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新生

 

如果説一個人的搬遷,是生産生活方式的改變;那麼1000萬人的搬遷,就是生産力的重塑。易地扶貧搬遷不僅是一場從困苦到宜居的地理位置的大遷徙,還是一場從落後到先進的生産生活方式的大遷徙,一場從閉塞到開放的思想觀念的大遷徙,一場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的大遷徙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徐歐露

“我去哪一間?”

站在三室新房中間,雲南省會澤縣大海鄉二荒箐村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楊正學雙手捏著鑰匙,不知所措。

“全都是你的了。這道門進來,全部是你家的。”一旁的扶貧幹部笑了。

這位連縣城都沒去過的山裏人愣了,半天沒説話。

墻邊的綠色麻袋,裝著他家最貴重的一件什物——由中宣部牽頭贈與會澤縣貧困戶的一臺液晶電視機。楊正學一直沒舍得拆,就等搬進新家。

這一天,他盼了太久。不用再住四處漏風的石頭房。不用再冒著跌落風險、踩著羊腸小徑回家。也終于能送娃娃去城裏讀書了。

楊正學正在見證的,是被視為繼土地改革、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在中國貧困地區農村發生的又一次歷史性變革。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喬遷,寓意鳥兒飛離幽谷,遷往高大的樹木。

據國務院扶貧辦消息,截至7月31日,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舉措,易地扶貧搬遷基本完成。至此,930萬貧困群眾飛離自然條件惡劣的舊居。各地工作重心從工程建設全面轉向搬遷群眾後續扶持。

這不僅是一場從困苦到宜居的地理位置的大遷徙,還是一場從落後到先進的生産生活方式的大遷徙,一場從閉塞到開放的思想觀念的大遷徙,一場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的大遷徙。

搬出天地寬。

“搬”向小康

烏蒙磅薄,浩海騰波。壯美群峰卻把困厄關在了山裏。

山高、坡陡、谷深,地處烏蒙山腹地的雲南省會澤縣,到2017年底時貧困發生率仍高達22.76%。

楊正學起早貪黑,只為填飽肚子。但勤勞沒有換來好日子。“運氣好的話,一年可以喂出幾頭豬;運氣不好,豬養不活,就只有點洋芋。”

他和老婆目不識丁,眼看娃娃到了上學的年紀。所以當政府動員搬遷,楊正學沒有猶豫。

他們要追尋的,是一條被驗證過的路。

當1982年國家啟動三西(寧夏西海固、甘肅定西和河西)扶貧開發計劃時,本著“有水走水路,無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的方針,大部分人可通過“走水路”(搞灌溉農業)、“走旱路”(搞旱作農業)求得溫飽。但仍有數百萬人水旱路都走不通,只能另找出路——搬。

搬遷移民這開先河之舉,跳出了在當地解決貧困問題的圈子,跳出了由于條件極其惡劣,“年年扶年年貧,一年不扶又返貧”的窘況。

此後,易地扶貧搬遷成為中國開發式扶貧的重要措施,受到重視並逐步推廣。

2001年起,易地扶貧搬遷試點陸續擴大。到2015年,全國還有1000萬農村貧困群眾生活在“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地區。傳統手段難奏效,就地脫貧幾無望。

在“土如珍珠,水貴如油”的貴州省望謨縣,“八七”扶貧攻堅以來,從修建小水窖到培育産業,努力一直未歇,但苦于環境限制,生産生活條件沒有根本性變化;在海拔落差大、居住分散的甘肅省東鄉縣,修同樣一公裏路,付出的成本是周圍川區的幾倍甚至十幾倍;在生態脆弱地區,扶貧開發會造成生態破壞、惡化,越生存越難生存……

2015年11月,脫貧攻堅戰全面打響。中央將“易地搬遷脫貧一批”作為新時期脫貧攻堅“五個一批”精準扶貧工程之一,決定用5年時間,挪窮窩、換窮業、拔窮根,讓這些生活在22個省區市、約1400個縣市區的貧困群眾,徹底擺脫老天的束縛。僅易地扶貧搬遷人口最多的貴州一省,就將有7600多個極貧村寨從地圖上“消失”。

