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成功經驗及其面臨的新挑戰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華語稱為“政府組屋”。很多剛來新加坡的中國人，乍一聽，會聽成“政府租屋”，以為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全部是廉租房。其實不然，新加坡公共住房是有産權的，而且公共住房中，“四房式”“五房式”以上的戶型佔75%左右的多數（“四房式”“五房式”相當于中國的“三居室”，“四居室”，室內使用面積在90到120平方米之間）。真正的租賃組屋（在其他國家被稱為“廉租房”）的公共住房，只佔整個新加坡公共住房的5%，而且以一房和二房式為主。目前，新加坡全國的常住居民，包括永久居民在內，82%以上的家庭都住在這種被稱為“政府組屋”的公共住房中。政府最大的特點是有政府津貼，房價相對商品房要廉價很多，只要收入穩定，並且購買與自己收入相當的戶型，購房不會成為負擔。因此，新加坡被認為是世界上解決住房問題最好的國家之一。由于大多數常住居民都住在政府組屋中，而且産權屬于自己，即擁有不動産。新加坡的戶均財富也因之在世界名列前茅。
新加坡公共住房除了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外，實現了更廣泛的社會功能。
其一，公共住房成為凝聚社會，建立共同價值觀，塑造國民意識的重要方式。新加坡的開國領袖認為只有當國民真正擁有國家的一部分時，保衛家園和保衛國家的概念才能真正和真切地聯繫起來。經過近50年“居者有其屋”的、可支付的廉價公共住房政策，新加坡基本實現公民擁有自己的房産；而且不同種族的居民共同住在組屋當中，沒有明顯的所謂“富人區”“窮人區”之類的地域區間，不但為種族和諧和社會穩定提供強大的社會基礎，而且為逐步形成相似相同的價值觀提供了相似和相同的社會物質條件。
其二，公共住房成為實現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基礎教育，基本醫療，社會救濟，基礎生活保障等等，均因為有覆蓋全國的公共住房係統而獲得比較便利、有效率的實施條件。新加坡的中小學，社區醫院，診療所和商業及社會服務網點，基本都圍繞公共住房的區域布點。公共住房也為政府提供完善的休閒娛樂和社會生活的場所和服務提供了很好的實施平臺。新加坡300多個公園，大部分都在居民區內或者附近。同時公共住房也為經濟建設和規劃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平臺。新加坡40多個工業園區，附近都有配套的居民住宅區域。
其三，公共住房也為政府推動和促進社會及道德建設提供了有利和具體的條件。由于是建屋發展局所建政府組屋並不是以盈利為最終目的的，建設社區反而是其一個重要的目標。因此，政府組屋內預留有很多公共空間，便于開展各種的社區文化建設活動。樂齡中心（即老年活動中心），居民活動點，居委會等等是政府組屋裏最常見的社區建設活動場所。而且，每一個選區，基本也都依托居民區建有“民眾俱樂部”大樓。這些大樓是成規模，有各種體育、文化及娛樂設施的專門場所。與此同時，政府也利用政府組屋以實際的措施推進道德建設。比如，“百善孝為先”，新加坡政府對于選擇與父母住在一起，或者購買與父母住房不遠的購房者給予1至4萬新元的津貼。對孝行的鼓勵不但真切，而且實用。新加坡政府同時鼓勵成家立業，購買一手房時，必須是兩人以上聯名購買，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這就意味著必須結婚。
其四，公共住房成為新加坡社會保障機制中的一環。新加坡沒有由國家提供的退休金制度。新加坡每個人基本是靠自己和單位交納的公積金來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醫療和其他需求。因此，居民通過把大房換成小房，以及逆向貸款，向政府出售産權等方式，用公共住房做為養老保障的一部分。
由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解決得好，公共住房為公共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實施平臺，成為“一子下活全盤棋”的典范。因此，很多國家都在向新加坡取經，學習其公共住房建設的經驗。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新加坡的公共住房也面臨一些挑戰。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有三點：
第一、 如何加快公共住房的建設速度和周期。近幾年來，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漲價很厲害。最根本的原因是供不應求。如何盡快增加供給是面臨政府最大的問題。
第二、 如何進一步建造更人性化、更加高效和更多的公共配套設施。尤其是公共交通。新加坡已經建成了很多條地鐵，但是仍難以滿足需求。特別是最近一年多，頻頻出現一些問題，而且有些站點轉換不同線路，需要上下乘梯並步行十多二十分鐘，人性化和效率均有待提高。
第三、 如何更好落實和利用好公共住房可以承載的社會責任。新加坡逐漸步入老齡社會，樂齡公寓、樂齡活動中心等的社會需求越來越旺。但是，有些居民對建設這種樂齡設施和住房出現“不要建在我家後院”（NIMBY syndrome）的一種排斥態度。因此，如何更好落實和利用好公共住房可以承載的社會責任，比如養老就是一個很重大的社會問題。
盡管有這些挑戰，不過和很多國家和大城市相比，總體來講，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建設還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學習借鑒的點很多。包括新加坡公共住房目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對其他後發國家或者正在進行相似建設的國家和城市很強的啟示、啟發意義。（作者：文泉）
作者簡介：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助理院長，曾任中國外交部外交學院國際交流中心主任、外交學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外交學院交流學教研室主任、北京市精神文明辦北京禮儀年活動顧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策學院李嘉誠獎學金生，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曾獲中國中央國家機關優秀青年稱號。出版有多篇關于管理和國際禮儀方面的學術論文及專著。對新加坡公共政策、新加坡的社會治理、社會和諧問題有濃厚的興趣。愛好攝影和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