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2月13日,侵華日軍開始在中國南京實施長達40多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30萬同胞慘遭殺戮,無數婦女遭到蹂躪殘害……

　　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文明史上極其黑暗的一頁。美國著名作家約翰·托蘭在其所著《日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如此質問:“為什麼要對一個被日本人認為是自己的文化發祥地的國家(他們的羅馬和希臘)施以如此慘絕人寰的野蠻暴行?”

　　在這場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發生80年之後,我們努力來追溯慘案發生之際的國際國內背景,猶豫與抗爭,博弈與觀望,調停與出賣,無疑能夠發現這麼一個真理:

　　一個國家,如果不具備保衛人民和平生活的堅強能力,這個國家的人民,只能任人宰割、飽受欺淩。簡而言之:沒有大國崛起,哪來小民尊嚴?

　　一

　　1937年12月12日,就在南京淪陷前一天,日軍飛機炸沉了停泊在南京城外長江上的美國“帕奈號”炮艦。

　　後人把這起事件稱作“發生在長江上的珍珠港事件”——假若真的如此,歷史將會改寫,南京大屠殺慘案或許能夠避免。但歷史無情:珍珠港事件與接踵而來的美國對日宣戰,是4年後的事情了。

　　日本人是用偷襲手法炸沉“帕奈號”的。在事先沒有發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日軍飛機俯衝而來,實施轟炸,“帕奈號”3人死亡,48人受傷。當時,三面大型美國國旗明顯地懸挂在船上,而且天氣晴好,能見度高。

　　當時正好有一位名叫艾利的攝影師在“帕奈號”上,他用4500尺膠捲拍攝了事件的全過程:飛機逼近時的鏡頭,在飛機呼嘯于頭頂時閃避開以策安全,後又衝出去紀錄飛機攻擊造成的破壞。1938年1月版的美國《生活》(Life)雜志,刊登了關于“帕奈號”被襲擊的專題報道,在美國民眾中引起了強烈震動。

　　“帕奈號”是一艘小炮艇,在南京即將淪陷之際,來護送城內的美國僑民。當時的新聞説:船上的美國人不知道為什麼會遭到無端攻擊。有人推測,日本當時已經與美國宣戰。

　　事實證明,這完全是日本的蓄意攻擊。《日本帝國衰亡史》一書寫道:美國總統羅斯福“收到海軍從上海發來的一封報告,該報告説,對帕奈號的攻擊是肆無忌憚的。更重要的是,海軍情報部門截收到並破譯了一份給日本聯合艦隊的密電,表明這次攻擊是由日本航空母艦加賀號上的一名軍官事先策劃的。”

　　日本人到底想幹什麼?這是日本人的一貫伎倆:冒險,試探。用火力偵察的手段,試探美國的遠東政策,試探美國對日本擴大侵華戰爭的反應。襲擊結束,日本政府馬上表態:絕非蓄意而為,日方承擔事故責任,並迅速向美國政府簽發了220萬美元的補償費用。

　　美國人怎麼應對?羅斯福很憤怒,美國政府內部要求對日開戰、制裁日本的呼聲一度也很激烈。“帕奈號”事件前一周,日軍還襲擊了英國炮艦“瓢蟲號”。羅斯福召見了英國駐美大使,建議兩國聯合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切斷日本的原料供應,但後者沒同意,説這可能導致戰爭。羅斯福要求採取經濟手段制裁日本的強硬主張,也最終被否定,美國政府認為:採取經濟手段制裁日本,仍具有冒險性,且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當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的最大貿易夥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它所使用的廢鋼鐵、石油、精煉汽油等戰爭物資幾乎全部從美國進口,雙方貿易關係十分密切。這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了中國,與日本開戰是非常不值得的。

　　這一年的12月25日,西方耶誕節,華盛頓正式接受了日本“真誠”的道歉,日本摸準了英、美的底牌。此事完結。

　　此時,南京已成人間地獄,恐怖的屠殺已持續兩周。屠殺仍將持續。

　　二

　　1937年11月3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開幕。當時南京的國民政府對此寄予厚望:呼吁國際力量來制止日本的侵略,化解中國的危機。

　　當時,淞滬抗戰已持續3個月,戰場屍山血海,陷入膠著。但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的全公亭、金山衛間登陸,中國軍隊陷入嚴峻形勢,戰局急轉直下。11月8日,中國軍隊從戰場全線撤退,4天後,上海失守。日軍兵鋒,直指南京。

　　形勢岌岌可危,萬裏之外,《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進展如何?

