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説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新京報：事情過去幾十年後，為什麼會有公開那段經歷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歷史潮流的倒退。我個人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了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新京報：當年你父親和你會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係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鬥時（編者注：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衞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鬥會結束後，母親手挽着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麼親密。

　　新京報：但後來因為她説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革命造反派”後，挨批鬥，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鬥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親和母親並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後，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新京報：對於母親的事，你一直説自己犯下“弒母”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説，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鬥爭。

　　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説，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着出了家門，説要去檢舉。

　　新京報：父親已經去了，為什麼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新京報：後來發生了什麼？

　　張紅兵：後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着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然後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後果？

　　張紅兵：想到了。父親舉報回來後，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後，我寫着：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我知道我和父親這麼做，意味着母親會死亡。

　　新京報：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後悔？

　　張紅兵：當時心裏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後悔，而是覺得家裏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

　　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裏，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麼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父母關係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裏説過我：“你母親在家裏説的話，又沒有在外面説，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麼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

　　後來，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

　　新京報：急於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佔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

　　不過後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