那年的12月1日,全國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揭開了新時期易地扶貧搬遷的序幕。這是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後部署的首個精準扶貧工程。

可能只有百年前“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時,九州大地上才有如此規模的組織化遷徙。“四川荒地,官給牛種,聽兵民開墾,酌量補還價值”。但彼時,明清執政者的目的是為補救遷入地因戰亂和動蕩造成的人口銳減、經濟不振。

事實上,縱觀人類歷史上百萬、千萬級規模的移民潮,幾乎無不與饑饉、戰亂、貿易有關。而這次發生在中國最貧苦地區的浩蕩遷徙,卻是由執政者組織與支持,幫助貧困者“搬”向小康。

楊正學們收拾行李,舉家出山,去趕的,是一趟叫做“時代”的列車。

中外歷史 空前未有

國家發改委地區振興司有一張巨幅2020年易地扶貧搬遷作戰圖。上面密密麻麻標注著紅色三角,每個三角代表一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過萬的特大型安置區。僅這樣的三角,地圖上就有70個。

作為脫貧攻堅矛盾最集中、領域最綜合、工作鏈條最長的工程,易地扶貧搬遷是所有扶貧措施中難度最大的一項。

1982年至今,寧夏人“艱苦奮鬥流血汗,立志改變戈壁灘”,38年,從西海固地區移民120余萬人。

2001年到2015年,國家發改委組織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程,15年,在貧困地區易地搬遷680多萬人。

而新時期易地扶貧搬遷的目標是,5年,搬遷近1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國家發改委黨組書記、主任何立峰評價,中外歷史,空前未有。

這1000萬人,佔2015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總量的近1/5,是三峽庫區移民的7倍多。

這1000萬人,居住在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落後,自然條件惡劣,地方病嚴重或地質災害頻發等地區。國家發改委地區振興司司長童章舜説,前15年實施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已將大多數容易實施搬遷的貧困人口搬遷出來。尚未搬遷的貧困人口,所處自然環境更為惡劣、發展基礎更為薄弱、貧困程度更深。

這1000萬人,高度集中在中西部崇山峻嶺、荒漠化嚴重、高原高寒等地區,適宜生活、就業的安置選址空間十分有限,後續發展面臨的自然資源、發展環境、基礎設施、市場條件等約束明顯。

不止如此。易和異一字之差,意義大不相同。易地扶貧搬遷絕非人口從本地到異地的簡單位移,而是一項社區再造和重建工程,更是一項人口分布、資源環境、經濟社會重新調整與完善的係統工程。

搬遷不是一搬了之。搬得出,還要穩得住、能致富,解除貧困戶的後顧之憂。這涉及眾多環節——精準識別、安置區選址、住房建設、配套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搬遷安置、社區管理、後續産業發展、就業安排、文化傳承等。幾乎涵蓋脫貧攻堅各領域各方面,必須統籌謀劃、統籌部署、統籌推進。

加之“住慣的山坡不嫌陡”,故土鄉情讓人難以割斷,搬出去後生活有沒有保障、錢袋子有沒有著落等,讓老百姓顧慮重重,動員難度極大。

任何一個難點,都曾擊退古往今來許多移民脫貧的渴望。但在“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鄭重承諾面前,中國迎難而上。

瞄準小康“全鏈條”

係統工程需要係統方法來解決。

人往哪裏搬、錢從哪裏籌、地在哪裏劃、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增、生態如何護、新村如何管,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易地扶貧搬遷要解決的七個具體問題。

各地用一場發展要素的大聚合,做出回答。

人往哪裏搬?地在哪裏劃?房屋如何建?結合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採取集中安置為主、集中安置與分散安置相結合的方式。選擇安置區,注重與當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建設總體規劃的銜接,主要利用存量建設用地、荒山和荒地。鼓勵文化程度較高、有一定勞動技能的搬遷群眾向城鎮、工業園區、旅遊景區搬遷。引導農業技能較強的搬遷群眾向中心村或移民新村搬遷。為確保建檔立卡搬遷對象不因建房舉債、影響脫貧,嚴格執行人均不超過25平方米的標準。

