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海史上最大單地塊一次性徵收項目，東安徵收涉及6057證。每一證對應的往往是一戶，甚至多戶家庭，而且，因為房屋建設年代久遠，老樹根深，因老房子衍生的問題也盤根錯節。居民的訴求多種多樣，不同利益的衝突需要調和，徐匯區楓林街道黨工委堅持“糾紛調解在前、矛盾解決在前”工作思路，在區委政法委的大力支持下，積極牽頭區兩院、區司法局等專業力量，一年來接待居民近400批次，跨前調處944證矛盾問題。東安舊改從程序合法和糾紛化解兩個維度，形塑舊改的法治邏輯，將依法徵收貫穿始終，確保徵收工作公開、公正、公平，“一把尺子量到底”。
以專業團隊保障居民權益充分實現
對於許多家庭來説，舊改徵收有時候就如同打開“魔盒”的一雙手，將許多隱藏的問題和積累的矛盾陡然暴露，讓其到了“不得不解決”“必須要解決”的時候。
楓林街道會同徵收公司組織55個專班小組全覆蓋上門問情況、聽訴求、答疑惑、解難題。經過精準走訪排摸，發現有近千戶存在産租人死亡、矛盾調解等訴求。在徐匯區楓林街道司法所所長邱芃眼中，想靠居民自己來解決這些矛盾是不現實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於是，“糾紛解決機制”在徵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去年9月，徐匯法院在楓林街道舉辦“甘棠樹下”社區法官工作室城市更新巡迴審判站成立儀式，助推司法服務深度參與東安舊改項目。同時，在區委政法委的大力支持下，調動區法院、區檢察院、區司法局、律師事務所等調解資源，搭建調解平台，提前介入，以剛性政策結合柔性溝通，以專業團隊保障居民權益充分實現，保障徵收工作順利開展。
法治保障工作現場會
2024年初，徵收工作進入到動員關鍵階段。針對前期排摸出的家庭矛盾問題，東安項目調解工作組成員進基地、進小區、進居民家裏。他們由法官、檢察官、律師、司法所專員、人民調解員組成，帶着專業意見跨前開展調解和委託工作，力爭將居民內部矛盾化解在前。
徵收工作中，居民家庭內部矛盾能有多“複雜”？楓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東安徵收沈家裏片區指揮長宋偉感受頗深，最讓他印象深刻的一個例子是：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房子有12個戶口，而且這些人還分了好幾個利益小團體，彼此之間意見不合，衝突激烈，大有為了不讓對方好過，寧願大家都不簽約之勢。
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我們只有一步步攻堅，先深入了解情況，從情、理、法多個角度去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口’。”邱芃介紹説，“背對背”和居民逐個談心、了解訴求往往是“攻堅”的第一步，“對於一些不合理、不合法、不切實際的訴求，我們在這一步就會向居民明確指出，降低各方過高的預期，厘清他們在徵收中的利益公約數，同時，再從情理上對他們進行勸説。等他們都同意一起‘坐下來談’了，在我們看來，這件事情也就成功了一半。”
而這個重要的、各方可以“坐下來談”的時間，通常都是以居民的時間為準，協調工作組則“全天候待命”。為了確保調解工作卓有實效，工作組會制定更為精準的調解方案，比如針對居民不同的性格特點，選派相應風格的法官，“居民性格比較溫吞、容易糾結的，我們就選個雷厲風行的法官；反之，如果居民是個暴脾氣，我們的法官就得是性格沉穩、耐得住性子的。”
徵收政策宣講
以專業技能解決居民急難愁盼
為保障徵收工作順利開展，保障人民權益充分實現，工作組人員在協調工作中，還突出為民、利民、惠民服務宗旨，幫助居民理解法律、政策、方案，助力居民合法合理行使權利，推動矛盾逐一靶向化解。
“在工作開展中，我們發現，因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居民在遺産繼承、産權分配、婚姻家事等多個領域存在大量法治需求。徵收對他們來説，實際上也是一個理清‘陳年舊賬’、解決‘疑難雜症’的契機。”
宋偉跟記者分享了一個案例，家住沈家裏的李女士已經五十多歲，攜上初中的女兒住在居住面積15.7平方米的租賃房中，承租人是其已經去世的丈夫。但是房子的戶口本上，小叔子一家三口的戶口也在列。“小叔子一家住在徐匯區另一個街道，所居住的房子也是老人留下來的。據説兩兄弟原來有個口頭約定，就是各自現在住的房子歸各自所有。但因為遇到徵收，也是因為口頭約定‘死無對證’，小叔子就以自己曾在這套房子裏住過為由，要以‘同住人’身份來分補償款。”
如何理清這本“陳年舊賬”，保障這對孤兒寡母的利益？街道專班和徵收組請來律師、退休法官一起開家庭矛盾調解會，將現有的沈家裏住房和小叔子現在居住的房子一起打包調解。畢竟，小叔子現在住的房子是兩兄弟的母親留下的，按道理，李女士已經去世的丈夫也有一部分繼承權。最終，經過多次調解和協商討論，李女士拿到了房屋的承租權，也兌現了丈夫的遺囑，與小叔子一家各安其家，不再有房産上的糾紛瓜葛。李女士高高興興簽下協議，開始了一直期待的新生活。
