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慧眼中國環球論壇2013年會將于7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香格裏拉大酒店舉行。本次年會將通過19個專題分場，深度解析中國的換屆新動向、轉型新挑戰。敬請期待！

各位來賓，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論壇主賓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尚達曼閣下入場，以及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陳慶珠。歡迎大家出席慧眼中國環球論壇2013年會的對話會暨晚宴。隨著中國新領導班子正式上任，過去幾年中國出現的各種矛盾，新領導班子是否有妙策將其根除？而在國際上的宏觀經濟和地緣發展會對中國的戰略和政策發生什麼樣的影響？第四屆慧眼中國環球論壇將通過各位論壇嘉賓的分享探討“換屆新動向 轉型新挑戰”。現在讓我們歡迎通商中國主席蔡天寶先生上臺致歡迎辭。

尊敬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尚達曼先生，陳慶珠大使女士，通商中國的各位顧問、董事會的各位成員，尊敬的各位演講者，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 首先代表通商中國要感謝副總理尚達曼先生，感謝您對于我們慧眼中國環球論壇巨大的支援，在過去15年，您非常慷慨和真知灼見的分享，為我們的論壇帶來了非常巨大的好處，而且加強了新加坡在現在這麼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領域中重要的經濟地位。現在的世界當中，實際上的互通互聯使我們必須要了解現在的情況，從而做出明明白白的決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慧眼中國環球論壇從2010年開設，這也是為了慶祝新中20年的外交關係，作為一個獨立的雙語的論壇，在新加坡來組織這樣一個論壇，給我們就中國各個方面的探討提供了非常好的平臺，這也使得各方能夠增加對中國這個巨擎之間的更好的了解。 通商中國非常榮幸在過去三年得到了與會方的積極反饋，而且也深受鼓舞，我們這第四次論壇也共同組織了19個分會，匯聚了70多位國際專家在此發言，來討論在快速發展中國當中的最新話題以及中國對世界産生的影響。 今天我們已經開了12場分論壇，我們也希望大家到現在為止有了非常愉快而且非常密集的探討，同時我們也在期待我們的副總理先生在幾分鐘之後就會給我們分享他的真知灼見，我們也非常希望所有的與會方都能充分地交流，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並且使我們有一個非常豐富的論壇。

各位嘉賓，在此我首先代表通商中國再次感謝各位撥冗出席這屆慧眼中國環球論壇的對話會暨晚宴，本屆論壇以“換屆新動向 轉型新挑戰”為主題。眾所周知，當今的世界瞬息萬變，充滿著無數的挑戰和機遇，美國的赤字正日益攀高，而歐盟的債務危機卻深陷谷底，中國也正面臨著失業率上升、經濟持續放緩，貧富差距擴大等有待解決的問題。 當下，無論是目前在中國擁有物業或商業往來的人士，還是想要到中國拓展業務的跨國公司，或者是想要與世界接軌、開拓國際業務的中國企業都應該把握時機發展，獲取最新的資訊才能開拓無限的契機。

慧眼中國環球論壇是通商中國于2010年創辦的國際性平臺，每屆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的政商界領導和學術界專家，這個以英語和漢語進行的雙語論壇，是通商中國為了促進世界對中國的了解而開創的重點項目之一。通商中國于六年前由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和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先生共同啟動，我們成立的宗旨就是要加強新加坡與中國的雙邊聯繫，通過多個渠道推動新加坡與世界的銜接，以新加坡為中心點，搭建聯繫中國與世界各地溝通的橋梁。 今天晚上，我們特別榮幸地再次邀請到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尚達曼先生蒞臨論壇，並擔任今晚的對話會暨晚宴主題演講嘉賓，我們也很榮幸地得到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陳慶珠女士的支援，撥冗擔任對話會的主席，他們兩位的真知灼見必定會讓在座各位來賓獲益匪淺。在此我非常希望在座各位除了能拓展思維還能結交良知益友。 最後，我謹此感謝各讚助商和合作夥伴，對論壇的鼎力協助與支援鞭策著我們精益求精，繼續為大家籌辦更豐富、更高層次的論壇。謝謝大家。

