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新加坡駐華大使館，民眾前來悼念李光耀。當日凌晨3時18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病逝，享年91歲。本報記者 趙迪/攝

　　在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之前，28歲的新加坡律師哈利·光耀·李決定將自己的姓名改成“李光耀”。他放棄了出生時祖父出於對英國人的敬仰而取的洋名，並且根據華人的傳統，把姓挪到名字之前。他將這視為一項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決定：“它成為我的主張，並且是我當時把自己看成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的標誌。”

　　只是那時候，他還不會講華語。

　　這種矛盾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一生中隨處可見。從小接受英式教育、畢業於劍橋大學的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亞洲價值觀”的人之一。他為新加坡打造了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和法律體系，同時嚴格控制着公民的政治自由。作為“左翼民族主義分子”，他消滅了新加坡的華語學校，同時要求人民放棄方言。最終，很多中國人認為他是“黃皮白心”的“香蕉人”，而英國的評論家們則認為，李光耀以傳統中國的文化霸權影響了新加坡的社會政策。

　　當李光耀3月23日逝世後，新加坡《聯合早報》這樣總結了他的治國理念：沒有遵循任何教條，是通過實踐而來。

　　他用嚴刑峻法教導新加坡人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在李光耀的心中，新加坡是脆弱的：“我們不具備一個國家該具備的基本要素，我們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命運。”晚年他還在書中強調，萬一週圍的鄰國“圍剿”，“我們就死定了”。

　　他的整個政治生涯都致力於保持新加坡的生存與發展。為了這一點，他可以選擇任何在實踐中可行的方式。

　　在新加坡，他獨攬大權，擁有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他限制當地的新聞自由，卻努力建設廉潔的政治與官僚體系，對腐敗毫不容忍。他創建了中央公積金制度，強制收繳公積金，利用這筆錢建設出了亞洲最好的基礎設施，並以這筆遠超政府需要的錢款調節着該國的經濟。他敞開國門擁抱外資企業，限制工會，大幅度減少了新加坡的失業率。他鼓勵外國投資者改善工人的生活水準。在他執政的30年間，這個國家的GDP增長了50多倍。

　　帶着如此的矛盾，他成為民主政治世界中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

　　即便他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李光耀將一個資源匱乏的城邦國家建設成了比英國、美國甚至挪威都擁有更高物質水平的國家。

　　這位老者性格之頑強令世人印象深刻。他被形容為“面無表情，眼神銳利懾人”的那種人，《紐約時報》説他“有着廣闊的世界觀，明察秋毫、居高臨下”；而一位新加坡媒體人則評價他“強悍、充滿鬥志甚至偏執”。

　　“有人説我處處干涉人民的個人生活，沒錯，”在一本出版於2012年的回憶錄裏，李光耀留下了這樣的字句，“假如我不這樣做的話，新加坡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面對批評者“專制獨裁、務實、少動情”的指責，他的回應是：“會有人是那麼簡單，那麼單純的嗎？”

　　李光耀不介意表露自己並不那麼仁義的一面：“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為馬基雅弗利（16世紀著作《君主論》的作者——記者注）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你就毫無意義了。”

　　他對國民的指導可謂細緻入微，正如新加坡《聯合早報》在社論中概括的，“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受到政府的呵護”。上世紀80年代初，他曾在國慶群眾大會上教育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想自己的下一代有所作為，就不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這讓人民行動黨在次年的選舉中得票率下降12%。

　　他用嚴刑峻法來教導新加坡人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儘管頗受爭議，他對自己的這一角色並不感到厭倦。“新加坡正逐漸成為一個更優雅的社會。如果説它是個‘保姆國家’，我會以身為保姆為榮。”

　　上世紀90年代，兩部以底層小人物為主角的新加坡電視劇風行一時，因為採用了不規範的中英文&詞，受到李光耀的關注。最終在當時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建議”下，英語劇的主人公去學習班補習英語，中文劇則重新配音，刪去所有夾雜了方言的&詞。