數據顯示,截至3月底,全國累計建成易地扶貧搬遷安置住房266萬余套,實現搬遷入住建檔立卡貧困人口947萬人,搬遷入住率達99%。

錢從哪裏籌?易地扶貧搬遷創新資金籌措方式,大幅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引入開發性、政策性金融資金。據測算,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直接投資6000多億元,平均每位建檔立卡搬遷人口政府投入搬遷成本約6萬元。

收入如何增?對農業安置的搬遷群眾,採取“合作社+農戶”“訂單農業”等新模式、新理念,助推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對靠近工業園區、進城安置的搬遷群眾,開展“訂單式”“定向式”職業技能培訓,幫其就業。截至2019年底,各地在安置區周邊累計建設扶持1.18萬個配套産業園區、帶動就業71.59萬人,創建1.02萬個扶貧車間、帶動就業45.9萬人,已幫助920萬貧困搬遷群眾實現脫貧。

新村如何管?堅持安置點建到哪裏,黨的工作就開展到哪裏,把黨的全面領導貫徹到安置點各項工作中。同時合理設置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等管理服務單元。不少地方還以文化為引領。如貴州黔西南州義龍新區移民安置點麻山社區根據搬遷群眾少數民族較多的特點,成立民族聯合議事會,由社區的苗、布依、漢等民族裏比較有威望的人及社區幹部組成。

生態如何護?遷出區土地的綜合利用緊緊圍繞生態安全,對不適合耕種的土地,嚴格退耕恢復生態,對原宅基地進行復墾復綠。截至3月底,各地已拆除舊房182萬套,拆舊率88%。

環環緊扣、不斷推進的背後,是強有力的政策保障體係支撐。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農村經濟與地區發展業務部處長王艷華指出,為全面推進易地扶貧搬遷,以《全國“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為引領,國家出臺係列政策措施,形成了包含財政、金融、投資、搬遷對象、住房、基礎設施、土地、後續扶持、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易地扶貧搬遷“1+X”政策體係。

同時,針對以往易地扶貧搬遷工程中出現的問題,國家在明確工作目標、建立工作機制、完善組織保障、明晰建設標準要求、強化資金運作管理、強化考核評估整改等方面均出臺具體政策或要求。

“可以説,‘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組織縝密係統謀劃前所未有。”王艷華説,易地扶貧搬遷開創了國家重點工程係統性治理的先河。

而在長期從事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貴州銅仁市生態移民局幹部任煜看來,係統性治理落到土地上,就是貧困群眾的轉變,“最初不願搬,後來爭著搬。現在還有人問有沒有搬遷名額。”

“只有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實施如此規模、如此艱巨的偉大工程。”何立峰説。

重塑中國的一個樂章

村裏到村外,行車數十裏,但對生活環境、發展方式而言,山上到山下,一步跨百年。

“現代”二字,以一種嶄新、具體的模樣,展現在貧困群眾面前:石房、木屋變磚房、高樓,不漏雨了,甚至有電梯;泥路一去不返,出門水泥路,抬腳上客車;孩子們再也不用淩晨起床、溜索過江,學校就在家門口,操場有塑膠跑道,教室還有投影儀;女人生娃娃可以安心躺在正規醫院,老人的小病小痛不用再拖再扛;從靠天吃飯到種經濟作物,從下田到上班,收入渠道多了、錢包鼓了。

如果説一個人的搬遷,是生産生活方式的改變;那麼1000萬人的搬遷,就是生産力的重塑,更是14億人重塑自己生活交響曲中的一個動人樂章:

當漣漪蕩開,遷徙不僅實現脫貧,也加快了新型城鎮化進程——

將偏遠地區群眾搬遷到公共服務便捷的新型社區,提高了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均等化。近5年來,全國共建設集中安置區約3.5萬個,配套建設安置區道路11.4萬公裏、鋪設飲水管網14.1萬公裏、供配電網11.5萬公裏、建設學校及幼兒園1612萬平方米、衛生院所573萬平方米。

童章舜介紹,中西部省份近500萬人在城鎮集中安置,大幅提升了貧困地區城鎮化率。如貴州、陜西、廣西等省區城鎮化率分別提升了5個、4.2個、3個百分點。雲南怒江州共建設城鎮安置點29個,城鎮化率從2015年的28.3%提升至2019年的46.2%,年均提升近4.5個百分點。

