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5月10日電 題：成都老茶館檔案裏的時代與家國
新華社記者 吳光於
由國家檔案局提名申報的“成都老茶館相關檔案”5月8日成功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
該組檔案收錄了1903年到1949年期間，有關成都老茶館日常經營、管理的珍貴原件，有手稿、圖表、照片、印刷品等共計6345件，不僅全方位記錄了近代成都老茶館的活色生香，更反映出茶館與城市的共生共融，以及茶館文化滋養的人文精神。
小茶館 大時代
“成都老茶館相關檔案”中，既有茶館經營的日常，如申請登記證和營業執照、租約合同；也有政府、行業協會的管理，如茶館數量統計、售茶定價等。
成都檔案館相關負責人&&，這批檔案見證了近代茶文化的發展和城市的變遷，全方位反映了老茶館在休閒娛樂、信息交換、商品貿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的多元功能，是研究城市發展的珍貴史料。
《成都通覽》記載，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條，茶館就有454家。檔案中，1929年“四川省會警察局”的統計表顯示，當時成都的茶館已達641家。
成都市檔案館相關負責人&&，20世紀初期至上半葉，成都平原由農耕經濟向商品經濟逐步轉型，檔案反映出茶館作為小商品經濟的代表，在城市經濟轉型浪潮中穩步發展。
檔案還顯示，茶客人群來源廣泛，既有民間藝人、小商小販，也有外國領事官員，折射出茶館的包容性。檔案中還不乏保護女性在茶館中的工作權益、保護女子經濟獨立、禁止騷擾女性的內容。
成都籍歷史學家、澳門大學講席教授王笛曾對這批檔案進行過深入研究，並據此完成著作《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他認為，通過茶館，不僅可以看到城市的發展，還能從背後的細節中重構大眾的日常生活。走進普通人的生活，不僅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普通讀者認識自我、關注歷史研究的重要途徑，是中華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
文化交流的&& 家國記憶的承載
“這是一間很大的屋子，大約有50米長、20米寬，我估計客人有400多……你可以理髮、刮鬍子，甚至還可以坐在位子上讓人給你掏耳朵……”這段1949年的錄音，是瑞典年輕人馬悅然在成都春熙路一家茶館裏，對着一台鋼絲錄音機講述的見聞。他的聲音之外，茶館裏人聲鼎沸，茶館外車水馬龍。
寄居成都的日子裏，茶館是馬悅然捕捉方言韻律、觀察市井生活的一扇窗。多年以後，他成為深諳中國文化、精通漢語的漢學家，並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十八位終身評委之一。耄耋之年，他仍對成都老茶館唸唸不忘。
檔案顯示，茶館裏的文化交流非常興旺，不僅為川劇、清音、皮影等傳統地方劇提供了舞&，電影放映等“新式文化”也在此萌芽、發展。
20世紀30年代，成都悅來茶園將一部名為《黑奴義俠光復記》的川劇“時裝戲”搬上舞&。這部戲的原著有個為人熟知的名字——《湯姆叔叔的小屋》。在信息傳遞的“慢”時代，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壓迫、爭取自由的故事，就這樣在中國西南一座城市的街頭巷尾流傳開來。
老茶館還承載了商貿洽談、重要活動舉辦、信息交流、社會糾紛調解等功能。檔案記載，20世紀40年代，“工商業同業公會”曾在中興茶園舉行商業洽談會。1918年，英國、法國領事館、商務訪華團曾在成都茶館裏舉行茶會，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
其實，檔案之外，還有很多在當時難被書寫的茶館故事。
成都雙流區擦耳岩正街，一幢斑駁的老屋曾是一家茶館。主人徐茂森明裏和侄兒一起做生意，暗裏為地下黨員提供住宿，協助轉運武器。這間茶館裏，徐茂森叔侄二人協助地下黨員發動當地進步青年成立了“新民主主義同志會”和“農民翻身會”，還創辦了地下刊物《火炬報》。1949年中秋前夕，聯絡站因叛徒出賣暴露。1949年12月7日深夜，叔侄二人與30多位革命志士一起，在成都十二橋畔英勇就義。20天后，成都解放。
茶館文化 源遠流長
成都雙流區彭鎮觀音閣茶館，每天凌晨4點多，老闆李強就開始生火燒水，準備迎接風雨無阻的老哥們。老茶客中年紀最大的已經90多歲，在這兒喝了一輩子茶。老人們喝茶只需1元，價格多年不變。慕名而來“打卡”的游客喝茶則是10元，人們也覺得心甘情願。
今天的成都，常住人口已突破2100萬。城市飛速發展的同時，茶館也繼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錦江畔的望江樓下，浣花溪邊的花叢間，文殊院的樹蔭裏……2萬多家茶館與城市脈搏共振，融入城市肌理。
“余生很長，何事慌張”，這是成都高新區鐵像寺水街的陳錦茶鋪立於戲&邊的兩句話，傳遞着“天府之國”遇事不驚、從容不迫的人文精神。
在成都茶館興盛的100多年裏，這種精神已自然地融入城市的骨血。無論周遭環境如何緊張忙碌，只要走進茶館，端起茶碗，便如同坐上了一葉無形的扁舟，茶香氤氳中，便能從容地看山河大地，聽鳥鳴猿啼，安穩、篤定地前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