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開始發掘的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南馬坊戰國大墓,被稱為年內全省五大考古新發現,其出土的車馬坑、木結構帷幄等驚艷面世。每5年一屆的全國考古工作會正於7月11日至12日在濟南舉行,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採訪到該發掘項目執行領隊,詳細講述此次大發現精彩之處。
正式發掘的
山東商周考古最大墓
臨淄南馬坊大墓時間定為戰國早期,規模宏大。因位於考古界矚目的齊故城周邊,屬高等級貴族大墓,尤其受人關注。
此墓的發現,是考古部門配合基本建設開展的。根據有關條令,地方政府在出讓土地時,要先考古,後出讓,此墓便是在前期考古勘探過程中發現的,為後期考古發掘和科學保護爭取了時間。
由此,這座“目前山東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墓葬”得以正式發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我國,一方面因地下文物具有不可預見性,另一方面對大型墓葬的發掘,要考慮是否有必要性和緊迫性,不發掘是否更利於保護等情況,臨淄地區“四王塚”“二王塚”規模更大,但沒有發掘緊迫性,就屬於這種情形。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的執行領隊張恒介紹,我國商周時期高級貴族墓面積在幾十或上百平方米的較常見,少數戰國墓可達上千平方米。臨淄南馬坊戰國大墓總面積超過1400平方米,可謂一座貨真價實的“豪墓”。儘管佔地面積並非彰顯商周貴族等級身份的絕對標準,但確實是重要參考。
全國學術界對此1400平方米大墓也非常關注,有人梳理發現,這不僅是山東地區最大的,在全國也非常少見。
對此,張恒介紹,我國在東周時期,秦、楚、齊等大國確實造有一些比較大的高等級貴族墓,墓葬大小與墓主身份等級密切相關,與墓葬所屬的時代和國族也有一定關係。但綜合比較和考量,此次臨淄南馬坊大墓的規模仍非常少見。
從墓葬形制結構看,商周時期最高等級的有亞字形、中字形大墓,與之相比,此墓為典型的甲子形大墓,稍遜一籌,但幾乎已是當時高級貴族的“標配”。我國周代貴族身份,從高到低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在無明確文字信息指向王墓的情況下,考古人員根據其規模、形制、出土文物等信息,將墓主人身份鎖定為上卿一級的貴族,也算是“留有餘地”。
除了墓葬總面積,臨淄南馬坊戰國墓發現兩座車馬坑,同樣為“山東最大”。
墓室中發現迄今為止
最完整的木結構帷幄
普通讀者或許會糾結於墓主人是誰,但對考古工作而言,精彩遠不止於此!
中國有句耳熟能詳的話“坐鎮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説的是兵家智慧。但是,“帷幄”性質應是行軍帳或狩獵的帳篷,決定它應是可拆卸的,但它長啥樣?普通人根本不了解,也缺乏想象空間。現在,它來了。
此次臨淄南馬坊大墓發掘,考古人員在墓室填土中,發現迄今為止最完整的木結構帷幄。隨着墓室夯土被一鏟一鏟剝離,檐枋、角梁、各種轉角柱……當時帷幄使用的木質構件,出現在人們面前。除此之外,這些木構件中還殘存着絲織品,極有可能是附着在帷幄上的帷幔類織物。甚至,在這些殘存絲織品的表面,尚留有近2500年前的彩繪紋飾。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東博物館二樓海岱考古展廳,復原有一件長清崗辛戰國中期墓出土的帷幄,是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羅勳章等老前輩發掘的。其中,發現了帷幄的銅構件,可惜木結構部分已經腐朽。後來,羅勳章先生根據這些銅構件,以及在銅構件中發現的銅帷鉤,推測這些構件為懸挂絲織品的,並將該架帷幄的基本結構做了復原。
這次,在臨淄南馬坊戰國墓出土的帷幄中,恰好發現了絲織品,讓張恒等極為欽佩羅勳章老先生敏銳的學術眼光和洞見。
每次考古發掘,都是一次復原和無限接近歷史真相的過程。通過墓葬等保存下來的這些不那麼完整的材料,可以不斷補齊對歷史的認知。此次帷幄的出土,為之前提供了更多不掌握的細節。在考古發掘中,已做了數字化初步復原的工作。
墓內裝飾華美
像一座地下宮殿
説起這座大墓,執行領隊張恒數次由衷感嘆:“非常華美!”
