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生於遼河邊

　　長期以來，因受中原正朔論的影響，遼寧一直被視為蠻夷縱橫、王道難興的化外之地，中華炎黃始祖豈與遼土有關？但隨着國內考古調查的日益深入，近幾十年來，“黃帝生於遼河邊”的説法不脛而走，牛河梁壇廟冢的發現，更為此説增添了極具分量的砝碼。

　　中國考古學界的泰斗蘇秉琦先生曾指出：“牛河梁遺址的壇、廟、冢群的發現，代表了我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其社會發展階段已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隨後，這位治學嚴謹的學界巨擘又意味深長地補充了這樣一段話：“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與之相對應。”也就是説，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與黃帝族在北方活動的歷史記錄最為吻合。需要説明的是，對傳承千年的中原黃帝文化，蘇秉琦先生同樣研究精深，如果牛河梁遺址沒有足以打動蘇秉琦的信服理由，這位閱歷深廣的史學大家豈會下此石破天驚的斷言？

　　有一種説法值得關注，早期的甲骨文中，黃字就是烏龜的形狀。黃字中間的“由”就是龜殼，下邊的兩點就是龜的兩隻後腿。

　　對蘇秉琦的觀點，郭大順做了更為具體的補充。他認為，有關黃帝的記載，不少都與北方地區有關，這就進一步證明了以黃帝為主的五帝前期代表人物在北方活動的可信性。近年，有史家依據紅山文化等考古新發現，注意到黃帝族在北方地區的活動。他們認為，黃帝族並非起源陜甘或中原，本是燕山以北地區土生土長的一個部族。

　　紅山文化，黃帝族的時代遺存

　　實際上，對黃帝族起源遼河流域，對黃帝一類的上古帝王可能葬身牛河梁的説法，早就是一批學者的私下共識。之所以這種聲音還不夠強大，主要受困於傳統的壓力。繼蘇秉琦、郭大順後，不少學者紛紛提出紅山文化與黃帝關聯的學術議題，劉國有、雷廣臻、馮永謙……這其中，錦州市博物館原副館長常春林在他1991年撰寫的《試論紅山文化的族屬問題》一文中，首次詳細闡述了紅山文化緣自黃帝部落的學術觀點，並明確提出：紅山文化，正是黃帝族的時代遺存！

　　常春林認為，黃帝擁有天下，是靠“打”出來的！黃帝族當時擁有一種人見人畏的利器：弓箭。《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記載“黃帝之時，以玉為兵，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在那個時代，弓箭屬於先進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此利器，加上黃帝本人的英明神武，麾下將士的能徵善戰，黃帝族自然縱橫四海、無敵天下。

　　常春林指出，石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種特有的石器。所謂石鏃，即“石質箭頭”，在中原仰韶文化的半坡，廟底溝類型的遺存中，這種細石鏃是少見或不見的。而在遼西、內蒙紅山文化的遺存中，石鏃卻大量出現，這不應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所以，黃帝族文化不應該在陜、晉、豫地區的仰韶文化所在地，而應該是在紅山文化的分佈區域間。其地理位置，就是在華北平原、東北平原、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文獻中的記載與考古文化遺存相吻合，就已清楚地説明了這一點。”常春林&&。

　　在常春林看來，黃帝族不僅武器精良，而且生産技術在當時同樣高度發達。只有兵精糧足，才有條件發動兼併戰爭。就目前的發現來説，紅山文化的發展水平，絕不低於仰韶文化，甚至還“領先一步”！

　　黃帝族不僅擁有經濟、軍事上的優勢，還具有人種優勢。而人種優勢的取得，在遠緣的通婚，簡稱“外婚制”。遠緣通婚，可使後代更加聰明。而近親繁殖，則極易導致後代競爭力下降，最終被殘酷淘汰，這是人種進化學的鐵律。

　　對此，常春林的考證是，黃帝族與炎帝族、蚩尤族間爆發過激烈戰爭並取得勝利，獲得的大量外族人口為本部族的優生繁衍提供了人員儲備。此外，黃帝族與北方游牧民族——葷粥族（其文化應為富河文化）的結合，更為黃帝族的人種進化提供了強力助推。

　　據《中國通史》記載，“葷粥族為北方強族，相傳與黃帝族發生過衝突。”由蒙古高原南下的葷粥族與地處內蒙、遼西的黃帝族通婚，産生了血緣親屬關係，進而形成了紅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開始。

　　為推廣遠緣通婚，避免近親繁殖，以確保人種優勢，黃帝族或者説紅山文化區域內的部族在推行“外婚制”時，採取的手段有時嚴酷得令人不寒而慄。近些年，在遼西、內蒙一帶曾發現一些紅山文化時期的奇特墓坑。墓坑裏的青年男女屍骨，身體扭曲、疊壓於一處。據專家考證，他們是被“活埋”致死的。他們為何被活埋？專家的推斷是：這些青年男女是同一部落成員，因相愛野合，觸犯了部族“同族不可結合”的不赦天條，故遭活埋酷刑！

　　在黃帝時代，不僅推行“外婚制”，而且允許男子多娶。相傳黃帝有四妃，可見當時一夫多妻制已經存在。而一夫多妻制的出現，意味着父權制社會已然形成。

　　經上述考證，常春林做出如下判斷：紅山文化正是黃帝族在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為獲得更豐富的生活資料的進程中誕生的。所以説，紅山文化是黃帝族的物質文化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