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稱，日本最大廣告公司一實習生因受不了長時間加班而自殺，這起事件觸痛公眾。專家認為，日本法律和社會均需改變。

　　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17日報道，在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電通被曝要求其員工進行摧殘身心的過度加班後，日本政府希望老板們命令過度工作、睡眠不足的雇員在每個月最後一個周五的下午3點下班回家。

　　該想法的支援者（包括強大的商業遊説團體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Keidanren））認為，工人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打個盹恢復體力、或享受更多的休閒活動，推動經濟加快走出通縮。

　　很多勞工專家稱，事情可能遠沒那麼簡單。

　　在日本，與家人共用天倫之樂的“優質時間”一直是以分鐘來計算的。但在“安倍經濟學”經濟復興計劃進入第5年之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安倍任期內，過勞死引發的訴訟數量上升至創紀錄高點，同時很多人認為勞動法律改革早就應該出臺。

　　正如歷屆日本領導人所發現的那樣，安倍正在發現，改革日本加班文化的任何嘗試都會受挫。多年來，人們對加班的態度不斷改變：從戰後國家重建、發展到上世紀80年代渴望主導地位、進而演變為過去20年通縮時期“不惜代價保住我的工作”的工作狂心態。始終不變的是令人疲憊不堪的過度工作。

　　“工作實踐中存在一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不僅是在電通，其他公司也有，”為高橋茉莉的家人提供法律諮詢的川人博表示。高橋曾是電通的實習生，她的自殺喚醒了日本公眾，使他們對過度工作的故事不再像以往那樣無動于衷。

　　東京早稻田大學勞動法教授石田真補充稱，日本加班的真實程度“無法估計，但無疑非常非常嚴重”。

　　去年底，當高橋的父母公開了當地勞動標準局作出的關于她死于過勞死的結論後，這一事件由此曝光。過勞死是法律承認的“過度工作致死”綜合症，根據官方數據，日本每年至少有200人死于過勞死，而勞工組織認為未報告的實際數字高得多。

　　媒體報道了高橋發給母親的已刪除的短信內容，當時她正掙扎于撐過每周只睡10個小時的日子。這些報道格外沉重地觸痛了日本的公眾情緒。

　　隨著無所不在的技術設備模糊了“工作時間”的定義，超負荷工作已成為一個全球問題。

　　然而，日本的工作文化浸淫著“疲憊比卓越更有美德”的觀念——這種立場剛好符合企業利益。過勞死並不新鮮。幾十年前，日本就首次承認了這個詞，過勞死引發的索賠案件逐年增加，2015年達到創紀錄的1456起。日本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時間累計超過2000個小時，是全世界過度工作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厚生勞動省最近一份報告發現，2015年日本人的睡眠時間比壓力極大的上世紀80年代還要少。日本企業轉向聘用更多兼職員工的長期趨勢，加大了全職員工的工作負荷。

　　甚至職場語言也很説明問題：每當有一名員工下班時（無論有多晚），他或她都會向繼續加班的同事道歉（“我先告辭了”。留下的人適時地感謝離開者“你辛苦了”。

　　目前日本正在進行多種改革嘗試。有一項現行政策會點名和批評那些強迫員工每月加班超過100個小時的公司。這一門檻將被降至80個小時。未達標的公司老板將不得不向厚生勞動省作出解釋。

　　但除非日本企業改變工作文化，否則“超值星期五”活動可能被證明是徒勞的宣傳努力。

　　早稻田大學的石田教授稱，員工們日趨把兩大方面的問題放在一起看待，一是過勞死現象和過高的加班期望，二是公司管理層和工會在其他方面未能推動積極的社會變革的失敗。

　　慶應義塾大學勞動法教授樋口美雄警告稱，過勞死問題“需要日本社會同時作出巨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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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鐘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