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文軒博士是南洋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係助理教授，現為美國公共行政管理學會中國分部主席。 除了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擔任編委、審稿人和發表文章外，他還在聯合早報等媒體發表有關中國政治發展和行政改革的政治評論文章。他也積極參與公共管理實踐，為聯合國、美國、新加坡和中國地方政府提供政策諮詢和培訓服務。
對一個人來説“五十而知天命”，對一個國家而言，“五十”年是一個重要的反思過往的新起點。在慶祝新加坡建國50周年的當口，反思新加坡取得的經驗和面臨的挑戰，對新加坡未來的發展非常有意義。
在這個情況下中國要採納近乎脫離英語的教育政策或者説進一步弱化英語教育是明顯不明智的。 新加坡的奇蹟般的經濟增長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傑出表現和新加坡政府採納英語作為主要的教學和工作語言有很大關係。 中國民眾的英語水平和英語應用能力的提高需要大大提高而不是弱化。 英語教育的失敗不是取消英語教育的理由。 英語由社會化機構多次考試的方案可能會大大增加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 按照教育部慣例的“三年提前知道”高考改革原則對降低高考英語改革的不良影響是遠遠不夠的。 起碼應該調整到“六年提前知道”即從初一就應該明確高考英語的改革方向（最大程度減少衝擊）。 要進一步加強對現有英語教育體系人力資源的培養和調整以及社會化考試機構的建設和監管（假如實行社會化考試的話）。
最近熱播的央視美食節目《舌尖上的中國》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 西方文化特別是後現代的西方文化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對個體人性的關注和對宏大敘事的摒棄。 美食具有跨文化的吸引力。 從美食如手，吸收借鑒西方文化以人為中心的表現手法對於中華文化的介紹和推廣非常有幫助。 如果能將中華文化和美食放在世界文化發展和世界美食叢林裏來展現，效果要好的多。 我個人認為中國美食節目的製作者可以和新加坡美食專家多多合作。
經濟學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近日公布了2014全球主要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新加坡一躍成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不少民眾借此表達自己對近年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的憂慮和不滿。其實，新加坡的普通民眾沒有必要為EIU將新加坡列為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而擔心，這個排名離大多數新加坡民眾的生活相距甚遠。
以廈門為中心的閩南地區形成了非常獨特的地域文化。 廈門社會和廈門人體現出來的平和、寧靜以及道德操守給初到廈門的筆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一，中國學生還需不需要學習英語？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自信對待母語是不是就不需要學習英語了呢？或英語學習已經不那麼必要了呢？ 二，高考中取消英語考試的科目，對國人英語水平有什麼樣的影響？ 三、降低英語考分的比例，甚至退出高考，能達到促進文化傳承， 提升中文水平的目的嗎？
隨手亂扔垃圾是沒有公德的表現。 近年來中國人的公德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媒體的關注，中國人隨手丟棄垃圾和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的習慣也受到了諸多責難。 然而這些指責和批評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而反映了中國人公德心和公德意識的提高。 2009年3月25號《海峽時報》發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題為《新加坡會失敗嗎》的文章特別談及新加坡成為世界上最乾淨的國家之一的秘訣是雇傭了一隻龐大的清潔工大軍。 除了在道德和公德心教育的有效性方面，更為現實和緊迫的是在公共服務設施特別是公共衞生設施的提供和管理上大大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
蘋果手機曾經是亞洲智能手機消費聖地——新加坡消費者的心頭最愛，現在隨便在街頭和電信專營店都可以輕易感知到蘋果手機的風光不在。新加坡和蘋果手機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這樣一個充滿變數的動蕩年代（Turbulent Time), 每個國家面臨的挑戰跟蘋果公司在消費電子市場面臨的挑戰是一樣的。
他們是選區內主要社區管理組織（社區發展理事會、市鎮理事會、公民諮詢委員會和民眾聯絡所）的領導者。 這些社區管理組織除了國會議員、人民行動黨的黨員擔當理事之外，吸收了大量的非執政黨的義務志願社區積極分子（基層領袖）參與。 作為執政黨的人民行動黨在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都不設立平行的政黨組織。 應該説新加坡的執政黨群眾路線就是國會議員和執政黨黨員靠自己的品行和人格魅力團結一大幫熱心社區事務的志願者共同營造環境優美、人際關係仁愛友善的社區環境的路線。
知識經濟時代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吸引優秀海外歸國留學人才歸國服務一直是中國人才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經濟發展和科學進步取得巨大進步的當兒， 構建中國”軟實力” 需要大力吸引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優秀海外留學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