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湮滅的名字（上、下）

    秋分已過，溽熱的天氣漸漸涼快起來。晚上定昏時辰，奉節縣城裏行人稀少，燈光暗淡，人心惶惶的居民正準備入睡。

    誰也沒想到，就在這時，數十架日機趁着夜色飛臨，燃燒彈、炸彈傾瀉而下，爆炸聲四起，火光沖天，不明緣由的人們驚慌地向城外逃去。生下孩子不久的董德孝抱着嬰兒衝出家門，匆匆隨着人流跑向北門外，那裏有個後坡墳園，雜草叢生，平時鮮有人跡。男女老幼驚恐地伏在地上，一顆燃燒彈落下來，頓時一片火海。日機投擲的98式燃燒彈裝有固體燃燒劑，能持續燃燒15分鐘，溫度高達2000—3000℃，20厘米厚的水泥屋頂都能被燒穿。百餘民眾有的化為焦炭狀，有的在火海中翻滾掙扎，其狀慘不忍睹。等救援的人趕到時，董德孝母子倆已被活活燒死，軀體還在冒出縷縷青煙……

    “董德孝，死亡時間，1939年9月30日，死亡地點，奉節縣。”潘洵教授輕輕吁了一口氣，指着電腦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告訴我，“這是我們最新收集到的一位死難者名字，也是重慶大轟炸死難同胞名單上確認的第3094位。”

    這是2015年的初冬，寒雨蕭瑟，天色陰鬱。在西南大學的一間辦公室裏，西南大學教授、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常務副主任潘洵回憶起尋找重慶大轟炸死難者名字的曲折過程時，仍然感慨不已。

    責任

    遺憾不能再延續下去

    日軍對重慶的大轟炸是以城市為攻擊對象，慘無人道的大規模無差別殺戮；殺人者與被殺者之間看不到對方的眼神，是自動的麻木不仁的攻擊；使轟炸機與炸彈在二十世紀成為來自空中的恐怖的新式武器。

    ——前田哲男《二戰時期的戰略大轟炸》

    2014年7月7日，“七七事變”77周年紀念日。潘洵和他的研究團隊向社會公布了首批2660名重慶大轟炸死難者名單。這是重慶大轟炸死難者確認名單首次公布，旋即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各大媒體爭相轉載，那段幾乎被湮滅的歷史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為什麼要從事尋找死難者名字這項工作？

    潘洵回憶起那次日本之行給自己的刺激：“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我應邀赴日考察。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來此參觀，祈禱和平。我注意到公園裏有一座馬鞍形的紀念碑，中央放着一口大石箱子，裏頭存放着所有原爆受害者的名字。箱子上刻着一句話：安息吧，過去的錯誤將不再重復。1952年建立這座紀念碑時的廣島市長曾説，這個錯誤是指日本軍國主義，希望後來人參觀紀念碑時祈願不再犯下這種罪行。這一幕令我非常震撼！當時我就在想，抗戰時期日本對重慶實施大轟炸，死難者數萬計，我們也應該把這些死難同胞的名字收集起來進行紀念，才能更好地銘記歷史。”

    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軍對重慶進行了持續時間長達6年零10個月的狂轟濫炸，日本出動飛機上萬架次，轟炸重慶200余次，直接傷亡32829人，災民人數172786人，財産損失約100億元法幣，間接傷亡者難以計數。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重慶大轟炸”慘劇。

    潘洵介紹，日軍對重慶的大轟炸，不分軍人平民、不分軍事民用設施，重慶的平民居住區、學校、醫院，包括英美法等國領事館都遭轟炸，鬧市為墟，傷亡山積。噩夢般的恐怖轟炸給民眾造成了極大的摧殘，其歷時之長、範圍之廣、所造成的災難之深重，在二戰期間和整個人類戰爭史上創下了新紀錄，開啟了世界戰爭史上持續無差別轟炸的惡劣先例。

    “無差別轟炸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企圖從精神上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説，抗戰時期重慶是中國的戰時首都，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統帥部所在地。中國以一弱國之力鉗制了日本侵略者一半以上的兵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如果重慶被打垮，中國的抗戰走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格局都將被改寫。重慶經受住了血與火的洗禮，重慶市民喊出了“愈炸愈強”的口號，挫敗了日本“摧毀中國抗戰意志，迅速結束中國事變”的狂妄企圖。

