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如此宏大的國家戰略意圖才能一以貫之、與時俱進地推進
這是一個骨子裏流淌着現代化基因的政黨,既有遠大的初心使命、穩定的政治領導力量,也有不斷更新升級的治理能力、實事求是的發展戰略
我們最終要實現的現代化的質量,已經遠遠高於最初的設想,與“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深深融合在一起
扭住發展生産力這個關鍵、抓住主要矛盾變化、歸根結底為了人民,中國不斷進階的現代化腳步鏗鏘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袁元 張程程 張康喆
輪機飛轉、江水奔騰,2020年9月25日,在吉林松花江幹流上游的豐滿峽谷,全面治理(重建)後的豐滿水電站工程6號機組進入商業運行。這意味着世界水電史上首個“百米級壩高、百億級庫容、百萬級裝機”大型水電站重建工程實現全面投運。這一切,從設計到安裝全部國産化。
豐滿水電站,開工興建於1937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期間,被譽為“中國水電之母”,見證着中國電力工業艱辛探索現代化之路的歷史性進程。1948年被東北人民政府接管時,儘管破敗不堪,它仍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力發電站。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僅有43.08億度。而當時,美國的發電量為2961.24億度,是中國的68.74倍。
70多年後,《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20》顯示,2019年中國全年發電超過7.5萬億度,連續第九年穩居全球發電量之首。
如今的中國已建立了完備的工業體系:鋼鐵、煤炭、石油等傳統工業部門逐步壯大,航空航天、汽車、電子等新興産業迅速發展。
“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幾乎是每十來年完成或基本完成一場工業革命。”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説。
不只工業化。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從1949年時的“一窮二白”,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億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超過22倍,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穩定器和重要發展引擎,創造着古老民族的現代化傳奇。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1938年,民族危亡之時,歷史學家蔣廷黻苦苦思索中華民族的命運與未來。
歷史與人民把回答這個考卷的資格,留給了中國共産黨人。
中國共産黨有這樣的志氣和底氣。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發出宣言:“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前人沒有幹過的嶄新事業。1840年以來,中國曾是世界現代化潮流中充滿悲情的被動追趕者。直到中國共産黨掌握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導權,並將之作為自己的時代使命,這一局面才得以改變。
“如果問世界上哪個政黨最有擔當、最有抱負,很多人馬上會想到中國共産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謝春濤説。
中國共産黨自誕生之初就懷有強烈的使命意識與舍我其誰的責任擔當,持之以恒地用現代化的尺度丈量着夢想與現實的距離,帶領人民開闢出一條屬於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從無到有,只能走自己的路。大挑戰在此,大艱辛在此,大智慧也在此。
在即將迎來建黨百年的重要時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擔當千鈞重任,又帶領着14億中國人民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從追趕時代到與時代並行,再到引領時代開創未來。近百年前,於困頓中,中國共産黨的誕生為中國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近百年後,於奮鬥中,中國共産黨將帶領人民開啟更美好的未來。
流淌在骨子裏的現代化基因
陸家嘴的大屏上,不斷跳動的數字,展示全球金融市場的“上海價格”;張江的實驗室裏,科研人員凝神聚氣,攀登“科創高峰”;東海之濱的洋山港內,塔吊林立、舟車穿梭,“無人碼頭”源源不斷輸出“中國製造”……這是肩負着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重大戰略使命的上海浦東的普通一天,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生動截面。
上海的故事,也是中國現代化的故事。
回望歷史,在70多年前的上海,曾發生過一場“意義不亞於淮海戰役”的保衛戰。
1949年上海剛剛解放,投機資本先後掀起“銀元之戰”“糧棉之戰”。能不能管理好經濟、管好城市,是中國共産黨取得軍事勝利後面對的新考題。中共中央和新生的人民政府,一方面加大打擊投機炒作力度,收緊銀根、徵收稅款;另一方面從全國各地向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調運糧棉物資,敞開拋售、平抑物價,成功打贏“銀元之戰”“糧棉之戰”。
“銀元之戰”“糧棉之戰”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顯示了從農村走向城市的中國共産黨,有信心也有能力管好當時充滿“現代特色”的大城市。
這是一個骨子裏流淌着現代化基因的政黨,既有遠大的使命目標、穩定的政治領導力量,也有不斷更新升級的治理能力、可行的發展戰略。
現代化的基因,蘊藏在中國共産黨的使命意識與人民立場之中。
“黨的一大綱領,揭示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代表着社會的前進方向。”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龍新民説,這是在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數百個政黨、政治社團中,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政黨、政治團體所能想到、所能提出、所能做到的。
在黨的十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章程(修正案)》中,“現代化”是個高頻詞和關鍵詞,黨章總綱將推進現代化建設作為黨要實現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
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産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誌。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李海青説,在求索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政黨搞黨爭“拳擊賽”,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不同階段用不同方法,一棒接一棒地跑好現代化的“接力賽”。
現代化的基因,蘊藏在中國共産黨對指導思想的高度重視與發展創新上。
馬克思主義是被歷史與實踐反復證明了的科學理論。自誕生之初,中國共産黨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將之作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
我們黨始終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立足國情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指導實踐。在新征程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黨保持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鬥力的重要指引。
現代化的基因,蘊藏在中國共産黨完善的領導機制與嚴密的組織特性之中。
“我們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具備嚴密的組織體系。這是世界上其他政黨都不具有的強大優勢。”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説。
中國共産黨擁有勇於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的鮮明品格。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顏曉峰説,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擺上戰略布局,強大的領導能力、嚴密的組織體系、嚴明的紀律規矩,正是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前行的重要保障。
現代化的基因,蘊藏在中國共産黨持之以恒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上。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建設革命根據地、探索局部執政經驗,到新中國成立後,探索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從改革開放以來,破除利益藩籬、搏擊市場經濟,到進入新時代後,引領全面小康、開啟新征程,我們黨在趕考路上,緊抓時代主題的變化,持之以恒地增強執政本領。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20個字的好幹部標準,到全面增強八種執政本領、提高七種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黨的領導幹部從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專業訓練入手,錘煉提升現代化治理的能力水平。