謝謝蔡主席。女士們、先生們，晚宴馬上開始。

財政部長，各位尊敬的嘉賓，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接下來要開始我們的對話。我想大家今天等待了一天都等待著這一時刻了，當然並不是等我講話，而是等我們的尚達曼副總理先生來進行對話。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外國友人在場，那可能我要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尚達曼總理，您可能對于他的背景需要有一點了解。實際上在新加坡，在銀行界、在金融界、在貨幣界實際上他都已經不需要很多的介紹了。在2011年他成為我們的副總理，同時他也是我們的財政部部長，他身兼數職，2011年他還當選為新加坡金融監管局的局長。之前，2007年他還當選了教育部部長，後來才當選財政部部長，在此之前，他還是人力部的部長，2011年到2012年是非常短暫的一段的時間做了人力部部長，今天我們也非常榮幸地邀請到副總理先生。

首先，我們不妨簡要地進行一下開場白，昨天晚上您談到，現在和中國的合作讓人感到著迷。的確，兩年之前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接下來十年的發展，當時世界銀行和IMF也進行了辯論，就是中國到底什麼時候能夠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但是對我們來講，安全地説至少十年之後中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我們的區域裏面中國是很多國家，比如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于我們這個地區也就是東盟，中國的確是我們東盟很多國家的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貿易夥伴，因此中國在我們這個地區的重要性是舉足輕重的。 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非常廣泛、深入地進行了中國問題的探討，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是單位數字的經濟增長，我們也非常希望在此之後中國會有什麼樣的發展，而且我們也想知道中國是否還會成為世界的工廠，而且我們同樣想知道中國的人民幣將來是否會有國際化的進程，是否會成為很多央行的儲備貨幣，這些問題都是要問我們的副總理的。首先我們想了解一下您對整個世界的發展以及中國的發展是什麼樣的觀點？

蔡主席，非常感謝您能邀請我來出席今天的晚宴。各位朋友們，大家晚上好。

首先讓我繼續用英語説幾句，我並不是一個中國的專家，我之前以為我受邀來作一個比較性的分析給大家分享一下，作為新加坡的財政部長跟大家來説幾句。現在大家的確對中國都有很大的興趣，中國的企業家、政策制定者都受邀來到這個論壇，我們非常希望向他們學習，新加坡也有很多人不斷地保持和中國的接觸，尤其是商業人士，包括在新加坡有很多學術人員和智庫人員也保持了和中國人員的長期接觸。 就現在中國面對的局面以及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來説，現在中國的整個經濟環境也是比較溫和的環境，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中國進行了快速的發展，他現在的確需要進行經濟的回調步入到正常的發展，現在之所以要進行回調步入正常的發展是因為中國面臨著很多的問題，現在你可以看到我們並不只是處于經濟發展的周期或者包括金融危機對我們産生了影響，而是中國經濟現在有結構性的問題。

在全球領域來講，在金融危機出現前就有長期的結構性問題，這是在世界領域都存在的，而金融危機的出現再次暴露了我們結構性的問題。因此，我們知道短期有周期性的問題，長期有結構性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在這樣一係列的問題當中，您可以看到有一係列我們所需要關注的政策，比如像美國在歐洲、在日本，他們的政策是非常關注短期周期性的政策的，而並不是結構性的長期問題的解決，你知道這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本，因為本質是結構性的問題，而並不是周期性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很多依賴貨幣性的政策，它並不是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種短期的政策並不是負責任的央行的行為，我們也希望通過好的貨幣政策促進整個區域的長期發展。實際上如果貨幣政策太寬鬆的話，就會帶來流動性過分寬裕的問題。因此，我覺得在危機過後，的確各家央行還是比較負責任地採取了快速的政策，但是現在的結果是喜憂參半的，的確短期地幫助我們解決了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可是現在我們也看到比如在美國內部以及在整個全球領域來講都出現了過度寬鬆化而産生的後遺症。 因此，我們現在從貨幣政策傳統上周期的做法，以及傳統的周期性的宏觀性的校正來朝向一個更長期的解決方案來邁進和轉折，也就是説我們要解決結構性的問題，我們知道結構性的問題是什麼，包括在歐洲、在日本、在美國，這是需要我們的政治資本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政治資本並不是無限的，尤其是在歐洲，我們叫做聯合政府，現在它的政治出現了比以前更加虛弱的中心，因此，我們現在知道這種政策資本必須重新聚焦從而推動結構性的改革，這是必要的。