    在西方各國的二戰史研究中，對重慶大轟炸這段慘痛歷史要麼避而不談，要麼輕描淡寫。在戰後東京審判時，實際上奉行了“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則，因為美國在戰爭後期也對日本城市進行了轟炸，所以國際法庭沒有追究日本對盟軍各國的轟炸罪行。為此，日本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指出，“在無差別大量殺戮的歷史上，重慶轟炸是被丟失的鏈條上的一環。”日本因而一直沒有正視其在空中犯下的罪惡行徑。

    國內關於重慶大轟炸的學術研究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成果很多，但一直沒有專門對死難者名單進行收集整理研究。“目前我們確認的大轟炸遇難者為16376人，但要確認每個人的姓名難度很大。”潘洵説。

    “拿不出實實在在的受害者名單，沒有一個個受害者的個體資料，就難以形成具有強烈衝擊力的對日本侵略暴行的揭示。”這對重慶抗戰研究領軍人物周勇來講，一直是一塊“心病”。他介紹説，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對死難者名字的收集也是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迄今已經收錄了一萬多人的名單，為設立國家公祭日提供了有力的載體。在美國世貿中心9·11恐怖襲擊紀念館的花崗岩上鐫刻了2977名全部遇難者的名字，成為最好的紀念。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有一間名字廳，墻上刻着目前收集到的420多萬個二戰時期被屠殺的猶太死難者名字，極其震撼人心。“一個個死難者的名字所帶來的教育意義、警示效果，是其他研究成果難以替代的。”

    2007年，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及其遺留問題研究”立項為契機，重慶學界正式啟動了重慶大轟炸死難者名單調查收集工作。這項工作由周勇、潘洵主持，市檔案館研究館員唐潤明、市委黨史研究室徐光煦等專家參加，潘洵和他指導的學生團隊承擔了具體工作。50歲的潘洵從事抗戰史研究已有20多年，著述頗豐。“70多年了，我們不能把這個遺憾再延續下去。作為一名研究抗戰歷史的學者，作為一名中國人、重慶人，我覺得這是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是懷着對生命的敬畏來搜尋這些名字，以記錄背後的史實。”

    尋找

    源自對生命的敬畏

    五三與五四，寇機連日來。渝城遭慘炸，死者如山堆。中見一屍骸，一母與二孩。一兒橫腹下，一兒抱在懷。骨肉成焦炭，凝結難分開。嗚呼慈母心，萬古不能灰！

    ——郭沫若《慘目吟》

    八年來，我市抗戰研究專家們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中翻閱了數萬份歷史文獻資料，包括各類回憶錄日誌、當年的新聞報刊，走訪了大量的當事人。還分別前往日本、美國、英國、荷蘭和中國台灣等地的檔案館、圖書館，尋找線索，大海撈針般地打撈、尋覓一個個死難者的名字。

    2009年，我曾隨重慶抗戰大後方歷史資料尋訪團到台灣收集抗戰史料。在&&考察的幾天裏，潘洵等埋頭在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搜尋相關檔案，最後光是帶回來的相關書籍都是幾大箱。2014年6月，周勇去荷蘭，利用當地晝長夜短的特點，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在荷蘭國家檔案館、荷蘭外交部檔案館、荷蘭國家戰爭歷史文獻學會呆了6天，收集了大量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料。30年來執着於抗戰史研究的周勇感慨：“隨着時間的推移，倖存者和見證人的辭世將不可避免。因此，搶救文物資料，深化學術研究，清算日軍罪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時不我待。否則，造成的損失將難以彌補，我們也會遺恨終生。”

    死難者名單的收集看似簡單，尋找的過程卻很艱難、繁瑣。抗戰期間重慶市區人口從30多萬暴增至60多萬，時值戰亂，人員顛沛流離，沒有完整的人口登記資料。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死難者名錄也沒有進行過專門的整理收集，都散見於各類空襲損失統計、撫恤金髮放資料中。為保證名單的真實性，死難者不僅要有姓名，還要有遇難時間、地點、身份等，這都需要文獻檔案、證人證言的佐證。潘洵説，“這是歷史，必須確保真實。”

    在市檔案館，主編了《重慶大轟炸檔案文獻》一書的唐潤明，給我展示了一份《重慶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關於1939年5月4日日機轟炸所屬轄區人口傷亡調查表》檔案，表上密密麻麻列着數百名傷亡者名單，我注意到不少死難者姓名處僅用三角符號“△”替代。我數了數，表上列出的死難者共有158名，其中用三角符號替代姓名的就有88個。

