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將成為能夠體現“親誠惠容”理念的一種新型區域合作機制。為構建“一帶一路”，作為倡導者，中國需要處理好一係列全新的問題
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核心的“一帶一路”已經從理念進入到實施階段。它既涉及到中國與沿途國家、周邊國家的全方位合作，也涉及中國自身的對外開放格局、經濟外交理念，甚至和平發展的進程等，因而如何把理念轉化為實施方案，會面臨一係列復雜的問題。這其中，從“一帶一路”的基本定位和發展方向出發，實施過程中需要注意避免政策引導方面的一些誤區。
政府與企業：絕非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作為“一帶一路”的倡導者，中國首先面臨著如何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或者説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毫無疑問，沒有政府的支援，“一帶一路”無從談起。反過來，沒有企業跟進，“一帶一路”則會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演變為一種對外援助項目。在未來的“一帶一路”建設中，政府需要創造條件引導（國內外）企業跟進，同時還需要引導企業落實“親誠惠容”理念，服務于經濟外交目標。
具體地説，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政府的主要任務應集中于下述領域：
其一，外交先行。“一帶一路”首先是國家層面的合作。要獲得沿途國家的認可，既要克服來自這些國家的某些誤解或猜疑（包括領土與領海爭端），還要應對來自區域外大國的阻撓或反對。因而，獲得相關國家對“一帶一路”理念的認可需要外交宣傳先行。
其二，構建合作機制。未來的“一帶一路”將會包含多種形式的合作機制。在沿途不同地區構建什麼樣的合作機制需要政府在國家層面進行規劃。
其三，構建政府間融資機構。目前，中國所倡導構建的亞投行與絲路基金已經進入實質性階段，如何兼顧參與國的利益訴求、滿足國際金融機構的標準都是政府面臨的新問題。
在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中，當前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有些人把“一帶一路”解讀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其核心內容是國家承擔貸款風險、企業輸出過剩産能與人民幣國際化的三位一體。這是對“一帶一路”的誤讀。眾所周知，二戰後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實際上是在一定時期內（1947～1951年）對其西歐盟國進行的一場經濟恢復援助。相比之下，“一帶一路”並不是對外援助，而是一個新型的區域合作機制。同時，“一帶一路”是中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新舉措。最後，“一帶一路”絕不是一個短期的合作項目，而是要打造成一個經濟外交的新平臺。
在所謂“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誤讀中，通過國家承擔貸款風險，實現企業輸出過剩産能與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也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論國有商業銀行的約束與激勵機制是否健全，國家承擔貸款風險本身就有可能演變為一場“國際撒錢”運動。至于企業輸出過剩産能與人民幣國際化，盡管二者都是一定時期內的中國經濟發展目標，但這是“一帶一路”順利實施的派生結果，而不應成為“一帶一路”的長期目標。
中央與地方：防止國家利益“地方化”
建設“一帶一路”必須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方面的積極性。從目前來看，各地方政府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積極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由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所追求的目標存在差異，在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上要注意下述可能的偏差與風險。
一者，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外交決策權上的博弈。
既要發揮中央與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也要謹防國家利益“地方化”。與以往的對外開放所不同的是，通過建設“一帶一路”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開放合作，而且要涉及到非經濟領域的合作，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還涉及與多個國家之間的領土與領海爭端。
如果説改革開放前三十余年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政策博弈的重點是在財稅領域的話，那麼未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政策博弈會拓展到外交領域，地方政府爭奪外交決策權的動力會加大。
一方面要發揮地方政府在建設“一帶一路”中的積極性，尤其是促進沿邊省份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賦予地方政府某些外交自主權無疑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必須要認識到，任何國家的外交決策權都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如何保持沿海沿邊省份與內陸省份的政策公平待遇就顯得至關重要。
前一個時期，各地紛紛爭取自由貿易區的行為就是證明。現實中，某些地方政府可能會從本地區的利益出發更多地考慮經濟目標，忽視非經濟領域的國家目標，甚至為了本地區的經濟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
二者，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推動“一帶一路”導向的誤解。
一些地方政府把它理解成政策優惠與稅收優惠的新措施、上投資項目的新機會，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對外開放，進而是促改革的新機遇。為此，一方面要在國內落實“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導向，避免不同地區受地理因素影響而受到差別待遇；另一方面，要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與國家投資項目脫鉤。
三者，各地不考慮自身的比較優勢，打著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旗號規劃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項目。
這樣做有可能在沿途省份和地區形成新一輪産業雷同、基礎設施缺乏互補性的投資熱潮。如何引導不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構建與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需要在中央政府層面加以規劃。如果在國內不同地區都無法形成優勢互補的格局，那麼以開放促改革的目標就會落空，更談不上參與國際經濟競爭。
歷史與現實：並非古絲路的翻版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古絲綢之路形成了不同的路徑和起點（終點）。也正是古絲綢之路的文化遺産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沿途國家對當今絲綢之路理念的認同。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決不是古絲綢之路的翻版。
在這方面，最有爭議的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目前，從黃海之濱的連雲港，到中部的洛陽、西安，西部的烏魯木齊都宣稱自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至于海上絲綢之路，沿海地區自山東以南的所有省份都在爭當起點，甚至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間也在激烈爭奪。而上所述地方政府爭奪起點城市很多情況下是為了獲得更優惠的政策、更多的投資項目。
“一帶一路”的起點選擇需要考慮古絲綢之路的傳承性，更需要考慮“一帶一路”的基本定位和發展方向。
首先，作為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起點的選擇（進而也決定了“一帶一路”在國內的路線）要能夠涵蓋更多的地區，特別是在以往的開放過程中被忽略的中西部內陸地區、東北地區。
其次，作為經濟外交的新平臺，起點的選擇要能夠兼顧到所有的周邊鄰國。以“親誠惠容”為理念的經濟外交優先惠及的地區應該是周邊國家，不能因起點城市的選擇而把某些有能力、有意願參與“一帶一路”的周邊國家排除在外。
最後，作為一個開放的、多元的新型區域合作機制，“一帶一路”在國內的起點城市應該只具有象徵意義。換言之，通過淡化“一帶一路”起點城市的實際意義把國內更多的地區、國際上更多的國家納入進來。
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例，東南沿海許多城市都曾經充當過歷史上不同時期古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它們都有充足的理由成為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但如果接受這樣的邏輯，中國北部的廣大沿海地區就會被排除在海上絲綢之路之外。特別是中國的東北地區多年來並沒有分享到對外開放的收益；從地理和空間經濟布局上劃分，它很難納入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內。一旦被排除在海上絲綢之路以外，它就會喪失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機遇。
從外部看，如果東北地區排除在海上絲綢之路之外，與之相鄰的蒙古、韓國、朝鮮、俄羅斯遠東地區也都難以融入到未來的“一帶一路”之中。相反，由于烏克蘭危機，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合作關係正在發生根本性的逆轉，未來俄羅斯戰略重心的東移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在俄戰略重心東移的過程中，以遠東地區為平臺加強與中國東北、蒙古、朝鮮、韓國甚至日本的次區域合作會成為其優先選擇。
與此同時，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也都表現出對次區域合作的積極態度。進而，以東北亞次區域合作為基礎延伸到與東南亞的合作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東北亞次區域合作得以實現，中國東北地區就打通了對日本海的出海口，參與到東北亞次區域合作之中將成為其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考慮到上述訴求和發展趨勢，海上絲綢之路應該始于東北亞地區。即便象徵性的起點城市確立在中國東南沿海，東北亞地區也不應被排除在未來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外。□李向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