　　“我們如果説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沒有人能聽得懂的新加坡式華語，好像説‘暗語’那樣，有什麼意思？有什麼價值？”李光耀堅定於自己的意見，並且對是否應該將之推廣到整個國家毫不遲疑，“我們當然要凈化華語，要學一種能讓13億多中國人以及全世界都聽得懂的華語。”

　　當他病危的消息傳出後，前新加坡媒體人、現《南華早報》中文網主編鄭維回憶自己當年與其爭論了一個多小時的方言政策，李“搬出各種語言學習和社會學研究成果”，“惡狠狠”地把他擊敗，讓他“悻悻而歸，但心服口服”。

　　“凡見過他的人都印象深刻。”鄭維在微博上寫道。

　　他將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寫進中學的英文課程

　　李光耀在2011年宣布從新加坡內閣顧問的位置上退下來，這年他87歲。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報道時稱，對任何一個到了這把年紀的政治家來説，宣布退休都算得上是對事業的告別了，新加坡媒體也都是按這個路數報道的。不過，《經濟學人》才不相信這點。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們説。毫無疑問，這老頭兒會繼續一系列活動，堅定不移地告訴大眾要繼續走新加坡自己的道路。

　　“我小時候進入英校唸書，準備將來到一所英文大學深造，以便成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長大了，最後大學也畢業了，終於發覺整套價值觀基本上是錯誤的。”李光耀曾這樣概括自己的教育歷程。他相信，在小小的新加坡，民眾傾向個人主義會是“危險”的。為此，他派教育部長去美國找到當代儒學學者，將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修身之德、治國之綱等等編寫進中學的英文課程中。

　　他曾在政治辯論中引述印度尼赫魯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他為母語説得不像英語那樣好而哭泣，”他説，“我並不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會拉扯自己的頭髮、也不會扯掉自己的襯衫，但這並不&&我在這方面的感受不那麼深。”

　　不過，在執政之後，為防“顛覆”，他關閉了新加坡的華語學校。同樣出於種種考量，這位律師掌權以後，繞着彎子廢除了新加坡的陪審團制度。

　　“我嘲笑自己總努力保持勇敢的樣子，但這成了習慣，我就讓它習慣下去。”在87歲接受外媒採訪時，李光耀對媒體説。那時，他還堅持游泳、騎單車、按摩，盡力保持體力充沛，並且讓國內外的會議和演講把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來訪者注意到，只要一與人談到地緣政治，他就活力四射。

　　有媒體稱，李光耀這輩子只哭過兩次，一次是在他母親的去世的時候，另一次是新加坡不得不從馬來西亞分裂出去的時候，那回，眼看著自己付出全力的事業付諸東流，這個性格強硬的政治家愴然淚下。

　　他將那形容為自己一生最苦不堪言的時刻。

　　一些分析家認為，早年的這些記憶，令他從始至終都沒有放下過對新加坡的危機意識。

　　他不像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客那樣在乎民調和民眾支持率。他覺得太在意這些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然而該國的選舉制度與新聞自由情況，幾乎可以確保他所創立的人民行動黨能夠持續執政。

　　他飽受來自各界的批評。如果不是這位律師出了名地愛跟人打官司，也許人們能見到的批評會比現在多得多。

　　矛盾的是，他對未來的預見常常是對的，尤其在國際事務方面。他被視為那種能夠對人提出“沒有偏見的明智忠告”的人物。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自尼克松以來的每位美國總統，都將李光耀視為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國問題觀察家。

　　總之，正是這個頑強而執拗的人，為新加坡一手設計了組屋制度、中央公積金制度、主權財富基金制度、雙語教育制度等等。不論是否喜歡他，評論家們多少都承認，這些政策有效地穩定住了族群多元、原本可能很難凝聚到一塊兒的新加坡社會，並且令當地“居者有其屋”，不論是三輪車夫的兒子還是千萬富翁的兒子，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機會”。