    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轟炸，在重慶曆次大轟炸中傷亡最慘重，兩天傷亡六千多人，市區十余條街道被毀，大火燃燒三天三夜才熄滅。由於死難者太多，天氣炎熱，屍體必須盡快掩埋，傷亡人員中找到姓名的只有893人。無法核對姓名的，只得用三角符號代替。“這種三角符號在當時的文獻檔案中很常見。這些死難者的姓名也許再也無法確認了……”唐潤明黯然道。

    細細研讀這些死難者名單，我不時發現這樣一組一組的名字：陳大毛5歲，陳大女3歲，陳二女1歲。三人1941年6月死亡於忠縣。郭蔣氏，女，34歲，郭光富，男，3歲，郭光貴，男，1歲。住址都是米亭子26號，死亡時間為1941年6月5日。

    潘洵説，這表明是一家人同時死於轟炸中。從目前確認的名單中可以看出，這种家人同時遇難的情況有很多。

    遇難者名單中有不少“楊小妹”“小女”“幺娃”“王嫂”之類的名字。在很多大轟炸當事人的回憶中，對死去的親友往往説的是小名或者綽號，這給核實姓名也帶來了困難。潘洵解釋，確認此類名字的主要依據是檔案文獻，輔以報刊、地方志、回憶錄等，進行甄別、整理，防止漏記或者重復。凡在檔案中登記了的名單，無論是正名還是綽號，甚至小名（當時一些小孩剛剛出生，可能還沒有正式取名就在日軍的轟炸中遇難了），都一一列入，“盡量不放過一個死難者名字。”

    隨着一個個死難者名字的增加，歷史的真相在逐漸復原，被湮滅的記憶漸漸清晰起來，每一個靜靜地躺在紙上的名字背後都是一段血與淚的往事。

    悲慟

    歷史在逐漸復原

    魔火給我們播下了憤怒和復仇的種子，沒有看見人哭泣，只看見人咬牙切齒。一個親眼看著火燒自己底房子的父親，張大了血紅的眼睛囑咐他的孩子：“去教娘勿哭，哭沒有用，明天總有辦法！”

    ——《新華日報》

    “烈兒：此間日日警報，家中車輛破濫堆積，收入減低。余及汝母幼妹皆病，真難支持。茲與汝匯寄來第16699號參拾元郵兌票一張。務要節儉支用，切戒浮費。將來汝投身社會，自知衣食之難也。此諭。”

    這是潘洵所在的西南大學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檔案中收藏的一份家書，郵戳顯示，寄到位於重慶沙磁區的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時間是1940年5月30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但這封犢子情深的家書卻再也無人領取。寄信人——遠在四川資中的父親林仲歧還不知道，在社會教育係讀四年級的兒子林祖烈已經在前一天“5·29”大轟炸中遇難，年僅22歲。

    林祖烈死於代號為“101作戰”的大轟炸。經過1938年到1939年的轟炸，日本侵略軍見轟炸沒有起到威懾作用，從1940年起，日軍決定對重慶進行“疲勞轟炸”，開始了重慶大轟炸中最慘烈的時期。日軍投擲的98式炸彈，重達250公斤，爆炸時，約有一萬塊彈片呈15—25度扇面向四週迸發，可把45米內的人殺死，200米內的人殺傷。日軍的情報人員曾經這樣寫道：“陸上攻擊隊連日全力出動，集中攻擊重慶，此時偵察機拍攝的重慶面貌正逐漸發生變化，成為一片悲慘的廢墟。幾乎每天都有50噸至100噸的炸彈落到房屋密集地帶，整個街市已成為一片瓦礫和灰燼。”

    死難者名單中和林祖烈同時遇難的還有這些學生：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年級 狀態

    黎屬民 男 23歲 四川涪陵人 社會教育係二年級學生 死亡

    朱明芬 女 21歲 四川綦江人 社會教育係二年級學生 死亡

    羅竹修 女 21歲 四川高縣人 社會教育係二年級學生 死亡

    李恩榮 女 20歲 安徽蕪湖人 社會教育係二年級學生 死亡

    劉仲遠 男 24歲 湖南澧縣人 社會教育係三年級學生 死亡

    劉景福 男 29歲 四川達縣人 社會教育係四年級學生 死亡

    看著這一個個名字，仿佛看到他們洋溢着青春的笑臉，埋頭苦讀的身影，這些如花一樣綻放的生命就這樣被摧毀了。

    明年是西南大學建校110周年，潘洵有個願望：在校園裏設立四川省立教育學院“5·29”轟炸遇難師生紀念碑，讓現在的學子不忘那段歷史。

    在死難者名單中，還有一位讓潘洵久久不能釋懷，他對我説，你該去看看孫寒冰教授的墓。

    2015年12月7日，雖是大雪節氣，但重慶卻迎來了難得的陽光。穿過幾片菜地，在幾位路人的指引下，我來到位於北碚東陽鎮的孫寒冰墓地，高大的黃葛樹環繞四週，冬陽透過樹枝灑在墓碑上。70多年過去了，這裡依舊是樹木蔥鬱、江水靜流，仿佛在追憶着孫先生那短暫而又不平凡的37年生命歷程。

