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園藝工人在杭州市濱江區江南大道街頭維護G20主題花壇。新華社記者 尹棟遜攝

　　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進入最後幾天倒計時。全世界的目光不僅被中國提出的“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以及通過創新驅動發展和結構性改革的“中國方案”所吸引，更觀察到，作為世界經濟治理重要平臺的二十國集團，也正頗為“急切”地期待可以借由此次峰會迎來組織自身的有力轉型，並在全球治理上發揮更大的能動作用。

　　“二十國集團峰會將有助于制定新的世界經濟轉型規則。”俄羅斯衛星網援引俄羅斯學者的觀點稱，此次杭州峰會的主題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國際社會需要新的全球經濟調節的規則和機構。也有專家指出，中國杭州峰會標誌著G20轉型的完成，亦將成為G20發展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分水嶺”。

　　苦尋出路

　　全球經濟大環境的低迷已經持續了不短的時間。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治理和各國內部治理的雙重危機導致世界范圍內全球化“退潮”，不少發達國家重新築起了“以鄰為壑”的高墻。

　　“國際金融危機已過去8年，世界經濟仍然沒有強勁的復蘇，陷入了低投資、低增長、低消費的不良迴圈，大家對未來比較悲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裏亞日前表示。

　　數據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經多次調低全球經濟增速預期，對2016及2017年的全球增長率，2016年1月時的預期分別為3.4%及3.7%，到7月份則分別降為3.1%和3.4%。此外，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6.7%。

　　“8年過去了，在‘後金融海嘯時代’，盡管發達國家一再採取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但全球經濟仍一直陷于長期停滯。”臺灣《經濟日報》刊文指出，美元霸權主導下的全球金融秩序不但經常失衡，而且美國QE正是全球經濟持續加速惡化的主要源頭。

　　該文章分析，整個國際社會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權力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作為超級強權的美國，歷經兩次反恐戰爭及金融海嘯之後元氣大傷，難以再“號令天下”；第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主導全球事務的七國集團（G7），因成員國力減弱而愈發力不從心；第三，一些發展中大國，尤其是中國異軍突起，綜合國力急速壯大。

　　《華盛頓郵報》網站則刊文稱，世界銀行已經制定了2030年消除極端貧困——每日生活費低于1.90美元——的目標。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警告説，正在發生的朝向孤立主義和遠離貿易的轉變可能會危及這一目標。

　　因而，“近幾年加強全球治理的要求不是憑空而來的。”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近日刊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副主席凱末爾·德爾維什的文章指出，當下我們面對的重大挑戰本質上是全球性的。鑒于這些挑戰的規模，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進行國際合作和加強全球和地區機構和框架，比如二十國集團（G20）。我們還必須承認，從另一個角度提振全球治理信心的緊迫性。在美國、亞洲、歐洲和中東各處，身份政治和民族主義的復蘇有可能讓20世紀的大悲劇重演。在這個背景下，強調地球村的存在和需求不僅是出于經濟原因，而且對幫助確保世界和平也是必要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舉辦G20峰會就蘊含了太多的期待。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阿蘭·惠特利表示，當前經濟全球化面臨著以英國脫歐為代表的一係列衝擊，這將對全球貨物、資本和人員流動帶來負面影響。在輪值主席國中國的議程設置下，G20杭州峰會將進一步推動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將承諾和推動各個國家更為均衡地分享全球化經濟收益。

　　重覓共識

　　顯然，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趨勢，這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一切的治理方案要想成功便不能背道而馳。

　　“如果全球經濟群龍無首，反全球化的運動將增加，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 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稿稱，如今明顯的全球問題（低增長、貿易保護主義、金融不穩定和嚴重不平等以及大規模移民）亟須相互協調的全球解決方案，因此，9月的G20峰會應顯示出全球合作能夠發揮作用。該文章指出，“要重振貿易並刺激仍顯乏力的全球經濟，G20應達成一項基于協調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的全球增長協議。”

　　“我們正處在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復蘇的關鍵時刻，對已有全球治理體係和思想的局部緩慢調整不足以應對係統性挑戰的規模及強度，全球治理思想、策略、體係的變革至關重要。G20作為全球治理框架中一個新興、有創新力的重要平臺，有可能提供建設性的意見與指導，為世界發展規劃出新的道路。”羅馬俱樂部前秘書長馬丁·李斯表示。