遷徙不僅實現脫貧,也推動了農業現代化以及地區産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人口向社區和城鎮集中,為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助力扶貧提供了平臺,粗放的耕作模式逐步轉變為高效、集約的現代農業。分散居住時難以開展的電商扶貧、扶貧車間也有了新空間。産業向園區集中,産業規模效應、要素聚集效應、設施共享效應、服務放大效應被激發。

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守國在分析陜西移民搬遷工作時認為,移民搬遷給當地帶來了一次新的發展機遇。“當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時,以陜南為代表的山區可能剛迎來人口聚集後的産業聚集。”他認為這對于我國産業長遠化的整體布局有著深遠的影響。

遷徙不僅實現脫貧,也推動了生態修復——

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各地對近100萬畝舊宅基地實施復墾復綠,不少因承載人口過多而生態遭到破壞的貧困地區恢復了“綠水青山”。例如,甘肅省武威市通過讓居住在祁連山高海拔山區的3.2萬戶、13.14萬人“下山入川”,遷出區恢復生態用地72萬畝,恢復水源涵養林5.2萬畝。

遷徙不僅實現脫貧,也拉動了區域經濟發展——

據國家發改委數據,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直接投資資金,加之撬動的各級財政資金、東西部扶貧協作和社會幫扶資金、群眾自籌資金等,總投資超過1萬億元,有力促進了貧困地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

還給世界無數種可能

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身的背後,更深層的改變是人本身。

在西海固移民的新家之一閩寧鎮,鎮人大主席團主席馬彥斌告訴記者,在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人們無法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生存條件障礙,只要能生存就行,生活目標很低。這個時候,黨和政府組織移民扶貧,就是靠國家的力量改變了他們的生存環境。當他們努力就能改變自己的生活時,從內到外,什麼都被改變了。

改變的是習慣。

過去劈柴挑水的手,現在要學會擺弄電飯鍋、熱水器。衣服勤換勤洗,垃圾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往院壩門口一丟了之。在工廠上班,靠天吃飯、自給自足變成遵守紀律、分工協作,不能想去就去、想走就走。技能培訓將“對不起”“謝謝”打包放送……

改變的是觀念。

地理的便捷、交流的頻繁、資源的匯聚,帶來貧困群眾曾經鮮有的知識、眼界。

貴州銅仁,搬遷戶劉東玲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那雙拿慣了鋤頭的手也可以熟練操作鼠標,已是一名數據標注師的她,開始有了一個讓孩子成為大數據專家的願望。新疆喀什地區,搬離昆侖山區的熱娜古麗·喀爾曼已經感受到孩子們的變化,他們有了自己的理想,“有要當兵的,有要當醫生的”,這些是這位細心的母親從未聽他們説起的。而貴州黔南州的“80後”移民羅遵富正奔向理想,他放棄了政府協調的保安等保障性就業崗位,因為“不適合年輕人”。他更願意趁著大好年華,掌握一兩門安身立命的技術,以後自己當老板,“成市民了,也得爭口氣是不是?”

改變的還是機會和發展的權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貧窮並不僅僅意味著缺錢,它會使人喪失挖掘自身潛力的能力。而當條件重置、資源聚集、機會均衡、成果共享,人的種種可能都被激活了。

搬出西海固深山的劉莉,進入酒莊工作,掌握了葡萄酒種植釀造的全部工藝流程,被提拔為生産主管。如今説起話來大方得體,對酒莊生産管理頭頭是道,已看不出西海固深山農婦的影子。離劉莉新家不遠的引黃灌區的移民新村,一位西海固移民望著水澆地感嘆:“在原來那裏不論你下多大苦,常常一年下來才能填飽肚子。而在這裏,只要勤勞就有希望。”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裏對社會主義提出了這樣的命題:“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一百多年後,在安土重遷的東方古國,近1000萬人在中國共産黨“以人民為中心”的誓言下,被賦能、賦權,飛出幽谷、融入時代,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

這一次機會,還給世界的將是無數種可能。

 

責任編輯: 秦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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