規模的變遷涉及到的人口分別是3億、3億、1億,而中國是13億。因此,在中國社會失衡大一點,性質嚴重一點,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最早意識到社會心態危機,他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作了題為《中國城鄉道路發展》的演講,首次提出在對生態秩序研究之外,社會學應該研究心態秩序。他當時提出,中國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必須要意識到整個社會轉型帶來原有社會秩序的猛烈衝擊,以及心態危機。


  中國社會只要繼續沿著現代化道路前進,大體實現現代化,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相對的公平,我們很多消極的社會心態,如焦慮、浮躁就能夠得到更好解決,實現費孝通先生的“安其所,遂其生”,我們才能解決精神上漂的問題。


  作者:周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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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焦慮這種社會心態來思考,我們發現,中國現在是“恐慢”:趕超別人,以不被別人趕超為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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