　　早在全面戰爭爆發之初,國民政府就曾謀求過國際社會的外交調停,力求通過國際力量將戰爭局限在局部范圍內。在布魯塞爾,中國代表顧維鈞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懇請各國在道義、物質和經濟上對日本施加壓力,同時對中國提供援助,可是應者寥寥。著名作家王樹增在《抗日戰爭》一書中寫道:

　　“《九國公約》締約國中、美、英、法、意、比、荷、葡,以及後來加入的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南非、印度、挪威、瑞典、丹麥、墨西哥、玻利維亞,還有特邀國蘇聯等十九個國家的代表聚集在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日本1933年就退出了九國公約組織,當下,日本和德國已明確宣布拒絕以任何身份參加這次會議。會議還沒有開幕,英美等國就相互推諉,誰也不願充當會議的主角,好不容易説服了東道主比利時外交大臣出面主持會議,但各成員國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議題並不感興趣……

　　“各國代表中除了蘇聯讚同對日本採取制裁措施外,其余各國都有怕得罪日本的理由。英國認為他們防范的重點是歐洲的法西斯勢力而不是亞太地區,況且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與日本交織在一起,因此在對日本施加譴責制裁的問題上英國絕不帶頭。法國的擔心是,如果譴責日本,很可能帶來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的後果。美國人認為,最符合美國利益的立場,就是既不跑到前臺充當領袖,也不當‘英國風箏上的尾巴’隨風搖擺。只談亞洲和平,不談對日制裁；至于意大利,其本身就是日本的盟友,不僅反對制裁日本,而且還極力為日本辯護。”

　　11月24日,日軍正一步步緊逼南京。在歐洲,經過3個星期的空談後,布魯塞爾會議開不下去了,會議通過了《九國公約會議報告書》,只是泛泛要求中日停止敵對行動,採取和平程式。會議拒絕了中國政府關于制裁日本的正義要求,國民政府的代表,甚至都沒能説服各國“把日本定為侵略國”。日本更加肆無忌憚了。

　　這就是當時中國積貧積弱之悲哀,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惡鄰的全面入侵,一邊抵抗,一邊四處謀求國際社會的調停和干涉。在日軍逼近南京之際,蔣介石已經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困境。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寫道:

　　“蔣介石知道,放棄首都將是一個難以洗刷的恥辱。但他必須撤退,同時又想表明,首都曾發生過一場浴血奮戰,守城軍隊堅持到了最後一刻才寡不敵眾。這不僅事關榮譽,也是一場公關……11月跨向12月之際,蔣介石拼死抵抗,企圖阻止似乎無法避免的南京淪陷。他電告斯大林,請求其派遣部隊前來幫助中國。斯大林以無意在中國發動地面戰為由,拒絕了蔣介石的請求。”

　　南京,正在走向一個殘酷的冬天。

　　三

　　1937年12月6日,當時國民政府二號人物汪精衛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進行了密談,結果失望而歸。翌日淩晨5點,蔣介石宋美齡夫婦飛離南京,8年後,他們才回到這個城市。

　　在尋求國際組織和蘇聯援助的同時,中日之間通過中間人的一場秘密談判,也在進行,中間人是當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三方各有訴求:德國人想把中國拉入反蘇反共陣容；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是:在不承擔發動侵略戰爭惡名的前提下,讓被佔領國心甘情願地臣服于日本的統治；而國民政府一直心存僥倖,在戰與和之間猶豫不定。蔣介石滿心希望通過談判,延緩日本人對南京的進攻,中方能抓緊時間把部隊再整頓充實一下。但日方通過德國人傳遞過來的條件太過恥辱,國民政府不願接受,日本人則威脅:如果中國不接受這些條件,日本將一直進行戰爭到中國崩潰為止,那時的條件就大大加重。

