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 楊守勇 蕭海川
作為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獻資料。“正本難知其蹤，副本存世寥寥。流散於海內外的副本存世不足全本總量4%。”談及《永樂大典》現狀，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首席專家、山東大學教授杜澤遜感慨萬分。
如何保護與發掘《永樂大典》的存世版本？2021年以來，由70多所高校200多位專家參與的這一課題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其現代化標點版本的底稿已基本匯總，出版面世的曙光已現。
飽經離亂終逢春
在山東大學“《永樂大典》整理工作處”，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杜澤遜從書架上端出一冊大開本《永樂大典》。他告訴半月談記者：“這是複製本，從裝潢形制到冊頁內容實現1比1還原。我們購買了3套縮印本，用於實際整理。”雖是現代複製品，半月談記者掀開發現，褪色的紙張、黑紅墨色間雜的行文、一板一眼的館閣體書法，流露出濃郁的歷史氣息。
杜澤遜（中）審閱文獻整理底稿
《永樂大典》編修於明代永樂初年。這部書輯入圖書七八千種，有關資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抄錄納入。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都有精緻的繪圖插畫。正因如此，明代以前大量的文獻資料得以保留，這部書也成為不可磨滅的文明瑰寶。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永樂大典》分為正本與副本，其正本不知所終，傳世至今均為副本。可副本也頻遭戰亂滅失，以致存世稀少。
據了解，《永樂大典》原有2.2萬餘卷、1萬餘冊，但有清以來不斷散失。在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侵華期間，這些《永樂大典》多數湮滅，目前可知存世的僅有800余卷、444冊，不足全本總量的4%。
按照國家有關部門安排，自2021年起，由山東大學牽頭、國內70余所高校200余位專家應邀參與，涉及經濟學、天文學、中醫藥學等眾多學科的“《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工程正式啟動。這一重大校勘工程原本計劃歷時10年，但隨着流程磨合優化，有望縮短至5到6年完成。
《永樂大典》的歷史遭遇，更顯和平年代的珍貴。幾代學人均認為，發現、蒐集、整理、研究這存世不足4%的文化瑰寶，仍需要付出100%的努力。
匯總內外精心纂
山東大學《永樂大典》整理工作處的走廊墻壁上，張貼着多幅《永樂大典》冊頁的複製件。一些複製件所附文字註釋説明，相關原件曾藏於海外文博機構，後經戰亂或拍賣，現已下落不明。這像是一種提醒，提醒着人們時間緊迫。
目前，“《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在整理工作處的一間辦公室裏，半月談記者看到一摞摞碼放整齊的《永樂大典》縮印複製件。這些A4紙大小的複印件被裝訂成冊，外麵包裝着橘黃色封皮，封皮上印有每冊包含的卷數。
杜澤遜（左一）與同事討論文獻整理保護細節
“這些都是專家點校後的底本，我們正在進行覆核審定。”“《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集部整理負責人李振聚説，目前由每個子項目的負責人和資深專家，共同組成五六十人的定稿人團隊。大家正加緊審定底本，合格者將交由出版社，未通過者將回爐返工。
子部整理負責人之一的孫齊説，正是參與這項工程，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作“博大精深”。《永樂大典》僅存世800余卷，可內容之豐富、整理之艱難依然超出想象。
《永樂大典》舊式句讀標點比較粗糙，平均每卷有15處標點訛誤。説起存卷點校工作，54歲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何朝暉説，從自己負責的史部整理看，明代嘉靖副本已出現句讀錯誤。比如時人對元代公文的文白夾雜風格、蒙古語字詞音譯和句式結構並不習慣，令“句子讀破”現象屢見不鮮。
“明代人就開始讀不懂元代文章，錯誤標點還在誤導後人。這更催促我們要盡快整理好、研究好《永樂大典》。”何朝暉説，存卷整理研究將“喚醒一批沉睡的史書”“打撈一批新鮮的史料”。
據了解，目前《永樂大典》現代化標點版本的底稿已基本匯總到位。底稿匯總後，便可進入出版流程。一個可靠清晰的標點版本即將問世。
《永樂大典》歷經明清兩代，清代《四庫全書》還大規模使用了《永樂大典》內容，明清學人利用《永樂大典》輯出諸多典籍。“前段時間，當代學人就從《永樂大典》存卷裏輯出一部經部古籍。這部書並不見於《四庫全書》。”身為經部整理負責人之一的江曦告訴半月談記者，《永樂大典》的魅力在於校勘。
“分疏重編匯校”是此次整理研究的核心任務。研究者對現存《永樂大典》注疏引文，按其出處拆條匯總成冊，進而恢復為書中引用古籍的單行本。多位文史專家&&，這些單行本古籍，版本價值突出。它們是明代編書時的最佳版本，與民間流傳至今的其他版本比對互補，就能形成更為優良的傳世版本。
“我曾對比《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共有典籍，發現對異文的校勘，《永樂大典》版本的正確率遠高於《四庫全書》版本。”江曦説。
在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中，《永樂大典》與敦煌文獻出版工程入選“重大出版工程規劃”。史部整理負責人之一、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姚文昌説，兩者有着高度相似性，都意義非凡卻遭到損毀流散。“即便《永樂大典》存卷散至四海，但《永樂大典》研究的高地一定要在中國。”
杜澤遜等人認為，“盛世修文”是中華文明的優良傳統，《永樂大典》歷經滄桑後得到整理、研究和傳承，有助啟迪當代學者建設中國學派、構建統一話語體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