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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建設小康社會需做大中産階級
2015年03月13日 13:43:05  來源: 新華網新加坡頻道 【字號 】【收藏】【列印】【關閉

    新華網新加坡頻道3月13日電(記者吳婷婷 左昊暢)“‘四個全面’是互相關聯的、一環套一環的。這既是目標,又是達到這個目標的一係列手段的工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一定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這種方式,從改革中找紅利。

    新華網新加坡頻道:現在中國各方面都在關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那麼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角度來看,您如何解讀這“四個全面”?

    鄭永年:我個人理解,這“四個全面”就是從要實現的目標,到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的舉措,這樣一個序列。

    第一個全面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認為這是十七大、十八大中國共産黨執政黨所要達到的目標,同時這也是今天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我們都知道,中國社會現在的問題就是中産階層太小,還沒有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任何一個社會要穩定,要可持續發展,中産階層就要做大。小康社會的概念,就是中國共産黨的中産階層或者中産階級觀,就是使得大部分人富裕起來,使中國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中國發展的利益,這一點非常重要。

    而另一方面,小康社會不僅僅是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問題,更是經濟上可持續的問題。前些年我們都在討論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的經濟成就,從一個落後的國家到了現在的每人平均GDP達到約7000美元的中等收入社會。而要達到把中國從一個中等收入社會提升到高收入社會的目標,在接下來的十年、十五年的時間保證6%至7%的增長,這段時間是尤其關鍵的,否則中國將面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從東亞的歷史經驗看,要麼是早些年的日本和後來的“亞洲四小龍”,順利從中等社會提升到高收入社會,要麼就是已經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因此,擺在中國人前面的場景非常清楚,我們必須要進入小康社會,把中産階層做大。

    那麼要做大中産階級就需要通過改革,也就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即第二個全面達到這個目標。近年來,中央層面成立了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大家從架構上來看,目標已經有了,也有了一個戰略舉措。

    第三個全面,“全面依法治國”就更為清楚。依法治國既是中國制度建設的目標,同時它也是一個手段,就是如何深化改革。我覺得深化改革主要通過依法治國的手段來做,而依法治國的手段最重要的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所強調的——關鍵的少數人。

    所以,這就牽涉到了第四個全面,“全面從嚴治黨”。因為無論從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成功,“亞洲四小龍”的成功,關鍵的少數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實際上,中國共産黨從一開始就是無産階級的先鋒隊,當然我們現在不太強調“無産階級”這個概念,但是先鋒隊這個本質是要強調的,先鋒隊就是關鍵的少數人,就是黨內的這些精英。如果精英不能依法治國,法治不能適用于關鍵的少數人,不能適用于精英,不能適用于中國共産黨,作為整體的話,那麼中國的法治社會就很難建設起來。如果法治不能適用于精英,又會出現法不責眾的情況。

    新華網新加坡頻道:最近我們一直在提中國經濟“新常態”這個概念,而且也多次提到要注重發展的品質,看中的是調結構、轉型升級等等。那麼在這個過程中,您認為其中最關鍵的是什麼?

    鄭永年:我覺得兩點非常重要。最關鍵是市場要起主導作用,政府要起更好的作用,這是三中全會談的改革方案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市場化、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另一個就是去年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就是依法治國。

    我們要客觀地了解中國的“新常態”。首先,“新常態”意味著中國不再追求兩位數的高增長,並且也不可能維持那麼高的增長,所以從兩位數的增長,經濟下行到去年的7.4%,都是屬于正常的。這樣一個“新常態”意味著政府、企業和社會,各個經濟角色都要調整他們的發展模式,調整它們追求經濟增長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認為現在已經實現了“新常態”。因為從十八大到現在也只有兩年多,如果是正如我前面所説的,在今後的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6%到7%的增長,這個過程就是一個穩定增長的“新常態”。但如果經濟一旦下行到6%甚至5%,就不能説這是常態。所以,“新常態”是我們要去實現的一個目標,通過調整經濟增長的方式,要實現的這樣一個“新常態”。

    我觀察到,有很多領導人認為現在的經濟很正常,現在提倡“新常態”,經濟發展便不重要,這種觀點同樣也會犯錯誤。所以我覺得,繼續用以前的GDP主義,不考慮環境或人文,是會犯大錯誤的。但同樣,如果盲目認為什麼都不用做了,同樣也會犯大的錯誤。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現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舊很大,因為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比較難,中國的産業升級也比較難。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如此大體量的經濟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中國一定要通過內部的改制,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通過全面依法治國這種方式,從改革找紅利,這是中國必須強調的一點。

    新華網新加坡頻道:正如您所説,現在一方面不能單方面追求GDP,另一方面也不能説已經實現了經濟“新常態”。那麼在您心目中,以制造業為例來説,您設想的“新形態”實現時,具體點説,是不是中國會出很多類似美國蘋果那樣的公司和産品呢?

    鄭永年:中國的産業升級很重要。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成為世界産業裝配總行,而不是以前總説的世界制造業的總行。因為很多的技術零件不屬于中國的,是其他國家生産出來到中國接受組裝的,所以很多産品不是“中國制造”,而是“中國組裝”。

    要實現真正的中國制造,首先要有技術,隨後要有産業,並且這個産業得是在國際上有競爭能力的。我常説,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就是,中國農民工成為美國的工人階級,成為世界的工人階級。當然中國也是有自己的技術的,比如産生像華為這樣的技術公司。但是相對于中國如此大的一個經濟體,名牌企業還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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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李小雨 ) 【字號 列印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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