此墓發掘的齊國墓葬中,結構比較典型。墓內裝飾非常精美,這在之前發掘的齊國墓中是不多見的。此墓的突出特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墓中進行裝飾並不鮮見,臨淄南馬坊戰國墓的特點在於,一是在營造的程序、技術、紋樣和建造方式等方面,均十分具有代表性,其關係清晰,為以往少見。
其二是裝飾全面,不僅對墓室四壁反復修整塗抹,甚至連墓室二層&面都進行了整平、鋪席。
其三是裝飾面積大,整個墓室都發現了環繞四壁的墻帷裝飾,這些裝飾紋樣繪製非常華美、典雅,令考古隊員們猶如“穿越”,如同置身當年貴族居住的宮殿。
透過這些經過加固的墓壁,以及壁面上經過反復修整、塗抹,大面積鋪挂葦蓆並環飾彩繪墻帷的做法,今天的人們可一窺古人“事死如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的喪葬觀念,也深化了對齊國墓葬建造過程和裝飾藝術的認識。
這些華美的裝飾藝術中,蘊含了多少當時政治、文化、經濟以及紡織業、手工業、自然環境等方面的信息?想要揭開其中的歷史密碼,恐怕遠非一次田野考古所能承擔和完成。
這還不包括此墓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陶器、車馬器、樂器等隨葬品。這些隨葬品因為出土時已成碎片,後面還面臨很長時間的科技保護修復問題。
臨淄南馬坊戰國墓
發現山東最大車馬坑
更大的發現還在後面——此墓發現兩座大型車馬坑,規模為“山東最大”。
張恒介紹,山東商周考古中發現的車馬坑不少,晚商、西周的都有,近幾年出土的有高青陳莊、紀王崮(天上王城景區)等,較早的還有東周殉馬坑、後李車馬坑等。但此次發現的車馬坑創下規模之最。
其中,一號車馬坑長度達到56米、寬4米多；2號車馬坑長度接近25米、寬4米多。
車和馬都是當時的戰略資源,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徵,古代常用“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代表國力。死後能隨葬大量車馬,是墓主人身份和實力的象徵。
另一方面,車在古代是高科技産品,製作難度極高,是真正的“國之大器”。一個國家能生産大量車,説明該國的手工業是非常發達的,擁有完善的生産體系。反過來説,當時有實力造車的多是大國。
像著名的秦始皇銅車馬,屬天子規制,主要使用珍貴的銅製作打造,比此次發現的木質等級更高。馬車背後,暗含“書同文、車同軌”的史實,對秦時道路、手工業發展情況,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此次臨淄出土的戰國車馬,較秦始皇陵銅車馬還早幾百年。若進行比較,也可對當時的車馬演進情況有更多掌握。
將近2500年後的今天,當年造車的繁縟和精密,倒是給科學考古發掘帶來不小挑戰。一招不慎,失去的將是珍貴的歷史信息。
所幸的是,在發掘古代車馬方面,國內已有比較好的技術。早在新中國成立前,考古學家已着手開展車馬坑的清理。
在山東,同樣出自臨淄的東周殉馬坑發掘,奠定了非常好的經驗、人才基礎。張恒感嘆,今天我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或踩着前人蹚出的路前進,所以能辨析出車的結構細節,有了前人的基礎,我們理應做得更好。
如今的“田野”考古,已可以做到在室內進行。考古隊在重要墓葬或遺址上建設一間間“玻璃間”,既可以遮風擋雨,又便於施工。本着保護先行、深入挖掘價值等原則,目前臨淄南馬坊大墓積極採取現場保護措施。對一些現場不便提取的遺物,採取連周圍淤土整體提取辦法,移到實驗室仔細清理。
對重要地下文物最好的保護是原址保護,現有的考古工作,需照應到未來的長久保護,如建成博物館或遺址公園等。當地政府和文物部門都支持此項工作,南馬坊戰國墓爭取原址保護。
墓主身份指向“上卿”
具體是誰很難確定
挖掘過程中,對墓主人是誰的追問伴隨始終。這一點,考古人員與普通讀者同樣感興趣,因為這有助於更多地了解背後歷史。
中國漢代以前,墓葬有“十墓九空”一説。猖獗的盜墓活動往往從墓主同時代就已開始了,之後歷代都會被人盯上。
此次臨淄南馬坊戰國墓同樣是一座幾經被盜掘的古墓。張恒説出一個驚人數字:現存盜洞60余處,估計曾上百次被盜!
古墓一旦被盜,意味着其承載的寶貴歷史信息就此散失,很可能永遠不再為人所知。在此情形下,現在考古得到的信息往往是凌亂的。若想知道墓主人是誰,需要考古人員運用廣博的歷史知識,並結合能拿到的各種材料,盡量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對墓主人的追問,只是考古人員“一個點”而已,並不是考古的唯一目的。考古人員沒有時間和心情糾結於此,必須盡力為文物保護搶時間,與盜掘文物犯罪搶時間。
利用科技手段幾次測年,並結合出土的文物,考古隊認定墓葬很可能處於戰國早期階段,墓主身份為“上卿”,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但不一定是單純的將軍或武將)。在此期間,齊國曾發生一樁著名歷史事件——“田氏代齊”。無疑,考古發現為人們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變遷提供了難得的實物依據。
至於墓主人到底是誰,來自哪個家族,還需要去找證據。答案或許就在那堆有待修復的青銅、陶器碎片中,在墓主人遺骸的DNA中,或者在施工人員的一鏟下……
在鎖定墓主“上卿”身份後,張恒等考古隊員相當於“圈定”了重點目標。“我們有一定的線索,也有一些初步認識,但限於證據鏈問題,不好明確與哪些人物或家族有關。”張恒説,畢竟,考古圈講究“有一份證據説一分話。”
張恒介紹,此墓於2021年6月獲國家文物局批復,獲准發掘,實際大規模發掘自2022年2月開始,目前已基本發掘完畢(其餘2/3不主動發掘)。之後便進入“實驗室考古”階段。下一步,將加大科技考古和分析力度,解決大家關心的墓主人是誰、來自哪個家族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