我們並不是希望能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側重在短期的解決方案的制定上，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政治資本已經花在了我們所謂的財政支出之上了，因此我們現在需要思考一下如何聚焦在我們長期的解決方案。現在我們需要長期的財政的可信任度，這就可以給我們創造更大的空間來進行結構性的改革，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核心，也就是在勞動力市場、産品市場尤其在服務市場上這的確需要更好的監管和管理，在日本和歐盟尤其要這樣。 談到教育和人力資本的發展，這也是非常根本性的問題，對于未來歐洲的競爭力當然也是對于美國和日本的競爭力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這只是簡單地總結了一下發達國家經濟的情況，但同時我們也要降低我們的期待，就是説到底花多長時間才能走出現在的陰影，現在市場上你可以看到，還是有很多比較熱情的、向上的、積極的觀點，但是長期來講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復蘇之路，這需要我們不斷地進行調整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改革是發達國家唯一的工作重點的話那就錯了，實際上我們還需要去調整我們的改革重點，特別是新興市場的結構性調整和機制的調整也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新興市場比以前更加地需要調整他們的改革，從而實現更多的結構調整，實現市場監管的放松。特別是亞洲需要發展金融資本市場來使得我們的資本能夠自由地流動，這其中有巨大的機會進行長期的、結構性的改革對歐洲來説是他們的重中之重。 對于我們來説，向西方的消費者無限出口的日子已經結束了，現在我們需要找到的是我們內生的力量，需要找到我們內生的市場動力，同時也要確保對貧困人口有足夠的保護。我們沒有辦法保證新興的市場就一定能夠追上發達國家。當然，我們有很多的經濟歷史可以去參考，同時我們也看到有幾個國家和地區，比如説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它們都趕上了發達國家，同時一些東盟的東南亞國家在過去的二十到三十年中，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它們也在追趕，但這些都是例外。如果大家看看今天的拉丁美洲，它們相當于美國60年代早期的水準，而在印度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變化的，非洲的情況就更加不好了。尤其大家提到的金磚四國都是非常例外的案例，在東盟有些國家是有這樣的潛力，還包括中國，中國是所有新興經濟體當中的一個例外，我們看到中國現在也在大力地追趕發達國家，但是現在的步伐是比以前要慢了。

現在我們來談談中國，中國現在面臨著非常復雜的挑戰，這可能是過去50年中最為復雜的挑戰，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挑戰從現在開始要比30年前更加復雜，而中國是30年前開始改革開放的，現在更加復雜的是由于中國變得更“老”，它的勞動力不再增長，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勞動力中的年齡構成也在改變，同時現在中國不平等的情況更加惡化，同時挑戰更加的復雜是因為中國已經到達了這麼一個層面，從這裏要進一步地發展就需要更加深入的機制改革，需要去改革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需要去改革國企和私企之間的關係，同時還包括金融的改革、經濟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還有社會改革。社會改革能夠讓大家更加平等地獲得基礎的公共服務，包括城市、包括農村，包括城市內的各個地方，同時也包括了城市中各個不同的族群都能夠平等地獲得基礎公共服務。還有教育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重要。 所有的這些加總起來就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議程，這也是在中國很長時間內難以解決的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我們看一看美國是怎麼樣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呢？從它們脫離了英國到現在變成了一個現代的工業化過程，美國的市場化改革花了非常長的時間的，要成功地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是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但是中國可能沒有這麼長的時間，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快速地老齡化了，同時中國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 那麼在今天，我們不是説在進行經濟改革，然後十年以後再來進行社會改革，而是中國在這十年裏就要進行經濟、金融以及社會公布要同時、同步地進行，這個挑戰是非常復雜、非常困難的。

