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遼，時號契丹，位于今赤峰西拉沐淪河和老哈河流域的農耕和遊牧交錯地區。
遼政權前後延續200余年，疆土面積“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裏”。
大遼的建立者秉持著開放包容的姿態，雖然偏居中國北部草原，但是推崇中原文化，重用漢臣。經過幾代遼政權統治者的大力倡導推行，遼統轄下的中心地區學習漢文化已蔚然成風。
尤其澶淵之盟後，“和平交往”成為宋遼之間的主題。這時，遼政權迫切需要營建一個新的都城，既用于接待宋使，還用于滿足遼效倣中原都城、承唐比宋的願景。
統和二十三年（1005），遼聖宗在故奚王牙帳地開始興建中京城。統和二十五年（1007），歷時三年，新都營建完成，“號曰中京，府曰大定”，這裏也成為遼政權時期最重要的都城，並成為眾多宋使行程錄、聞見記中著墨最多的地方。
整體而言，中京城倣宋東京汴梁城形制，分為皇城、內城和外城三個部分，形成了一個比較規整的“回”字型城市結構。且中京城與上京不同，有著明顯的城市中軸線，這條中軸線貫穿皇城、內城和外城，使得中京市肆及裏坊對稱分布于城的東西兩側。
遼中京外城規模宏大，根據考古調查，其周長達到了15.5公里，據此與遼政權其余四京相比，遼中京成為五個京城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其外城的城墻高達6米。
同時根據史料與考古發掘印證，中京外城的南垣共開設3座城門，東門為長樂門，西門為景昌門，正中為朱夏門，其上建有樓閣。
朱夏門門後是一條寬約64米、長1400米的中央大街，向北可直達內城的南門陽德門。中央大街遵循了中原地區建築城池的營造特點，路面中間高、兩側較低，使路面不易積水，積水可以直接流入兩側的溝渠。
中央大街的兩側為市坊建築，東、西各有 4 坊，坊與坊之間修有坊墻和坊門，同時，各坊的命名無不遵循中原漢地特色。
除了坊名，遼政權統治者在皇城內殿的命名上也遵照儒學來命名，如：昭慶殿、文化殿、武功殿等，既彰顯了遼政權統治者極高的文化修養，也方便了宋使臣的傳述。
宋遣遼使路振曾言“閶闔門有五鳳，狀如京師”。據此可知，當時中京城在建造上對于宋的倣制有很多。但同時，中京城內也留有大片空地，方便契丹族用于扎帳所用。可見中京城是民族融合的典范，既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習俗特色，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遼上層者們慕華、倣華之心。
契丹族最初的生活狀態是“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建國後，遼政權統治者向中原學習先進的典章制度之余，還大力倡導儒學，在地區設置官學教育機構。
尤其是中京地區，作為遼最重要的都城，在教育上設置有完備的教育體係，如國子監、中京學、州學等官方教學機構，同時，民間也存在著大量私塾等教學場所。
這些教育機構及教育理念逐漸改變著契丹族雄勇尚武的民風。
到了遼聖宗後，很多契丹上層不僅通曉史書，還以敦厚、賢達、修身、齊家、治國作為人生追求目標。
遼興宗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好儒術，通音律”；遼道宗曾感言：“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于中華。”
在由上至下的倡導下、由文化到建築的表現下、由思想到行為的轉變下，中原地區的漢文化與契丹的民族文化在中京地區進行了充分融合，遼中京城成為民族融合的典范。
金代遼之後，改中京為北京路大定府，元又改名為大寧路，明時稱大寧衛。後因大寧衛的撤銷，中京城漸漸湮滅于荒野之中，史書難覓其蹤跡。
雖然契丹所創建的遼政權早已退出歷史舞臺，消失在茫茫歷史長河中，但是，它所營造的中京城卻依然影響深遠。
中京城曾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區，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在這裏不斷交融，各族人民在這裏共同創造出了燦爛文化，同時，它還溝通南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見證。（李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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