　　1988年，當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談到兩年後會把領導位置交給吳作棟時，説的話更像是一種宣言：“即使我臥病在床，或者你將把我下葬，如果我覺得事情不對勁，我還是會起來的。”

　　他奉勸那些認為自己會退出政治舞&的人“去檢查下大腦”。

　　他講話的直白、霸道，個性的強硬曾為他贏得聲譽，但到了晚年，從小讀着美國雜誌成長、自信滿滿的新一代新加坡選民們，擁有的已經是全然不同的價值觀。

　　隱退前的最後幾年，作為內閣顧問的李光耀依舊毫無顧忌地發表老調重彈的講話，使黨內同僚不得不跟在他後頭使勁兒“滅火”。

　　在新加坡5年一次的國會大選中，他評論某地區的選民“如果決定朝（對手）那個方向走，那他們將有5年時間來度過和懺悔”，被視為他參與創建的人民行動黨輸掉該次選舉的最主要原因。他在書裏指責新加坡的馬來族和穆斯林難以融入社會，以至於他的長子、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站出來説，父親的話並不代表政府觀點。

　　2011年，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遭遇了半個世紀來最低的得票率，李光耀自此淡出了政壇。

　　儘管如此，他不覺得自己需要改變：“坦白地説，我是個老派的社會主義者。這樣，我才可以始終如一，保持自我，不必為什麼是最新的時尚、潮流或流行的玩意兒操心。”

　　他擔心這個國家的年輕人會把新加坡的繁榮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他憂慮，後生們是否已經忘記了先輩的艱辛奮鬥，轉而像西方社會那樣講求舒適享樂，要求政府照顧：“他們以為這一切會自動運轉。但我知道從來不是如此。”

　　只是在晚年，他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於照顧妻子。

　　即使沒有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以有擔當

　　自2008年起，因為兩度中風，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臥病在床。她不能言語，無法動彈，唯神智清醒。每天，他都會花上幾個小時陪她説話。有時跟她聊聊工作，有時為她讀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或者是簡·奧斯汀的小説。那都是她的最愛。

　　多年前，還未改名的哈利·光耀·李習慣了自己在學校中成績斐然的狀態。然而進入高中的第一學期，他發現自己在英文和經濟上都落後了——“落在一個叫柯玉芝的小姐後面，她是這所男校唯一的女生，校長叫她頒獎給我。”

　　他們在新加坡淪陷時墜入愛河，並在戰後相約考取劍橋大學，最終於1947年冬天在莎士比亞的故鄉註冊結婚，沒有告知父母。李光耀回憶，自己最初只是“在前萊佛士學院的教育被中斷的年輕人”，她的父母並不看好他，但妻子對李光耀有信心。

　　相濡以沫一甲子後，柯玉芝離世。葬禮上，李光耀在妻子生前最愛的巴赫樂曲伴奏下，將一支紅玫瑰放入其棺中，接着把手貼在嘴唇上，再用它輕撫她的臉頰和額頭，然後再以其貼上自己嘴唇。

　　“在安靜的時刻，我會重溫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們是幸福的。”他在寫給妻子的悼詞中説，“……沒有她，我會是個不同的人，過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當他宣布隱退時，《外交政策》雜誌曾試圖為其政治生涯下一個結論：“新加坡向世人證明了，即使沒有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以有擔當，政府永遠都存在，對公民有求必應。”

　　但他們不覺得會有第二個國家能達到新加坡那樣的效率，這一切都是因為李光耀——再難有一個當代領導人，像他那樣自律，同時又有如他一般推行紀律的決心。

　　那一年，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他依舊個性不改：“我不是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為了一個光榮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經審判把同僚關起來。”

　　如今，一代政治巨人走到人生終點。人們在問：如果沒有了他，這個國家的成就還會持續下去嗎？

　　他對美國記者引用過一句中文成語：蓋棺論定。

　　“等到棺材蓋蓋下時，再判斷，再去作評估。”他這樣告訴對方，“在雙眼閉上之前，我説不定還會做些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