那麼在今天，我們不是説在進行經濟改革，然後十年以後再來進行社會改革，而是中國在這十年裏就要進行經濟、金融以及社會公平要同時、同步地進行，這個挑戰是非常復雜、非常困難的。 而我們為什麼要保持樂觀呢？是因為剛才我所説的這一切對于中國的領導來説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並不是他們不了解，也並不是他們沒有談到，中國的領導班子對于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和這些問題的性質有深刻的認識，同時他們也下定決心要解決這些問題，要在短期經歷這個比較慢的增長所帶來的陣痛，以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發展，這對于很多的社會都是如此。所以他們決定用短痛來換取長期的、更多的利益。 考慮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復雜性、挑戰性也許不一定能獲得成功，但是他們對這個問題非常了解，同時非常清楚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並且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有非常大的成功可能性。我們認為在下一階段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將繼續地開放，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將進一步實現經濟的增長，同時中國和全球都會在這個全球化的過程中相互獲益。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總理先生。實際上在我們剛剛吃了第三道菜以後，您講的這些讓我們為之一振，您説的很多東西都非常有趣，第一個就是結構性改革是我們發達國家也是非常需要的，也就是説你是需要政治，需要有正確的政治家、有正確的政治意願去做。同時談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針對新興市場您指出，對于它們來説要想追趕發達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亞洲四小龍非常幸運能夠追趕上去，而中國這樣的一個國家也可能從這些國家當中脫穎而出，並且變得更加的成功。同時您也談到，現在中國需要同時進行數項的改革，包括金融、經濟以及社會、教育各方面的改革，但您沒有談到政治改革。 我想説，實際上很多的專家和記者寫了很多的文章，很多記者以及來自西方的分析家都説由于中國現在正在試圖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革，使得經濟能夠繼續地增長，因此必須要進行政治上的改革。因為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的話，通常我們説的改成一個更西方模式的民主體制，如果沒有這樣的改革中國要進一步地發展就會非常地困難，您同意嗎？您覺得政治改革是不是也同樣的重要？是不是與其他的改革是同等重要呢？您是否願意在這方面更多地闡述一下呢？