　　該學者進一步指出，如果要擴大G20的作用並使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能力，就需要將全球治理政策所涉及的關鍵方面，如資源、氣候環境、經濟增長、就業等，置于一個全面的政策框架中予以綜合考量，並促成有力的國際協同行動，避免僅注重危機管理而忽略根本性問題的解決。同時，G20也需要對更廣泛的利益群體負責，吸收更多團體和專家參與，特別是充分考慮數以億計的窮人和容易被排除在國際決策之外的人群的利益。如此，或才能重新煥發全球化的活力。

　　《金融時報》刊登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的文章稱，新的全球化或許可以成為一個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計劃，重點應由促進全球化轉向對其後果的管理上。這意味著重點將從國際貿易協議轉向國際協調協議，勞工權益以及環境保護等問題也將受到更有限的考慮，同時它還意味著要投入與我們目前投入貿易協議一樣多的政治資本，應對大量通過跨界資本流動來避稅或逃避監管的行為。

　　“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需要觀大勢、聚眾智，並明確世界經濟未來的前進方向。”德國發展研究院院長迪爾克·梅斯納建議，為了在日益緊密聯動的世界推進全球治理，經濟規模佔全球總量約85%的二十國集團可以從這幾個方面進行長效機制的努力，一是制定並落實有關可持續基礎設施投資的倡議；二是維護公平的國際貿易，通過編織更多新的雙邊和多邊貿易安排來遏制貿易政策的碎片化；三是推進國際金融體係改革，防止危機重演。

　　“實際上，每屆G20峰會都應致力于讓全球金融係統發展得更具靈活性、包容性、開放性。此次杭州峰會本身就帶著助力經濟增長的議程，推動開放、相容的貿易活動，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南非標準銀行經濟學家倪傑瑞（Jeremy Stevens）進一步指出，G20應把焦點放在全球金融體係上，並對新興市場所面臨的難題給予更多關注。“全球貿易及投資的路線正在被持續調整。從國家層面來説，當前每個單位的GDP比以往承載著更多的國際意義。”

　　這無疑需要G20推動實現大刀闊斧的改革與轉型。

　　對症下藥

　　這份轉型和改革的期待落在了中國承擔的主角作用上。事實上，中國的議程設置之所以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讚賞，正是因為“中國方案”本身符合了G20組織轉型的內在要求。

　　德國全球新聞網25日評論説，這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首次舉辦G20峰會，這份名單囊括了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國家領導人。這屆峰會有望成為迄今為止最受關注的G20峰會之一，這很好地説明瞭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韓國日報》則説，在討論如何促進世界經濟復蘇上，中國充滿自信。因為作為經濟增長潛力巨大的國家，中國已經並將繼續為此貢獻力量。

　　“此次峰會也將成為促進全球化進一步前行的重要契機。”惠特利表示，受此前金融危機後續風險影響，發達國家內部出現了一係列反全球化浪潮。因此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再次發生對于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至關重要。中國作為G20輪值主席國，在多次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上，從控制總體債務水準、銀行資本充足率、應對影子銀行等領域，採取了一係列舉措提升全球金融安全機制韌性。未來G20峰會應該會進一步強化國別金融風險控制，通過各國央行之間的貨幣互換合作、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提升全球金融安全網絡的韌性和能力。

　　“在大多數G20成員內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基本已經用盡，進一步實施刺激政策的空間非常有限，且風險更高。受發達經濟體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影響，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很不協調，增加了發展中經濟體的風險和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在這種背景下，G20的議題從短期問題向深層次和長期性問題延伸，不僅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組合等短期問題、全球合作問題，還包括結構性改革等長期問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研究部主任寶拉·蘇帕奇指出，這些問題與中國經濟轉型與深化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國也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化解過剩産能、進一步提高金融體係穩定性等方面進行著努力，並為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范本。中國對于推動主要經濟體在結構性改革問題上形成新的共識、合力把世界經濟拉上強勁復蘇模式具有重要意義。

　　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G20陷入議而不決的無效境地。

　　目前是全球經濟治理關鍵時刻，因此杭州峰會受到期待也就不難理解。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日前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指出的，G20成員代表著世界上規模最大、資源最豐富的經濟體，也代表著解決世界金融和經濟方面問題的最大決心。“希望G20成員領導人認真討論解決全球經濟難題等全球治理問題，也希望中國在杭州峰會上再次展現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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