現場矛盾調解
類似的問題在徵收工作中經常遇到。為了更好地服務居民，幫助居民解決急難愁盼問題，同時避免居民受到負面引導，徵收專班探索在東安片區設立沿街法律服務站，選派可靠工作力量，為居民無償提供法律服務。從2023年7月下旬至2024年3月上旬，法律服務站開設了20余次法律諮詢接待專場，接待居民近400批次，搭建矛盾化解平台，跨前調處944證矛盾問題，把居民內部矛盾化解在前。
針對徵收工作中比較集中的租賃房清退工作，徐匯區法院還通過現場巡迴審判，加速案件審理流程，其中一樁案件2024年8月23日立案，8月29日就進行庭審，並當庭主持雙方達成調解協議。
以“陽光操作”助推徵收依法進行
“東安舊改工作堅持全過程依法依規開展，按照法律規定逐步推進預徵詢、一輪徵詢、圓桌會議、聽證會、二輪徵詢等流程，補償方案公示充分、相關政策文件送達到位，全流程接受紀委、審計監督，保障居民合法權益。”第一徵收事務所東一南片區項目經理杜延瑾告訴記者，東安徵收實現了執行政策公開透明、算賬過程公開透明、補償結果公開透明，而且始終將做好公示公告和群眾解釋説明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這樣的舉措，不僅贏得了東安被徵收的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也讓徵收工作堅守住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則，實現了徵收的公正、公平。
在杜延瑾看來，“依法徵收”和“陽光操作”是徵收工作最好的助推器。“徵收補償方案”是徵收專班所有工作人員的參照係，不管是一線的經辦人員，還是項目經理、片區長，甚至街道辦主任，參照標準都是一樣的。“有些居民可能會習慣性地‘有問題找領導’，但多次嘗試下來就會發現，領導和一線工作人員的信息反饋都是一致的。”
為居民釋疑解惑
作為徵收專班工作人員，杜延瑾和自己的夥伴們日常走街串巷，面對居民講政策含義、政策流程，講補償金額逐項計算依據和過程，“要向他們講透徹，徵收工作就是要一個政策用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不會讓一戶群眾吃虧，更不會讓老實人吃虧。”
東安一村一戶住在底樓的居民，幾年前私自將一小塊地方圈做了自家的小花園，在裏面種植了一些花花草草。這次徵收，他提出，搬遷的話花草帶不走，對自己是一種損失，應該有額外補償。“我們跟他説，在補償方案裏並沒有相關條目，這個沒法實現。”經過幾次溝通，這位居民心裏也知道難實現，但是面子上又下不來，就提出，能不能就補償5000元，“當時也有同樓棟的其他居民替他説話，認為相對於這麼大一個徵收項目來説，5000元根本不算什麼，為了讓他早日簽約，就給他吧。但我們還是跟他説，超出方案的，我們不會通融，5000元也不行。”最後，通過居民、居委一起上門做工作，這位居民終於放下了自己的面子，同意簽約。
以溝通柔性讓徵收實現“加速度”
東安地塊位於內環內，地理位置優越，在市場烘托下，居民對徵收補償存在較高預期。更有一些居民，因有過多次動遷經歷，也因晚簽晚搬享受過優待，這次徵收，他們想以同樣的方法獲得高額補償。但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則面前，他們最終放棄了“堅持”。
其中，黃老伯的案例，則不僅體現了政策的剛性，也體現了工作人員溝通技巧的“柔性”。
黃老伯是老“拆遷戶”，他本身也是經歷了其他區的拆遷後搬到東安二村的，當時通過“晚簽約”嘗到了不少甜頭，這次，他想“依樣畫葫蘆”，在徵收中多爭取一些額外補償。於是，從徵收初期，他就擺出一副不合作的態度，工作人員敲門不開，圓桌會議也不參加。
街道特別設計“一把尺子量到底”宣傳海報，線上線下廣泛宣傳
“對這樣的居民，我們要逐步‘滲透’，通過各種途徑來做他的思想工作。”為了讓黃老伯明白，這次徵收絕對是陽光徵收、透明徵收，工作人員每天等在黃老伯樓下，等他下樓散步時陪他散步、聊天，宣講政策、分析形勢、講清利弊；同時還做通黃老伯女兒、女婿的工作，一起來與黃老伯溝通。黃老伯因病住院後，專班工作人員也經常去探望，噓寒問暖，還跟黃老伯的老伴説，如果忙不過來，專班工作人員也可以幫忙陪護。“終於，我們的決心與堅持讓黃老伯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有一天，街道領導去探望黃老伯的時候，他主動提出來要簽約，他們家的簽約是在醫院裏完成的。”杜延瑾説。
堅守公平公開公正、一碗水端平是做好徵收工作的生命線，也是解開群眾思想疙瘩的金鑰匙。楓林街道黨工委在會同徵收公司推進東安徵收過程中，堅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個政策執行到底、一個標準補償到底”，這樣的政策剛性與徵收專班用心、用情、用力的工作方式相結合，讓“依法徵收”和“陽光操作”成為徵收工作最好的助推器，讓東安徵收跑出了“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