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較快增長 來源日趨多元 城鄉差距縮小

　　居民收入格局優化 “持續增收”仍存挑戰

　　部分群體增收難度加大，專家建議推進就業創業增收，完善收入調控制度

　　在濟南一家通訊行業私企工作的寧仁捷告訴記者，五年前，自己工資扣除社保、個稅等支出，每月到手約3200元，現在漲到5000元以上。“公司每隔一兩年會調整一次工資，加上各項福利津貼，收入和五年前相比漲幅明顯。”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自2012年以來，年均實際增長7.4%。未來四年，只要全國居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速在5.3%以上，到2020年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目標就可實現。

　　近期，《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地走訪了解到，近年來，城鎮居民收入維持較快增長，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來源日趨多元。但當前城鄉居民持續增收也面臨新挑戰，部分群體增收難度加大。專家表示，經濟持續增長是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的基礎，從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居民收入增長動力不會萎縮。未來需要推進就業創業增收，深化機關企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收入調控制度。

　　“在農村比出去打工強”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自2012年以來年均實際增長8.0%，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速快于城鎮居民1.5個百分點。2016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72，比2012年下降0.16。

　　常在北京、河北等地幹水暖工程的山東臨沂人李文傑説，近幾年，工資穩中有升。“工資五年前是200元/天，現在250元/天，小工工資也從每天80元漲到150元。”

　　國家統計局方面表示，近年來，各級政府不斷拓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空間，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經營環境進一步改善。就業形勢穩中有進，農民工人數和工資水準持續增長，拉動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較快增長。

　　在工資性收入持續提高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

　　江西省綠能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淩繼河流轉了兩萬余畝土地，實行車間式管理，由16個大隊分片管理農田，每個大隊由八對夫妻負責。2016年，每對夫妻平均年收入14.7萬元，年底還發年終獎，最高的能拿到二三十萬元。此前，他們外出務工一年只能掙五六萬元。

　　山東淄博市博山區源泉鎮保益獼猴桃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董雲健説，自2010年起，他開始流轉土地種植獼猴桃，近年來又引進新品種，受益于現代農業發展，擴大種植規模，收益大大增加。“一個人管三畝獼猴桃沒問題，每畝純收入能達兩萬元，比出去打工強。”

　　山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山東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較2011年實際增長52.4%，年均增長8.8%。

　　國家統計局認為，糧食豐收為農村居民農業收入增長奠定基礎，再加上不同時期稻谷、蔬菜、水果等農産品價格階段性上漲，使得農業在玉米等農産品價格形勢不利的情況下“東邊不亮西邊亮”，避免收入下降。同時，2014年下半年以來生豬價格形勢利好，帶動農村居民牧業凈收入走出減收困境。

　　除城鄉收入差距外，不同區域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也在縮小。2016年，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每人平均收入之比為1.67，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每人平均收入之比為1.09，東北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每人平均收入之比為1.21。東部與西部、中部與西部、東北地區與西部收入相對差距分別比2012年縮小0.06、0.02、0.08。

　　2013至2015年，浙江省收入最高的20%戶與最低20%戶的收入倍數從6.51倍下降至6.04倍，呈逐步縮小態勢。尤其是低收入人群，這三年間收入增速從18.1%上升至20.9%。

　　2016年，江西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長期排名靠後行業中，農林牧漁業平均工資相較2012年年均增長14.6%，住宿和餐飲業年均增長11.8%，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年均增長10.9%。這三個低工資行業年均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準。

　　財産凈收入增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居民每人平均轉移凈收入4259元，比2012年增長56.2%，佔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到17.9%。每人平均財産凈收入1889元，比2012年增長53.5%，佔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到7.9%。

　　72歲的康彩娥是浙江省德清縣莫幹山鎮勞嶺村人，原來以務農和在山裏打零工為生，年收入不到兩萬元。2010年，她將房子出租給民宿主，每年收取1.9萬元租金，今年漲至五萬元，一次性收取24年，租金到手120萬元，投入兒子的石頤茶場(300多畝茶園)。

　　“民宿經濟給我們山裏人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收入。”康彩娥笑言，她在自己家改裝的民宿打工，做飯、打掃衛生，幹著輕松的活，結識各地遊客，再增三萬多元年收入，生活很愜意。

　　浙江城鎮居民收入結構多元化特徵明顯。2000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工資性收入佔家庭總收入比重為69.5%。2016年，工資性收入比重降低13.1個百分點，經營和財産收入比重分別提高9.9個和11.8個百分點。

　　江西省南昌市地稅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南昌市2016年工資薪金個稅佔個稅比重59.8%，比2011年的66.5%下降6.7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對工資薪金依賴度有所下降，資本性收入、財産性收入等佔比增加。

　　國家統計局介紹，近年來，國家大力推進精準扶貧，惠民政策力度不斷加大，養老金等各項社會保障標準不斷提高，帶動城鄉居民轉移凈收入較快增長，出租房屋收入和紅利收入的增加帶動城鎮居民財産凈收入快速增長。同時，在國家積極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鼓勵農戶依法自願有償流轉承包土地經營權等放活農村經濟的政策引導下，農村居民財産凈收入較快增長。

　　部分群體面臨增收難題

　　盡管城鎮居民收入呈現出收入維持較快增長、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來源日趨多元等亮點，但當前城鄉居民持續增收也面臨新挑戰，部分群體增收難度加大。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部分行業去産能壓力較大，影響從業人員工資水準增長。山西陽煤集團新元煤礦綜掘一隊工長李曉東介紹，作為20多年工齡的老礦工，近幾年收入增長並不多。在煤炭市場行情較差時，能保證收入不大幅下降已經不容易，增長遠不如農村“無技能者”。