    孫寒冰是哈佛大學法學碩士，1937年他創辦了當時在知識分子中影響最大、銷路最廣的刊物《文摘》。抗戰爆發後，孫寒冰提出《文摘》的任務是“宣傳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孫寒冰在國外英文刊物《亞西亞月刊》上看到斯諾訪問延安所寫的《西行漫記》後，冒着風險作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決定翻譯刊登。1937年8月號的《文摘》刊登了名為《毛澤東自傳》的文章。當時國民黨政府封鎖紅軍的消息非常嚴密，因此文章刊出後立刻轟動全國，雜誌一再重印，向全國人民宣傳了中國共産黨和紅軍堅持抗戰的真實情況。

    抗戰爆發後，復旦大學遷校到北碚黃桷樹鎮，孫寒冰也毅然從香港趕赴重慶擔任教務長兼法學院院長。這裡地勢平坦，緊鄰嘉陵江，雖然是荒村茅舍，條件簡陋，但山清水秀，林蔥竹茂，為戰亂中一片難得的讀書凈土。

    1940年5月27日臨近中午，和煦的陽光灑滿復旦大學校區，孫寒冰正在與學生討論《文摘》的稿件，成群結隊的日機突然飛來，霎時爆炸聲震耳欲聾，硝煙瀰漫整個校園。一顆炸彈正中校舍，孫和6名師生不幸遇難。

    蔣碧微，著名畫家徐悲鴻的前妻，孫寒冰在復旦大學的同事，曾回憶當時的情景：“一時彈片橫飛、硝煙四起，教授學生死傷狼藉。孫寒冰先生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肢體破碎，血流如漿，慘狀真是怵目驚心！他死後，我常有一種幻覺，仿佛他驀然走進來喊我的樣子。”

    噩耗傳來，重慶各界悲憤不已。《新華日報》發文《悼念孫寒冰先生》，讚譽他為“文化界的戰士、青年的導師”。

    遇難者名單中還記錄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被稱為空軍“四大天王”之一的梁添成。

    出生於印尼萬隆的梁添成，在上海讀書期間目睹日軍侵略罪行，毅然棄學從軍，1935年考入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典禮上，他對千里迢迢從印尼趕來參加典禮儀式的母親及戰友立下誓言：“作戰中最少要打下一架敵機，即便我犧牲了，也沒有遺憾！”

    他先後參加了淞滬、武漢等地保衛戰，驍勇善戰，屢建奇功，和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琴共同被譽為空軍“四大天王”。

    1939年6月11日黃昏，27架敵機偷襲重慶。正在度蜜月的梁添成告別妻子，駕駛伊—15戰機升空與敵機激戰，一直追擊到涪陵上空，最終因戰機中彈墜毀，26歲的梁添成英勇殉國，實現了他的報國誓言。此役，中國空軍擊落敵機兩架，擊斃日本空軍大佐林村等16人。

    萬隆僑界為這位抗日英雄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稱讚他為“華僑之鷹”。已有3個月身孕的烈士遺孀夏伊喬為留下英雄的血脈，遠赴印尼生下女兒，取名梁國秀，以緬懷其夫，激勵後代。

    大轟炸遇難者中更多的是無辜的平民。

    梁平縣有個大坪寨，它孤峰突兀，聳立在龍溪河邊。寨子雄險奇絕、偏僻清幽、古樹參天，從河邊要登兩百多級&階，通過寨門才能入內，生活在寨內的百姓都認為這是安全之地。1939年3月29日，時序春回，陽光明媚。住在寨子內水洞門的李家正忙着迎接賓客，籌辦酒席，這天是李家兒子李繼榮娶媳婦的大喜日子。不料禍從天降，18架日機撲來輪番轟炸，婚禮現場血肉橫飛，親朋好友非死即傷，新郎新娘還未入洞房就被炸死。如今只有“李繼榮”這三個字孤零零地留在重慶大轟炸死難者名單上。