我首先要感謝您的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首先我想説中國要進行的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性質，實際本身就有很多政治的性質在裏面。不可否認的是，比如説我們的戶籍制度的改革會增加我們的平等，使得大家能夠獲得更多、更平等的基礎社會服務，這其實是一個政治的行動。在農村的土地改革使得農民能夠在向城市移民的時候可以出售自己的土地獲得一些現金，這也是一個政治的行動。經濟的改革包括了實現金融市場的自由化，為中小企業和私企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同時要讓國企按照市場的規則、市場的定價來進行經營，包括有關土地的價格、資源的價格等等，那麼如果讓國企都按照市場的價格來進行運作的話，這其實也是政治的一個行動。 所以説社會和經濟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的改革。當然，還有一部分改革是政體自己的改革，有一些政治改革是必須要進行的，這樣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才能進一步的發展，從長期來看，其實我們並沒有一個標準的民主的模板，這個模板是來自于西方的。當然，我們感到在長期來看，中國改變的一個方向還是會讓政府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但是它到底是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模式呢？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西方來看，我們看到它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實際上很多時候我們的起點是不同的，我們並不是説從封建主義到了資本主義然後自然地就進入到了民主社會，我們實際上是從比如共産主義的政府到了有更多市場經濟的這麼一個空間，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過渡和改變，使得政府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那麼我覺得要進行這次改革，一個主要是為了社會的穩定，另外一個是為了讓經濟更好地發展。因此，是必然需要在整個政治中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特別是要讓當地和農村的人口在政府中有更多的代表性，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夠確保社會穩定以及可持續地發展，因為其實中國人是希望得到穩定和發展的。 我想再多説幾句，我們之所以要相信中國這樣發展下去會産生中國自己的民主模式，而不會有很多激進的反抗，而是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是中國中産階級的一個特點，因為我們看到在中國，中産階級已經變得越來越大，但是中産階級對于穩定和繁榮是有巨大的需求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中産階級的組成在中國也是非常獨特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企業家，他們也是中産階級中非常有影響的人，有的可能是前國企的領導，有的是以前政府的官員，還有一些可能是媒體的發言人，他們現在都是各種各樣的人進入到我們的中産階級中，我們看到現在共産黨也在吸收私營企業家來入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中産階級是有各種各樣階層的人員的，他們在政治上比較保守，同時對于他們來説社會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並不是説他們不想改變，他們希望政府效率能夠提高，他們希望政府能夠更加地負責，他們也希望能夠減少任何武斷的政府權力，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他們希望能夠實現一個逐步的改革，但是他們在政治上是相對保守的。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應該要記住，中國並不會按照我們其他國家發展的模板去發展，因為中國是一個有非常不同歷史的國家。

謝謝總理先生。那現在我想問您一個簡單的問題，這是與我們的家鄉更有關的問題。您覺得如果新加坡變成人民幣的中心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呢？在香港、臺灣、澳門還有倫敦，現在已經建立了人民幣的交易中心，我想問一下那麼已經有了這麼多的人民幣交易中心了，新加坡還有任何發展的空間嗎？同時您覺得在未來還會有更多的人民幣的交易中心嗎？還有在未來人民幣會不會全球化的可能呢？

您的問題剛開始問的時候是比較容易的，越問越難了。首先我想説新加坡能夠發揮一個建設性的作用，在中國我們的確有優勢，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和上海發揮很好的互補作用，成為人民幣離岸的非常重要中心，當然也可以幫助香港成為很好的支援，比如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了清算行的安排，實際上在5月的時候就已經進行了這樣的安排，在6月份這一個月之內，我們人民幣的結算額就比臺灣要大，達到了600億了。我們也會申請中國外匯的配額，也就是説按照中國在案的匯率來進行我們外匯方面的交易，我們也得了很不小的配額，也就是説不僅在香港可以進行這樣的外匯交易了，在新加坡也可以進行外匯的兌換了。 在談到未來，我們的確希望在將來和中國的人民銀行和證監會有更多的接觸，希望能夠輔助中國。有一些公司在新加坡、在中國都有一些盈余，他們希望有一些現金管理的服務，我們新加坡希望幫助這些企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就很多機會可以幫助這些企業來管理他們的現金。還有人民幣也會是很好的投資幣種投放到中國的市場上，我們希望借此進行更廣泛的實驗，比如外商進行直接投資，同時也是進行中國債券方面的投資，因此這還是比原來更進一步了，我們當然需要循序漸進地走，我們的思維和中國的思維是一樣的，我們新加坡是希望發揮一個建設性的作用。 現在並不是沒有空間的問題，幾個中心都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從而幫助中國的人民幣進行結算和清算，的確在香港和新加坡之外還有更大的空間，我們現在希望進一步地深化我們的服務，每一個中國以外的中心之間是可以相互輔助，而且都是可以幫助上海的，上海在接下來的20年會成為主要的、國際化的金融中心。

這個貨幣問題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人們也是非常希望思考一下人民幣是否有一天會成為儲備貨幣，我也希望能夠問一下副總理先生您認為這個會發生嗎？如果會發生的話對中國有什麼好處或者有什麼壞處呢？