　　記者調查了解到，鋼鐵、煤炭、電力等行業去産能壓力較大，部分貿易公司、大型商場等企業經營困難，員工收入持平或下降。部分産能過剩及僵屍企業實行兼並改組，部分企業員工下崗，影響相關人員收入增長。

　　同時，農民工收入增長放緩，向技術密集型部門轉移就業能力不足。在濟南從事裝修行業的務工人員李明光説，近一兩年來，濟南建築行業有些不景氣，對他這種以接零工為主的務工人員來説，收入受到一定影響。“現在工錢和五六年前比漲了不少，競爭激烈，人多活少，這一年經常是幹幾天歇幾天，一年算下來收入不會比去年多多少。”

　　據統計，2014至2016年農民工月均收入分別增長9.8%、7.2%和6.6%，增幅逐年回落。2016年，一半以上農民工仍集中在制造業、建築業等傳統行業，接受技能培訓比重不高，向技術密集型部門轉移就業能力不足。六成以上農民工未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就業穩定性不高。

　　此外，部分農産品價格波動制約農業經營凈收入穩定增長。“玉米價格低，但旱澇保收，波動較小，今年賣不出去明年還能接著賣，蔬菜盈利前景好，但受市場波動大，一旦賠錢農民很難承受。”山西省浮山縣南衛村村幹部宋海龍説，“南衛村建檔立卡貧困戶衛世業貸款五萬元搞設施蔬菜，半年下來賠了三萬多元，脫貧不成，還加重了負擔。”

　　農業收入仍是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收入的主體。據統計，2016年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中，一半以上來自農業。但農村居民農業凈收入增長放緩，2014至2016年增速分別為6.8%、4.6%和1.1%。主要原因是國外低價農産品進口衝擊加大，國內部分農産品價格持續下滑，糧食等農産品收益下降，農業凈收入增長困難加劇。同時，農業抵禦自然災害能力仍較弱，2016年部分地區遭受自然災害影響較大，農業出現減收。

　　當前，惠民政策對收入增長的拉動需要新著力點。濟南市民朱桂華去年從一家企業退休，退休金每月1800多元，她説，今年企業退休人員工資漲幅是6.5%，這一幅度是近十幾年來最低。很多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基數較低，6.5%的增幅對于她來説只漲了不到120元，增長與心理預期不符。

　　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待遇剛性支出加大，浙江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撫養比從2010年底的7.08下降到2016年底的2.79，2017年浙江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預算出現赤字，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

　　近年來，城鄉居民轉移凈收入較快增長，得益于各項社保標準提高和扶貧投入增加。隨著政府轉移支付力度不斷加大，財政負擔加重，持續出臺普惠性惠民政策的難度加大。多位受訪專家表示，如果沒有新的普惠性政策出臺，已有惠民政策標準沒有較大提升的話，難以支撐居民轉移凈收入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健全收入調控制度

　　針對當前就業形勢，部分受訪者建議，推進就業創業增收，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完善收入調控制度，深化機關企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

　　推進就業創業增收方面，多位受訪者提出，一是推進眾創空間、創業孵化基地等創業平臺建設，落實就業創業服務補貼、孵化補貼等政策，降低創業門檻。鼓勵農民從事電商創業，搭建創業服務平臺，充分利用農場存量建設用地等建設農場創業基地。二是促進重點群體充分就業，完善就業困難人員認定和援助制度，實施分類精準幫扶，開發公益性崗位用于安置就業困難人員。三是加強職業技能，提升就業品質。新建升級高技能人才公共實訓基地，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探索建立勞動者個人學習賬號和學分累計制度。實施家庭農場主、現代青年農場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等培訓計劃，加快培養職業農民。

　　深化機關企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方面，專家建議，一是積極培育企業職工工資公決和正常增長機制，讓職工在工資增長中享有更多“話語權”。建立企業利益分享機制，鼓勵混合型所有制經濟實施員工持股。二是探索建立符合事業單位行業特點、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激勵機制，建立按照技術、貢獻等多要素分配機制。對高層次人才可單獨制定收入分配傾斜政策。三是穩步提高機關工作人員收入。在規范津貼補貼基礎上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合理調控不同地區工資差距；規范獎勵性補貼，賦予地方一定考核獎勵分配權，重點向基層一線人員和業績突出人員傾斜。

　　此外，在健全收入調控制度，促進收入公平方面，朱桂華等企業退休人員説，雖然政府提倡養老金並軌，但與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退休金相比，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基數低，即使保持同一漲幅，增長實際數額差距仍然較大。可根據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和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基數差別，制定更有針對性的養老金增長幅度。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陳斌開建議，繼續完善初次分配中機會均等化政策。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提高主要依賴于非農就業，其就業方向往往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可對這類企業提供扶持，以提高中低階層收入水準，比如通過財稅優惠政策和金融政策鼓勵中小企業發展。還可以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提高轉移支付效率。例如，在稅收制度方面，可充分發揮稅收作為再分配工具的作用，降低中低收入群體和中小企業稅收負擔，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徵繳力度。

　　南昌市灣裏區地稅局局長喻子近建議，適當提高起徵點，讓中低收入階層受益，逐漸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發揮個稅在國民收入再次分配中的作用，增強對資本性、財産性收入的調節，調節過高收入，縮小貧富差距。（記者 佘勇剛 邵魯文 魏董華 高皓亮 王勁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