　　在談判的過程中,蔣介石讓陶德曼提醒日本人,大意是不要欺人太甚,如果國民政府真的被日本人打垮了,“中國政府傾倒了,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産黨將會在中國佔優勢。但這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産黨是從來不投降的。”(出自《民國紀事本末——抗日戰爭時期》)。

　　日本人不耐煩了,他們一直習慣將軍事摧毀與政治迫降結合在一起,12月1日,日本參謀本部下達了攻佔南京的命令。12月2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高級將領會議,研究是否存在與日本進行談判的可能,大部分人都認為可以談。但是這個資訊通過德國人傳遞過去後,日本人的態度卻變了,他們的回復是,在“最近取得偉大軍事勝利”之後再談吧,潛臺詞是:攻佔了南京,中國人還不屈服?

　　首都被攻佔,對一個國家的士氣打擊,可想而知。民國人士陳存仁抗戰時期滯留上海,把親身經歷,寫進了《抗戰時代生活史》一書,他這麼回憶南京淪陷後的上海市民心態:

　　“南京淪陷之時,一場大屠殺,不但上海報紙大登特登,外籍記者更紛紛拍電報發向世界各地,把日本軍人姦淫掠殺的情況描述得非常詳細,各國外電都譯成中文再轉刊在上海報紙,大家看了都咬牙切齒,格外增加了對日軍的仇恨。日本人對這事也慌了手腳,為了轉移各界人士的視線,忽然公布一張進軍南京所獲槍炮軍器的數字報告……這段新聞公布之後,有識之士就想到這些數字不甚可靠,但普通人不懂軍事,算不出軍隊應該有多少武器,只知這大批軍器被日軍擄去,抗戰的希望更渺小了。日本人這種宣傳,打擊了中國人的人心,大家細細一研究,覺得戰事再也打不下去了。向來日本人在租界的宣傳,大家總是不睬不理,充耳不聞,唯有這段新聞公布之後,無不關注,沒有一個人不沮喪到心灰意懶。這時節租界上還有船只往來香港上海,因而出逃上海的人更多。”

　　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人對中國人普遍輕視,認為中國“弱”。根據日本人的強盜邏輯:要讓弱者臣服強者,就要讓弱者感到恐懼,通過殘酷殺戮,讓弱者明白,屈膝跪下,才能活命。

　　日本叫囂3個月滅亡中國,後來又宣布半年滅亡中國,但淞滬抗戰,就持續了3個月。日本人急著徵服中國,通過在中國首都進行恐怖大屠殺,來徹底摧毀這個貧弱國家的抗戰心理——這就是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殘酷的所謂“強者法則”。

　　四

　　1937年12月11日拂曉,當時中國精銳部隊教導總隊在南京光華門的激戰中,俘虜了一名日軍。

　　黃埔10期畢業生、時任教導總隊參謀處第一課作戰參謀劉庸誠,在“原國民黨將領口述抗戰回憶錄”係列叢書《我所親歷的南京保衛戰》中,詳細記載這個過程:

　　“謝團長親自率一排英勇的戰士,突然把城門打開,十幾挺輕機槍一齊向敵兵射擊,多數均立遭擊斃。其中有一名未死,當即用擔架把他抬到富貴山地下室的門口。本著國際紅十字會優待俘虜的仁愛精神,總部參謀處電召醫務所(即裹傷所)派醫官前來給予治療。但經派日語翻譯去詢問,他閉口不言。12月12日薄暮撤退時,他蓋著灰色軍毯,安然地睡在地下。”

　　在這篇題為《南京抗戰紀要》的回憶文章中,劉庸誠兩次提到這個日本俘虜,在他離開戰場撤往長江時,在地下室出口處,看見那個躺在地下的日軍俘虜,“蓋著一床軍毯,紋絲不動,沒有任何人去傷害他。”而就在同一時期,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發出一連串由他本人親自蓋章簽署的命令,上面均標有“機密·閱後銷毀”字樣,命令內容簡單明瞭:“殺掉全部俘虜!”