我覺得在亞洲地區，比如其他很多新興經濟體以及其他在亞洲地區的發達國家，我們不可能是一種幣種，也就是美元來一枝獨秀的，人民幣是可以成長起來的，當然它是需要循序漸進地發展，因為要思考自己經濟的發展，資本賬戶的開放到底是怎樣的漸進的過程，他必須要同時考慮到國內的情況，這就是我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解讀。而且我也認為這種循序漸進的發展也是非常能説得通的。 現在美元是全球領域裏面主要的儲備貨幣，在將來很多年還保持這樣的情況的話我覺得也並不太現實，比如現在在大宗商品，在很多國際金融市場裏面都是有美元存在的，的確現在我們的係統還是比較高效地由美元參與的，如果一個新的幣種要取代美元的話還是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的，但是我們並不想過分地依賴于一個幣種——美元，那麼對于亞洲經濟體包括全球經濟體來講這樣新的幣種産生都是好事，但是我們也不要操之過急。

實際上根據我今天的觀察來講，我們有非常活躍的聽眾，那今天我的問題就到此為止了，讓他們問五個問題，也希望您能回答一下。

謝謝陳大使還有副總理先生。我接下來想問一下經濟學和保障方面的問題。我們知道在地區領域裏面安全問題好像談得不是很多，比如説我們在香格裏拉進行對話，我們一直在探討經濟但是卻沒有探討安全，我覺得安全應該是在亞洲的經濟發展環境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那麼您現在看到這種安全方面的發展在整個地區是怎麼樣的呢？比如説美國在這個地區裏安全領域的作用，中國在這個領域的作用，以及在多邊領域安全一體化的情況是怎麼樣的？您有怎樣的解讀呢？

我覺得現在如果有一個安全的形態是符合中國、美國和東盟利益的，是符合任何國家的利益。中國現在的確在全球領域發揮的作用進入新的領域，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和大部分的國家還不太一樣，因為畢竟大部分的中國人並不是富裕的，在國內方面還有很大的挑戰，在看待中國時作為國家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經濟體，根據我們國際的標準大部分的中國人實際上還並不富裕，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就更不富裕了。中國選擇了一個非常獨一無二的道路，在經濟領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大國，它正在努力地創造經濟領域的發展，使中國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甚至高等國家邁進，因此我們現在面對的是非常獨一無二的中國。 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有非常大的影響力，而且中國的軟實力其實應該更進一步地發展，我們希望它能夠對更多的小國發揮更大、更好的影響力，考慮到了其他的小國，中國的軟實力才能夠增加，其實這並不僅僅是經濟或者安全方面的問題。

對這個提問我追加一句，在我們這個區域裏面，實際上我們現在這個市場和中國是聯繫非常緊密的，美國在我們這個領域裏面一定也是有存在的，曾經有學術人員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其實我們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並不是美國，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這是一個事實。那麼剛才您所談的就是説中國的確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它的實力，來發揮它的影響。而現在的情況其實是非常獨特的。

我是來自上海的一個房地産公司的，在過去20年中國努力地發展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有可能在一二十年後中國會成為最大的世界經濟體，我的問題就是當我二十年前來中國的時候，中國當時什麼都想要，它們什麼都缺，但是20年之後我的感覺是中國現在是非常精挑細選的，因此現在能夠滿足中國需求的這部分東西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説中國變得比以前更加“挑剔”了，那麼您覺得新加坡和中國的經濟互補性在哪裏？比如在接下來五到十年中國和新加坡到底在哪些領域有非常強的互補性呢？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我也同意您最開始發表的觀點。我認為新加坡是能夠和中國有互補性的，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我們其實並不和中國在經濟上或者在其他任何領域裏給中國帶來威脅，我們也是在不斷地向前演化和發展，這對中國也是有益的。我們知道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而且現在又在推進新一輪的城市化，創造宜居的城市環境，這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們的水管理、廢物管理、垃圾管理還有交通流量管理以及提供公共設施，讓老年人也能夠被很好地照料，盡管他們的收入水準可能並不更高，還有保障房等等其實都是非常符合中國利益的，新加坡其實在這個領域裏與中國城市的經濟是有相關性的，我覺得這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如果我們能夠跟他們進行合作的話，當然這也能夠幫助新加坡自己在全球領域裏面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尤其是幫助新加坡和中國的合作進一步深化。

