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的摩之亂並不偶然

　　 不足一年時間，美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種族事件和衝突，足以暴露美國社會的制度性脆弱

　　“巴爾的摩騷亂並非孤例，警方、非洲裔社區乃至整個國家都應該對這場騷亂進行反思。”4月28日，面對馬裏蘭州巴爾的摩市的連日騷亂，美國總統奧巴馬呼籲真正改善非洲裔社區的教育、就業、基礎設施等問題。

　　距離華盛頓僅60多公里的巴爾的摩正處於緊急狀態。打砸搶燒現象此起彼伏，石塊襲警事件不時發生，警察平亂的胡椒粉彈四處開花。美國軍方已動用1700名士兵參與維持治安，賓夕法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警力都在涌向這座戰地一般的城市。

　　導火索，是25歲非洲裔男青年弗雷迪·格雷之死。他於4月12日在西巴爾的摩地區遭警方逮捕，一週後因脊椎嚴重受傷死於醫院。

　　結果，如同不久前弗格森、北查爾斯頓市發生的槍擊案，激起抗議浪潮，也帶來混亂局面。不足一年時間，美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種族事件和衝突，足以暴露美國社會的制度性脆弱。

　　每一次，美國種族矛盾的新仇舊恨炸出驚雷，都是在昭告世界“人類生而平等”的宣言在這片所謂“夢想沃土”上還沒有真正生根。如同格雷的律師指出，巴爾的摩還存在“另外的一些人”，這些貧窮和絕望的人們從未引起過社會真正的注意。格雷生活的斯丹頓—溫徹斯特區，幾乎一半人口處於失業狀態，收入中位數還不到美國的貧困線。而在馬裏蘭州，非洲裔的失業率是白人的兩倍；從1970年到2010年，巴爾的摩的非洲裔就業率僅從75%降至57%。

　　難怪英國媒體得出結論稱：這裡其實是分裂的兩座城，一個陷入貧窮和邊緣化的困境；另一個則擁有美麗的海濱，並吸引着大量年輕富有的定居者。為了後者的平靜生活，主要散落在巴爾的摩西部的貧困人口常年被“無處不在的”警察苛刻地盯着。

　　很多統計顯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産階層與極少數上層在收入和社會財富佔有方面的差距不斷擴大。美國的貧困人口數目仍呈現不斷上升趨勢，2013年達到4650萬，約佔總人口的15%。生活在美國最南部的非洲裔社區以及其他偏遠農村地區的農業人口，是美國社會最貧困的群體，他們享有的教育、醫療、社會救助資源是最少的。美國社會的極度不平衡，日益激化着矛盾。幾年前，華爾街上爆發的怒火就燒向以“1%和99%之別”為標誌的兩極分化。

　　種族矛盾糅合在兩極分化的嚴重問題之中，已是多年的美國之痛。1968年4月9日，馬丁·路德·金在演講時遇刺身亡，觸發了全美範圍的暴亂和縱火，巴爾的摩是當時受到縱火、搶劫和暴力方面的打擊最重的城市之一。40多年後，混亂的一幕重演，絕非偶然。

　　頂着自己如此不堪承受的制度性頑症，美國政客那以自身“模式樣板”再領導世界100年的夢想究竟將安放何處？他們不能總是生活在對世界的幻想之中，而置本國不得不解的積年死結於不顧吧。倘若如此，美利堅土地上爆起的驚雷就真要變成家常便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