頂層設計回答時代考卷
中國共産黨領導和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一個重要方式是戰略引領,制定或調整時間表和路線圖。
70多年前,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艱辛探索。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要實現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這一國家戰略目標被寫入黨的八大所通過的黨章。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根據毛澤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重申於三屆全國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兩步走”的設想。
1979年,鄧小平提出了小康——這個“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1987年,黨的十三大制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1997年,在“三步走”戰略基礎上,黨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戰略,並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本世紀頭20年的奮鬥目標。
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這一目標修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賦予了“小康”更高的標準、更豐富的內涵,並發出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時代召喚。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後,再分兩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新戰略安排,豐富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內涵。
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作出了具體部署,完整勾畫出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我們最終要實現的現代化的質量,已經遠遠高於最初的設想,與‘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深深融合在一起。”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陳晉説。
遠大的目標、宏偉的藍圖,百年大黨的初心使命,濃縮其中。
“只有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如此宏大的國家戰略意圖才能一以貫之、與時俱進地推進。”顏曉峰説。
中國共産黨對現代化的求索,是個不斷探索、漸進積累、逐步擴展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既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逐步拓展到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
重大戰略必須通過具體的戰術來實現。
1953年至今,從“一五”計劃為我國工業化奠定初步基礎,到“十一五”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從新中國剛成立時年人均GDP23美元,到“七五”計劃後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從“九五”末期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到“十三五”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十四五”時期開啟新征程……14個五年規劃(計劃)的接續奔跑,既是日積月累,也是日新月異,標注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路標,也是中國制度優勢的生動體現。
“作為現代化的領導者,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辯證統一,戰略規劃思維更加科學,頂層設計能力不斷提升。”李海青説,在現代化的接力跑中,我們黨既堅持長遠的戰略目標不動搖,又根據發展形勢實事求是地調整中期目標和短期規劃,讓長期、中期、短期有機結合、滾動式向前發展。
緊緊扭住發展生産力這個關鍵
“雜交水稻”築牢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礎,“高速鐵路”見證了中國速度,“特高壓技術”為推動我國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提供了高效低碳的重大原創科技支撐,“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讓中國在萬物互聯的賽道上成為世界領先,“完整工業體系”有效地提升了中國發展的韌性,“線上經濟”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産業融合升級拓展了路徑……2020年末,中國生産力學會評選出中國生産力發展十大標誌性成就。在科技創新、體制機制變革、制度創新的催化下,社會生産力,這一現代化發展的核心要素,正在迸發澎湃生機。
“掌握了中國現代化主導權後,如何更快地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是中國共産黨建設中國的邏輯起點,也是始終不渝追求的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武力説,我們黨始終將生産力的發展放在第一位,作為最主要衡量指標。
發展生産力要從解放束縛生産關係的體制機制變革中要動力。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從1927年開始,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戰略,進行土地革命。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中國大陸基本完成。土地革命讓存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徹底摧毀,大大激發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創造了農業經濟恢復發展的奇蹟。隨後,社會主義改造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中國迅速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一五”計劃起步,中國逐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夯實了生産力發展的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凝聚起全社會最廣泛的共識。以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為突破口,生産力發展的體制障礙被一一擊破。在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將勞動力從集體生産中解放出來;在城市,放權讓利的體制變革在各個領域展開,人的創造力空前迸發。以開放心態擁抱世界,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升,“中國速度”日益刷新。
進入新時代,從“有沒有”到“好不好”,從“舊動能”到“新動能”,從“積累量”到“提升質”;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黨的十八大把創新“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到十九屆五中全會的“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十四五”規劃建議着重強調科技創新和自立自強……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全面深化改革為生産力發展掃清障礙、創造條件,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生産力發展注入了澎湃動能。
同時,我們黨不斷豐富拓展着生産力的內涵。
生産力發展增加了更多的綠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綠色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提出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産力。從長江沿岸“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到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從全面打響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到紮實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中國“綠色生産力”發展已成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産力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協調,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聯動性。布局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幾大區域發展戰略,讓生産力發展有了更為均衡的&&;批復成立上海、廣東等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因地制宜進行多樣化探索,讓生産力發展的制度創新燎原鋪展;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生産力可持續發展打開了更廣闊的市場……一系列宏大戰略規劃的實施,為生産力長遠發展開拓空間。