　　不知道那個被中國軍隊俘虜但未受到任何傷害的日軍士兵,是否傷愈後也參加了南京大屠殺……

　　對于中國軍人來説,南京是一座不得不守但注定要丟失的城市,他們進行了悲壯的抵抗；對于日本軍人來説,南京是一座他們垂涎三尺的用來震懾中國人的“戰利品”,震懾手法,就是屠殺。約翰·托蘭在《日本帝國衰亡史》中寫道:“任何一國的軍人在外國的國土上失去控制後做出他們在國內絕不敢犯的野蠻行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也無法説明日軍暴行的規模和嚴重程度。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較激進的軍官的唆使下幹出來的。這些軍官認為必須教訓中國人。”

　　這是一場有組織的屠殺。1946年遠東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最高長官松井石根,他詭辯説自己並不知道南京發生了大屠殺,把責任推給一些情緒失控的士兵和軍官,“這是十分遺憾的,我是後來才聽到這種過失的。”在法官的追問下,松井石根改口説自己從憲兵那裏知道發生了殺戮的消息,但同時又辯解:“我派遣了憲兵維持秩序。”但證據顯示:南京大屠殺時,城裏僅有17名日本憲兵,而且,這些憲兵非但沒有制止任何日軍暴行,而且他們也加入了施暴的行列,搶劫,從強盜士兵手中進行第二次搶劫。至此,松井石根再無言以對。他忘記了,進攻南京前,他下發了這樣的命令:“發揚日本武威,懾服中國。”在南京大屠殺11年後,松井石根作為甲級戰犯,上了絞刑架。

　　集體屠殺、殺人競賽、不分晝夜地強姦……日本人性格中的殘暴部分,在80年前的南京,展露無遺。當時日軍深受武士道精神毒害,殺害平民,不但不會被追究任何責任,甚至還會被鼓勵,被宣揚為武士道精神體現。富有良知的日本著名學者家永三郎生前如此評論武士道精神:“他們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滿不在乎地殘害生靈,具有強烈的非人性的一面。”家永三郎還特地提到了日本軍人的“軍刀崇拜”。史料顯示:日軍中有一個叫“試新刀”的斬首項目,凡是被派到中國戰場的少尉必須當眾以其戰刀砍殺中國俘虜,否則便無資格擔任這一職務。在南京殺人最多的是日軍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中午高山劍士來訪,當時恰有七名俘虜,遂令其試斬。還令其用我的軍刀試斬,他竟出色地砍下兩顆頭顱。”而中島今朝吾身為中將師團長,也在南京當眾以中國俘虜試刀,這是何等瘋狂的示范……他的日記還寫道:“大體上不保留俘虜,全部處理之。”

　　80年後,再看到這冷冰冰的“處理”二字,怎不悲憤莫名?

　　80年前,在南京的日軍,個個都是罪人。

　　遺憾的是,中島今朝吾逃過了絞刑架,他在中國引渡前病死了。

　　五

　　2017年12月13日,有一張圖在網上刷屏了:兩個同齡的中國女孩,一個在1937年的南京廢墟中逃難時逃掉了鞋子,一個在今天繁華的南京,穿著溫暖的羽絨服和靴子。她倆伸手相望,一行字是:“那年亂世如麻,願你們來世擁有錦繡年華”。

　　80年前的南京大屠殺,沒有摧毀中國人的抗戰意志,反而讓中國人意識到:抗日,是中國的生死之戰。

　　還好,文明和正義,與中國同在。當英、美、蘇聯等國也終于被法西斯拖入戰火時,他們明白了:綏靖,孤立,冷漠,旁觀……無法讓自己置身事外,獲得安全。在法西斯野獸面前,大家其實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但是,吾輩當自強,自己命運,必須自己掌握；錦繡年華,必須自己創造。今天回憶80年前中華民族苦難的一幕,中國人説得最多的是“和平”,這正是最大的歷史啟示:

　　國家若無保護和平的能力,又哪敢奢談和平?!（關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