    尋找的過程中，伴隨着研究人員的不僅僅是打撈史料的困難，還得時時面對情感的衝擊，不啻是一種精神折磨。周勇説，每每看到那些冤魂亡靈的名字，每每探尋到一段令人震撼的史實，都禁不住潸然淚下，好多日子都不能恢復平靜。

    公布首批重慶大轟炸死難者名單以後，潘洵和他的團隊蒐集確認死難者名字的工作一直在繼續，一年多過去，名單上的死難者名字又增加了四百多個。“目前能找到的檔案資料基本都查閱過了，還有不少檔案資料散落在海外難以查找，隨着當事人的逐漸離去，蒐集工作肯定會更困難了，但我們不會放棄，會一個一個地去查找！”

    銘記

    告慰逝者警示後人

    實際上，重慶並沒有想象中那樣恐慌。從全體居民來説，民氣正一天天進步着。日機投下了好幾萬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彈和燃燒彈，但它不能毀滅這個城市的精神，那已經是很明白的事情了。

    ——埃德加·斯諾《為亞洲而戰》

    殘暴的轟炸沒有嚇倒重慶人民，反而激發出巨大的抗日熱情。“讓你龜兒子轟！讓你龜兒子炸！老子們有防空洞，不怕！讓你龜兒子轟！讓你龜兒子炸！老子們有廣大的農村，不怕！讓你龜兒子轟！讓你龜兒子炸！老子們總要大反攻，怕啥！”這首在當時十分流行的民謠便是最真實的寫照。

    《新華日報》代表重慶人民莊嚴宣告：“我們決不因重慶在火中的毀滅而悲觀，我們敢正告兇猛殘暴的敵寇，舊重慶的毀滅不是投降，這是準備在血和火的鍛煉中，哺育尊重的堅強的力量來答覆殘暴的死敵！”

    重慶，這座“東方堡壘”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94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專門致辭給重慶，“以&&吾人對貴市勇毅的男女老幼人民之讚頌，遠在世界人士了解空襲恐怖之前，貴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轟炸之下，堅毅鎮定，屹立不撓。此種光榮之態度，足證堅強擁護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絕非暴力主義所能損害於毫末。”

    “重慶人民在反轟炸中發揚了不屈不撓、忠貞為國、慷慨捐輸、毀家紆難的精神，生動闡釋了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偉大真理。這是重慶人民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值得我們珍惜和弘揚。這也是我們今天堅持不懈地探尋歷史真相，尋找遇難者名單的意義所在。”周勇回憶起三年前，在美國華盛頓納粹屠殺猶太人紀念館參觀時，看到一整面墻都是靜靜燃燒的蠟燭，不時有參觀者前來點上一支蠟燭寄託哀思。一炷永不熄滅的火焰下，存放着來自納粹大屠殺集中營，二戰士兵墓地的泥土。他深切地感受到“這是世界進步力量對法西斯罪行徹底清算的明證。只有徹底清算，才有永久和平。”

    從1998年開始，重慶將每年的6月5日設立為“重慶大轟炸紀念日”。每到這個日子，山城上空都會鳴響防空警報，時而凌厲時而悲愴的警報聲在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段悲慘的歷史，不要忘記那些逝去的生命。

    潘洵目前正着手建立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數據庫，計劃建一個網站，將重慶大轟炸的相關研究成果、史料以及收集到的遇害同胞名單向世人展示。他也向有關部門提交了建議書，希望建立“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紀念園”。潘洵介紹，為反省戰爭帶給人類的災難，聯合國專門在世界文化遺産中設立了“警示性文化遺産”項目，目前世界上有三處警示性文化遺産，即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日本廣島和平公園、美國珍珠港。我國也逐步建立了一些警示性遺址，例如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但遺憾的是，重慶大轟炸遺址遺跡保護中還沒有一處上規模、有世界影響的紀念設施。潘洵設想的“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紀念園”內設有日軍轟炸罪證陳列館、遇難同胞紀念碑、墓園、紀念廣場、詩文碑林、反轟炸系列雕塑等等。如果建成，“這將是一處具有世界水準的警示性世界文化遺産，國家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潘洵等撰寫的《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究》專著也將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收集大轟炸死難者名錄的工作會堅持下去。一個個生命的記憶通過我們忠實地記錄，才能匯聚成一個民族的記憶、國家的記憶。研究越深入，我越感覺到需要讓更多人知道歷史真相。咀嚼苦難，不是為了激發仇恨，而是讓悲劇不再重演。唯有還歷史真實，才能告慰逝者，警示後人。”

    畢竟，這些事情發生過，還可能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