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強：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持續增多增大
新華網新加坡6月30日電（記者馬玉潔）不經意的轉眼間，2016年已經過半。這期間，世界經濟繼續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從最近舉世矚目的英國“脫歐”公投，到依然跳水的油價和變動無常的匯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持續增多增大。近日，記者採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戰略政策係副教授傅強，對上半年全球經濟進行了回顧，並對世界有關國家下半年經濟走勢進行了展望。
傅強 資料圖
新華網：2016年已經過去了一半，您認為與年初時的預期相比，全球經濟的走勢是更好還是更差？您對目前各國的經濟形勢如何評價？
傅強：半年來，我認為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變得越來越大了，幾大全球經濟體的走勢都並不樂觀。首先，美國經濟復蘇的走勢可能是被高估的。從最近幾個月美國的就業數據來看，美國的經濟情況遠在預期之下。事實上，在過去我們看見美國就業形勢的好轉只是一個量的進步，而不是一個質的提升。這裏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從2007年到現在， 美國制造業的崗位減少了140萬，而它的酒店和餐館的服務生則增加了140萬，也就是説，美國的就業品質實際在下降，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但企業的盈利一直在下降。可以説，如果沒有量化寬鬆，美國經濟可能會是另一個局面，這也是美聯儲在加息方面非常謹慎的最直接原因。但美國經濟就像是一個身體很健康的老人，它的活力較差，但並沒有什麼結構性問題，因此也並不必過多的擔心。
相對來説，日本和英國的問題或許更嚴重些。日本的安倍經濟學無論從財政方面還是貨幣方面，未來的擴展空間都非常小。從財政上，日本基本是一個財政破産的國家，它的公債負擔可能是世界上最重的，比希臘、意大利都高。而在貨幣政策上，日本已經走上負利率，我們獲知的一個共識就是負利率可能會對金融界産生更大的係統性風險，但對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質作用並不大。歐洲也是同樣的問題，歐洲各國都有很大的公債負擔，但又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去應對突發性事件，因此在貨幣政策拓展上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基本上，歐洲和日本已是彈盡糧絕的狀態，而在結構性改革方面，這兩大經濟體都沒有很好的辦法。而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説，如果各個國家都是低速增長的環境，新興市場的增速也是不容樂觀的。
新華網：您認為全球這種經濟態勢對新加坡將産生怎樣的影響？
傅強：新加坡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與全世界所有主要經濟體的關聯度都很高。因此，無論是美聯儲加息的風險，還是英國“脫歐”的後續影響，這些全球的不確定性對新加坡的影響都是不言而喻的。新加坡近幾年的經濟增長趨緩，無一不是全球經濟形勢的直接反映。我認為接下來的路也會越來越難。
新華網：對于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您認為是否足以應對當下經濟發展困局？
傅強：從宏觀層面，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央行，幾乎已經把能打的彈藥都打了，我認為現在手上牌最多的還是中國和美國。首先，這兩大經濟體與歐洲和日本不同。歐洲和日本像是癌症病人，美國像是一個健康的老人，沒有結構性問題，且仍有進一步寬鬆的自由度；中國寬鬆的余地也很大，在財政方面，政府還有足夠的“彈藥”，債務也仍在一個較為健康的比率上。所以，從宏觀角度來講，中國和美國的牌是最好打的。其中，中國可能比美國要更好，因為中國政府的決策能力和實施力度可能要更優于美國。
新華網：您認為下半年全球經濟將面臨何種風險？中國經濟在未來走勢如何？
傅強： 我認為風險來自很多方面。比如印度，市場對這個國家有相當的樂觀情緒，外界對它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但實際上我認為它的改革阻力非常大，落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印度這個市場是需要受到檢驗的。中國去産能、去庫存的措施，包括經濟轉型的落實過程，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對于大宗商品，尤其是礦産資源的輸出國，比如巴西、澳大利亞、南非，對它們而言，真正的考驗還沒有來到。日本此前的“嬰兒潮一代”將在2016年迎來退休高峰期，但日本的社保基金在現在的負利率之下，虧損是非常嚴重的。未來日本應如何應對問題和挑戰，這些在教科書上都沒有答案。從全球過去兩年來看，每個經濟體都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各自的經濟增長都遇到很大挑戰。首當其衝的就是貿易。因此，像韓國、德國這樣依賴出口的經濟體，風險還仍舊存在。此外，新興市場此前涌入了大量的廉價資金，在出口市場萎縮之後，如何無痛去杠桿也是各國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中國經濟在目前狀態之下，關鍵看政策如何應對。目前，全球貿易壁壘和爭端不斷發酵，各國都受到一定的影響。我認為，中國的狀態可能是最好的，因為中國國內擁有最大的市場，這是需求端最大的提供方。中國的問題在于如何去調整：中國面對市場化改革，但改革在短期內一定會對經濟産生相應的影響，比如清停僵屍企業，下崗工人如何安置、整體的收入配置如何改進、如何讓改革的陣痛只是陣痛而不會成為傷疤、如何讓經濟的刺激政策對實體經濟起到支援作用，同時不産生更長遠的資源錯配，這些都是非常復雜的棘手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