着眼未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了我國發展存在的短板弱項。補短板,強弱項,將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重要任務。
抓住主要矛盾接續奮進
2020年7月到9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三場座談會,從企業家座談會到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再到科學家座談會,都談到突破關鍵核心技術。
“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把科技成果充分應用到現代化事業中去”,正是瞄準制約我國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突出的短板而去的。
“現代化建設必然面對一系列矛盾。”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韓慶祥説,中國共産黨抓住不同時期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制定實施正確的路線圖,推動着社會生産力向前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抓住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破局。
在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農業國家裏搞現代化,沒有現成的方案。1956年,黨的八大將“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確定為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辛向陽説,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抓住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産力之間的矛盾,帶領人民盡快把中國從落後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1953年,我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用156個工業項目開啟了工業化之路。成立第一到第八機械工業部,建立起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獨立自主研製出“兩彈一星”;用中國農民耳熟能詳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八個字指導生産,建設了紅旗渠等一批水利工程和農業基礎設施……新中國成立後30年間,中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體系完備的國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寶貴的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時期,黨始終抓住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
“這一時期,落後的社會生産力仍是制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要因素,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從‘工業立國’轉為‘發展富國’。”辛向陽説,面對這一矛盾,黨帶領人民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從18個“紅手印”拉開中國農村改革大幕,到深圳特區“殺出一條血路”;從改革開放後第一張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到簡政放權中封存公章;從雞毛換糖的個體戶到世界500強企業;從一顆高鐵螺絲釘也要從國外進口,到國産大飛機飛出“中國速度”……改革開放賦予了中國發展充沛不竭的動力與機遇,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提速。
進入新時代,黨始終抓住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要判斷。
“當前,發展不平衡,主要是各區域各領域各方面存在失衡,制約了整體發展水平提升;發展不充分,主要是我國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韓慶祥認為,進入新時代,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體現在發展質量上,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對此,我們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破解發展難題。”辛向陽説。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用系統全面的眼光認識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提升,以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為了人民的現代化
李東東,是陜西延安安塞人,一家6口祖孫三代,卻有5個病人,生活過得艱難。
作為建檔立卡貧困戶,精準脫貧給了李東東家希望,妻子做手術,報銷90%的醫療費,政府送藥上門,患腦癱的兒子被送到延安的特殊學校就讀,學費全免還有生活補助。李東東參加了當地旅游扶貧項目——勵志扶貧藝術團,打腰鼓、唱道情,日子越過越好。
延安,是中國共産黨的紅色搖籃。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在這裡的“窯洞對”,發出了“歷史周期率”的警示。
如何跳出周期率?中國共産黨將“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寫在了答卷上。
如今,不僅是延安,經過2012年以來8年的持續努力,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已全部脫貧,貧困縣已全部摘帽,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
“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始終與人民的需要緊密結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辛鳴説。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改革開放之後,解決人民的發展問題,與西方發達國家少數人享受現代化成果不同,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總體上的現代化,更是最廣大人民的現代化。我們黨不僅關注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的更高要求,更關注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
隨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一系列推進知識技能現代化的舉措不斷推出。從三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到中國的教育體系逐步建立發展,再到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中國教育的總體水平已邁進世界中上行列,億萬人民可以通過教育改變命運,實現完善自身、創造美好生活的願望。
衞生健康事業的不斷發展,同樣為人的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資源保證。“十四五”規劃建議起草期間,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衞生體系等方面的短板。為此,規劃建議中有關公共衞生體系建設的論述篇幅,佔到“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內容的一半以上。
富裕起來的人們,還希望天更藍、水更清。家住山西省太原玉泉山腳下的市民常春生沒有想到,前幾年家門口還曾是污染嚴重的廢舊礦山,如今已經變成了大花園,村民開起農家樂、採摘園,靠着青山綠水也能致富。
烽火28年,執政71載,中國共産黨與億萬人民緊密相連。時代場景在變,但人民的奮鬥不變、力量不變。
腰懸吊索,懸崖峭壁上鑿出紅旗渠;隱姓埋名,大漠戈壁中托起“兩彈一星”;背包進城在流水線上寫下“中國製造”;高鐵飛奔的中國速度、蛟龍潛海的中國深度、嫦娥登月的中國高度……滄桑巨變、快速發展,14億人小康夢圓,背後都是人民的不懈奮鬥。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在中國共産黨的帶領下,人民的奮鬥與智慧將一個個“不可能”變成了“可能”。百年大黨的現代化求索之路,帶着一切為了人民的初心,凝聚起14億人民的同心,越走越寬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