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遼,時號契丹,位於今赤峰西拉沐淪河和老哈河流域的農耕和游牧交錯地區。
遼政權前後延續200餘年,疆土面積“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大遼的建立者秉持着開放包容的姿態,雖然偏居中國北部草原,但是推崇中原文化,重用漢臣。經過幾代遼政權統治者的大力倡導推行,遼統轄下的中心地區學習漢文化已蔚然成風。
尤其澶淵之盟後,“和平交往”成為宋遼之間的主題。這時,遼政權迫切需要營建一個新的都城,既用於接待宋使,還用於滿足遼效仿中原都城、承唐比宋的願景。
統和二十三年(1005),遼聖宗在故奚王牙帳地開始興建中京城。統和二十五年(1007),歷時三年,新都營建完成,“號曰中京,府曰大定”,這裡也成為遼政權時期最重要的都城,並成為眾多宋使行程錄、聞見記中着墨最多的地方。
整體而言,中京城FangSong東京汴梁城形制,分為皇城、內城和外城三個部分,形成了一個比較規整的“回”字型城市結構。且中京城與上京不同,有着明顯的城市中軸線,這條中軸線貫穿皇城、內城和外城,使得中京市肆及裏坊對稱分佈於城的東西兩側。
遼中京外城規模宏大,根據考古調查,其周長達到了15.5公里,據此與遼政權其餘四京相比,遼中京成為五個京城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其外城的城墻高達6米。
同時根據史料與考古發掘印證,中京外城的南垣共開設3座城門,東門為長樂門,西門為景昌門,正中為朱夏門,其上建有樓閣。
朱夏門門後是一條寬約64米、長1400米的中央大街,向北可直達內城的南門陽德門。中央大街遵循了中原地區建築城池的營造特點,路面中間高、兩側較低,使路面不易積水,積水可以直接流入兩側的溝渠。
中央大街的兩側為市坊建築,東、西各有 4 坊,坊與坊之間修有坊墻和坊門,同時,各坊的命名無不遵循中原漢地特色。
除了坊名,遼政權統治者在皇城內殿的命名上也遵照儒學來命名,如:昭慶殿、文化殿、武功殿等,既彰顯了遼政權統治者極高的文化修養,也方便了宋使臣的傳述。
宋遣遼使路振曾言“閶闔門有五鳳,狀如京師”。據此可知,當時中京城在建造上對於宋的仿製有很多。但同時,中京城內也留有大片空地,方便契丹族用於扎帳所用。可見中京城是民族融合的典範,既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習俗特色,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遼上層者們慕華、倣華之心。
契丹族最初的生活狀態是“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建國後,遼政權統治者向中原學習先進的典章制度之餘,還大力倡導儒學,在地區設置官學教育機構。
尤其是中京地區,作為遼最重要的都城,在教育上設置有完備的教育體系,如國子監、中京學、州學等官方教學機構,同時,民間也存在着大量私塾等教學場所。
這些教育機構及教育理念逐漸改變着契丹族雄勇尚武的民風。
到了遼聖宗後,很多契丹上層不僅通曉史書,還以敦厚、賢達、修身、齊家、治國作為人生追求目標。
遼興宗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好儒術,通音律”;遼道宗曾感言:“吾修文物,彬彬不異於中華。”
在由上至下的倡導下、由文化到建築的表現下、由思想到行為的轉變下,中原地區的漢文化與契丹的民族文化在中京地區進行了充分融合,遼中京城成為民族融合的典範。
金代遼之後,改中京為北京路大定府,元又改名為大寧路,明時稱大寧衛。後因大寧衛的撤銷,中京城漸漸湮滅於荒野之中,史書難覓其蹤跡。
雖然契丹所創建的遼政權早已退出歷史舞&,消失在茫茫歷史長河中,但是,它所營造的中京城卻依然影響深遠。
中京城曾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區,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在這裡不斷交融,各族人民在這裡共同創造出了燦爛文化,同時,它還溝通南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見證。(李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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