副總理先生，我們今天聽到了很多歐美的觀點，説中國是一直乘“順風車”的國家，中國沒有履行國際社會領域裏面自己的責任，盡管它自己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大國，但是卻沒有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來發揮在國際上的責任，那您認為中國是一個乘“順風車”的國家嗎？中國現在可能自己覺得還沒有做好準備來履行它在國際上的責任，或者可能更簡單的一點就是中國可能正在等待自己做好準備，而並不是被迫于其他人的壓力説它到底應該做些什麼。

您剛才問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只能給您一個比較初步的或者不成熟的回答。首先，我們的確是需要對中國有一個所謂的全球性的了解，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中國人還是處于貧困的程度，這就對我們對中國在全球領域到底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有一個比較好的了解。我們首先思考一下中國本身自己的情況，中國本身的確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了，是一個強國了，在談到它所謂的責任等等的同時，其實其他的那些國家，發揮了很大責任的國家往往是更為富裕的國家，比中國要富。我們知道中國確實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一個兩難，首先中國對全球的社會的確要負責任，否則首先你自己就要遭殃了；但另一方面中國本身有這麼大的人口在背後，如果你要對世界的其他領域都負責任的話，這可能也並不是特別符合中國本身自己的利益，因為它自己還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在回答你的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首先要了解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首先中國也是在非常負責任地努力地在思考這個問題。謝謝。

副總理先生晚上好，我非常有興趣想知道在總理先生剛才的演講裏面談到了有關教育改革，但是在今天接下來的討論中沒有聽到更多有關教育改革的問題，現在考慮到中國和新加坡的關係非常好，那麼您覺得中國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教育改革？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甚至是職業教育能夠在中國的教育改革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這個教育正代表了中國面對挑戰的復雜性，一方面有很多基本的問題，比如説獲得基本的教育，這在各個不同的地區就非常的不平等，即便是在城市裏面，農民工的孩子和城市戶口居民的這些孩子，他們獲得服務的能力就不一樣。所以我們第一個挑戰就是提供平等的、基本的教育，如果可能的話應該提高高等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又在轉型，現在中國正在向價值鏈的上端移動，中國在創新的能力方面發展得非常的快，我們不僅僅是做基礎的研發了，中國也不僅僅是做一些高技術了，同時中國一般的畢業生也具有非常好的創造性，他們可能會成為企業家、成為工人、成為政府的官員，他們都應該是具有非常多的創新能力的，所以這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 中國現在的大學不再是高考的一次錄取的機會，如果要進行這樣的改革，這不管對于中國還是對于新加坡還是對于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面臨這樣的問題，新加坡也曾經是這樣的，我們曾經覺得高考的制度是非常透明、非常公平的，每個人都是一張卷子，也防止了作弊等等，這是非常透明的體係，但是它使得我們的教育變得非常的狹隘，而且使得學生和老師都無法在教育中創新。我們至少希望看到在每一個學生的發展中看到創新，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國這個問題比較棘手，在中國，特別是著名大學的每一個校長都在發表這方面的講話，最近有一個校長跟我説他們不願意離開目前的體係，如果現在離開了高考評分的體係的話，那麼你可能就會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影響。

