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格蘭瑟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氣候變化與政策中心最近對各國2015年12月參加巴黎氣候峰會前提出的減排目標進行分析後發現，到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仍然要達到570億噸，這與升溫控制在2℃相應的控制排放量之間尚存至少130億噸的差距。對于人類來説，危險正在增加，而能夠遏制危險的機會正在變小。為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迄今已經召開了20次。但是，對後“京都議定書”時期，各方仍然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實質性的減排方案，這當然需要博弈。

　　合作共贏地應對氣候變化，不僅可以為打破氣候談判僵局、促進全球氣候治理機制改革、提高治理效率、加快向綠色低碳經濟轉型提供方向和指導，同時也可以成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突破口，為推進其他領域的合作共贏，積累經驗和探索道路。

　　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它使國際社會聯結成最廣泛的命運共同體。氣候變化事關各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不容小覷。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等國際公約和國際機構的影響下，氣候變化問題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多邊關係。世界各國在氣候變化的雙邊關係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內行動等方面，都需要以坦誠的態度進行合作。雙邊對話和政策協調，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國際氣候治理方案、政治架構，體制和機制固然重要，在缺乏相應規范的領域探尋新的、為世界各國都能接受的方案更是迫在眉睫。

　　A、生態挑戰與中美困境

　　由于幅員遼闊、海岸線漫長，中美兩國都極易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中國《氣候變化國家報告》提出，在年平均氣溫上升的幅度、海平面上升的水準等方面，中國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遠高于世界平均水準。與此相類似的是，美國也受到氣候變暖的嚴重影響。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NASA）2013年發布的報告稱，2003年至2013年是美國有氣象記錄以來平均溫度最高的10年。自1880年以來，美國10個最暖的年份中，有9個就發生在這10年之中。2012年，美國東部遭遇了強烈的風暴——桑迪颶風，影響了1600平方公里的廣闊地帶。颶風給當地帶來了強降雨甚至降雪，導致停電以及125人死亡。

　　在全球氣候治理格局中，中美處于大國地位。同時，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兩國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溫室氣體分別佔全球同期的40%以上。中美兩國能源結構都是以煤炭為主。2013年中國煤炭消費總量36.5億噸，佔本國一次性能源消費結構的67%。煤炭雖然是污染最重的能源之一，但在美國卻是最重要行業之一。美國的煤炭發電仍要佔到一次性能源消費的37%，排在天然氣和核能之前。

　　中美兩國的經濟、能耗和排放的大體量決定了中美氣候治理戰略的選擇。對于遏制氣候變化，到底是做出榜樣，還是加深危機，中美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世界應對氣候變化的格局和進程。國際能源署報告稱，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中，全球二氧化碳年均以2.4%速度增長。但到2014年，在全球經濟增長3%的情況下，當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卻保持在2013年的323億噸的水準，這是40年來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世界能源署把這一變化歸結為兩大原因：一是中國減少煤炭的使用，並增加水電、風能、太陽能的發電裝機容量；二是美國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已經開始將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增加脫鉤。

　　可以佐證以上判斷的情況是：2010年全球水電發電量增長了5.3%，其中60%來自中國；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燃料增加了13.8%，主要來自美國（17%）；全球用于發電的可再生能源增長了15.5%，其中風能發電量增長了22.7%，而風能發電的增長又主要來自中國和美國，佔全球增量的70%。美國2012年新增電力的43%就來自風電。2007年，美國煤電佔電子供應的50%，至2012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37%。中國“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産總值的能耗下降了19.1%，減少了將近1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約相當于全球2012年排放溫室氣體的百分之五。

　　中美都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最早的締約國，也都是氣候談判重要參與方。著名的瑞典氣候經濟學家克裏斯蒂安教授認為：“美國一旦最終決定削減排放，全球解決氣候問題的機會就會與現在截然不同”。如果美國實現減排，將會更加督促其他國家減少排放；相反如果美國還未做出真正的承諾，很難期待其他國家開始減排行動。2014年中美兩國元首共同發表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就為推動全球氣候變化多邊進程，尤其為2015年即將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貢獻了巨大的正能量。

　　　B、減排壓力與動力的博弈

　　中美都承受著減排的巨大壓力。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合作委員會（IPCC）《2013年度氣候變化：自然科學基礎》報告稱，要避免升溫比19世紀80年代末超過2℃的目標，全世界只能再排放3000億噸二氧化碳。為此，大氣溫室氣體排放的容量會成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這意味著包括中美在內各國爭奪溫室氣體排放權利的談判和博弈會更加激烈。另一方面，為了控制升溫在2℃之內，全球需要減少3/4的化石燃料。一旦減排成為各國政府決定，國內包括煤炭、排放二氧化碳的工廠和設備都將面臨大幅貶值，出現大量的所謂“擱淺資産”等為代表的經濟紊亂，也將會對包括中美兩國的能源和經濟結構升級、發展方式轉變形成巨大壓力。另外，美國等發達國家溫室氣體的歷史排放量佔全球同期總排放的70%，而發展中國家歷史排放量還不到30%。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京都議定書”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應該向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前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支援，這也將對美國形成壓力。

【糾錯】

責任編輯： 鐘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