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４月１９日電（國際觀察）允許希特勒自傳進教材 安倍膽大妄為

　　新華社記者劉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１８日就日本政府近日聲稱二戰時期德國納粹頭目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可用于教材一事表示，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是引發二戰的禍根，必須得到徹底清算和根除。他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和汲取歷史教訓，以正確歷史觀教育年青一代。

　　國際社會對希特勒這一臭名昭著的納粹頭目早有公論，《我的奮鬥》在世界多國也長期遭到禁止。對于這本其他國家政府避之唯恐不及的書，以安倍晉三為首的日本政府卻敢于宣稱將其引入教材，其用意何在？

　　掩護《教育敕語》，強行突破

　　日本政府的上述言論出現在１４日內閣通過的一份回應在野黨提問的答辯書中。問答雖是關于《我的奮鬥》，但核心問題卻是被視為日本戰前軍國主義教育重要支柱的《教育敕語》內容能否被引入教材。

　　在６日向國會提交的質問書中，提問者民進黨議員宮崎岳志明確寫入了提問的背景：政府在此前有關《教育敕語》的一份答辯書中稱，政府認為，“在學校，將關于教育的敕語作為我國教育的唯一根本，這樣的指導行為並不恰當，但以不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將關于教育的敕語用作教材不必被否定”。宮崎説，他的問題正是據此提出。

　　從這一點來看，宮崎提問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拿《我的奮鬥》與《教育敕語》作比較。同樣在戰後被扔進了歷史垃圾堆，如果《教育敕語》可用于教材，那麼從邏輯上説《我的奮鬥》就也能用于教材；但如果日本政府敢于聲稱《我的奮鬥》可用于教材，那麼就可能遭到國際輿論的廣泛聲討。

　　對于在野黨的上述考慮，安倍政府心知肚明。不過，由于之前已宣稱《教育敕語》可用于教材，況且這也是安倍及其背後的保守勢力所力推的，安倍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改口。因此，面對在野黨設下的這樣一個“陷阱”，安倍政府也只能硬著頭皮強行突破，稱《我的奮鬥》也可用于教材，以與對《教育敕語》的立場保持一致。這充分表明安倍政權依然頑固堅持錯誤的歷史觀。

　　壓制國內輿論，有恃無恐

　　公然宣稱可將《我的奮鬥》引入教材，對安倍政府來説本應具有極大風險，然而安倍此次卻敢于以強行突破的形式應對在野黨設下的“陷阱”。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基于安倍對自己掌控政權能力的自信。

　　安倍政府對國內輿論的控制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安倍不僅將右翼人物安插進媒體領導層，還利用各種機會對左翼媒體和進步媒體人士進行打壓。安倍政府強行通過的《特定秘密保護法》規定，政府可自主將相關資訊定為“特定秘密”，泄密將遭重罰，這使得媒體只能按政府的口徑進行報道。嚴格的輿論控制使日本國內右翼思潮大行其道。

　　日本政界也呈現安倍一家獨大的局面。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前身為民主黨）２０１２年下臺後一蹶不振，最近還出現“退黨潮”，面臨重大危機。其他在野黨更是弱小，完全無法挑戰自民黨的執政地位。而安倍在自民黨內部也沒有有力競爭者。

　　今年２月以來，安倍遭遇森友學園“地價門”風波。但這場“安倍第二次上臺以來最大的執政危機”在喧囂過後很快恢復平靜，安倍地位依然穩固。

　　對國內輿論和政界的牢固掌控，使安倍面對《我的奮鬥》這種敏感問題時也有了強硬回應的“底氣”。事實上，對于此次事件，在中國外交部發聲前，日本僅有時事社一家媒體簡短報道了答辯書的內容，其他媒體則是“集體噤聲”。

　　進行模糊處理，留有後手

　　由于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納粹思想極為警惕，為應對可能出現的批評，安倍政府在答辯書的措辭上也進行了模糊處理。

　　宮崎岳志在質問書中問道，關于《我的奮鬥》，“除了以批判的觀點和作為歷史事實進行介紹以外，摘錄其中一部分作為道德和國語教材使用是否不被否定”。從時事社披露的答辯書內容來看，安倍政府對此沒有給予正面回答，只是稱，引用該書內容要“遵從教育基本法等（法律法規）的宗旨”，必須是“有益和恰當的”。這與要求引用《教育敕語》時“不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表述如出一轍。

　　然而，這種模糊表態其實是安倍政府留的後手，因為到底是否遵從相關法律的判斷權最終還是在日本政府手中，例如日本的教科書都要經過文部科學省的審定。對于遭到國際社會普遍唾棄的《我的奮鬥》，安倍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或許會適當從緊，但對于其力推的《教育敕語》，可以預見，只要輿論環境尚可，安倍政府便會大開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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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志強 劉笑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