在新加坡則不同，在中國你一旦開了這個口子就會出現在北大、清華，誰的兒子、誰的女兒很多人都會想把孩子送進來，會有各種各樣的影響，這是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他們希望走向某一個方向，但是你需要機制改革和體制改革之後才能夠向這個方向去走。我記得我見過中國的教育部長，我感覺到他的意識還是非常實際的，他談到了比如説在我們很多很好的學校裏面收取擇校費，但是也不能説這個就是完全非法的，不能這樣做，所以他有三個非常實用的學校的規則要求校長必須遵守。首先，你的擇校生首先不能比我們所需要的入學分數的學生收得太多，並不是説一個都不能收，但是不能夠收太多。其次就是確保給學校所帶來的利益並不是太大；第三就是確保這些學生進到學校裏面雖然分數比較低，但是不能太低。所以這是三個非常實際的規則，而在我們的社會現實中，大家對于某些學校有巨大的需求，那麼我想這可能也不是一個壞的方法來推動整個進程，這對于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一條道路，但是教育改革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謝謝副總理先生，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您剛才談到的教育的問題，很多中國的學校説新加坡的課程很好，他們也想學新加坡的教育課程，那麼我想請問作為新加坡的教育部長，您覺得我們能從中國的教育係統中能學到什麼？我們怎麼樣能夠讓新加坡人做好在中國經商的準備呢？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我們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如果我們看看在中國領先的城市和在新加坡、韓國、臺灣、香港，我們實際上在廣義上我們的體係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是具有競爭性的體係，在全球來説我們的教育水準也都很高，但是我們對教育精英的定義有點太窄、太細了，我們需要把它進行拓寬。 作為教育官員，在未來的路上我們一直在相互地學習，在中國他們進行了特定的實驗，中國做事情的一些方法我發現非常的有趣，我也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説如果我們看看對于那些在智力上先天條件非常好的學生，他們給他們提供了非常特殊的培養條件，所以他們的這種培養是非常具有靈活性的。當然，有些學校在學術上比很多其他學校有非常多的領先優勢的，但是在這些學校中他們卻知道他們有一些學生是有非常特殊的天賦和能力的，比如説在數學上，他們可能是佔到學生的1%或者百分之零點幾，他們找到了一些方法讓這些學生接受特別的課程，比如在夏季的課程還有周末的課程等等。但同時他們也要求這些學生必須要與他們同班的同學進行互動，參與到整個同班同學的互動，又給他們額外的教育，我覺得這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非常有效，中國並不缺乏有很多創意、有很高能力的人才，實際上在所有的國際競賽中中國學生的成績都非常的好，但是他們並沒有為此而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體係，實際上這些孩子他們也在班裏面也和這些同學在一起，只不過在某些時候給他們一些特別的培養而已。

我們現在的這個會是怎麼樣讓新加坡人準備好在中國經商呢？怎麼樣能夠讓新加坡人準備好在新興市場包括印度等來做生意呢？

實際上對于任何的社會都會有各自的問題，他們不是巴黎、不是新奧爾良，他們並不是一個組織完美的，非常可預測的城市，這些社會的秩序可能不如新加坡，你可能在周圍並沒有這麼多好的這些基礎設施，但是你的機會卻是非常好的。這些機會並不是説你一定獲得最好的工作，但是這些機會能夠讓你學到很多，能夠讓你建立一個很好的網絡，在亞洲建立一個非常好的網絡的機會是非常巨大的，同時我們也非常希望新加坡的年輕人能夠有更多的冒險精神，在去使用這個機遇、去冒一下險之後再決定自己一生想要做什麼，在這樣的冒險中你不會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實際上你可以學到非常多的對于未來自己想做什麼會有更多的見解。我們不要忘記，在新加坡五六十年代有非常多的國際企業還有中小型企業，他們都獲得了非常多的經驗和技能，同時他們的信譽也非常高，包括在中國以及在其他新興的亞洲市場，他們都有非常多的機會。

現在已經超出了我們既定的時間了，現在在座各位還有沒有最後一個需要問的緊急問題呢？那不然的話我就宣布我們這一期討論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

謝謝。

謝謝尚達曼副總理和陳慶珠巡回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