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

　　1994年在北京召開的對日民間索賠新聞發布會，右一為“慰安婦”受害者李秀梅。右三為童增。

　　新京報記者對話“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童增，已組織侵華日軍受害者向國內多個法院提起訴訟

　　10月30日，由中、韓等8個國家和地區的多個民間團體聯合提出的“‘慰安婦’的聲音”項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延期決定項目，並予以否決性擱置。這意味著該項目沒有入圍聯合國《世界記憶名錄》名單。由于《世界記憶名錄》屬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物質文化遺産項目的一部分，這也意味著“涉慰安婦”項目申遺再度失利。

　　“慰安婦”一詞再次走進公眾視野。此次申遺項目中方首席專家蘇智良告訴新京報記者，由于歷史較久，很多文件保存狀況很差，本身已經非常破爛。之所以要進行申報，是想引起各方關注，從而能夠完善歷史資料的保護條件，因為文件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必須充分重視。

　　盡管申遺受阻，但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看來，這並不影響日軍侵略戰爭罪證的固定工作。童增被外界稱作“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已經從事對日侵略索賠工作27年。童增表示，多年的經歷表明，日本已經從法律上承認了一些被歷史淹沒、甚至試圖掩蓋的罪行。而類似申遺、索賠工作的進行，更重要的意義是不讓後人忘記那段歷史。

　　目前，童增正著手組織侵華日軍受害者向國內多個法院提起對日索賠訴訟。

　　4批中國大陸慰安婦訴訟全部敗訴

　　新京報：有關慰安婦受害者的索賠，具體做了哪些工作？

　　童增：1992年8月7日，我到北京日本駐華大使館，將7名“慰安婦”共12頁紙的索賠材料交給了日本大使館二秘光岡先生，他寫了一張收到“中國慰安婦”索賠材料的收條，這些“中國慰安婦”最早向日本索賠的材料裏，有李秀梅、張先兔兩位老人，她們也是電影《二十二》中的其中兩位。

　　1994年開始，李秀梅、張先兔、黃有良等大部分“慰安婦”均委託了以日本律師小野寺利孝為首的日本律師團起訴日本政府。經過12年，先後有4批中國大陸的“慰安婦”加入訴訟，最後都敗訴了。

　　新京報：這些年來，中國人在日本起訴戰爭索賠産生了什麼影響？

　　童增：中國要求日本道歉賠償是90年代初期，這對韓國民間有很大影響。1994年在日本進行訴訟，也推動了韓國在這方面工作的開展。韓國現在的慰安婦問題越來越受關注。

　　而我們的索賠行為，也引發了很多日本人的關注。1994年，我們請日本律師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回去之後就帶我們打官司。在日本，先後有300多名日本律師幫助過我們打官司，另外還包括各種社團。特別是在代理慰安婦的案子時，223個日本律師在判決書上簽字表示支援我們。

　　新京報：以您的身份，前往日本順利嗎？

　　童增：不太順利，我只在2003年去過一次，當時日本法院讓我去為勞工出庭作證，是日本律師幫助我們的。

　　“受害者曾經以為無權索賠”

　　新京報：對日索賠之前，您做了什麼工作？

　　童增：我之前在報紙上看過德國二戰戰爭賠償的事情，就聯想到國內侵華日軍受害者，後來通過查閱資料，發現中國雖然在1972年放棄了戰爭賠償，但是保留了民間賠償。當時我寫了一份《萬言書》，提出把兩種賠償分開討論。1991年兩會期間，我到北京的很多賓館找人大代表，看到佩戴胸牌的，就跟他們講。1991年開始，做了十多個提案，1992年由貴州團和安徽團提出兩個議案，之後引發了關注，很多媒體開始報道。

　　新京報：媒體的報道産生了什麼影響？

　　童增：很多受害者到北京來找我，也有打電話寫信的，他們曾經以為自己無權索賠。1994年，我委託了幾個律師，一起去日本打官司，告日本的政府和戰爭期間施暴的企業。一直到2007年，日本的最高法院判定敗訴。這些案子情況不太一樣，有的案子一審勝了二審敗了，有的是一審敗訴二審勝訴，但最終都是敗訴。唯一慶幸的是，日本法院承認了很多暴行，但是堅決不給賠償。

　　新京報：從事對日民間索賠27年，困難有哪些？

　　童增：最大的困難是時效問題，因為中日政府間1972年簽訂協議放棄戰爭賠償，到1992年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中間有20年，有人認為已經過了追訴期。但日本律師就並不這麼認為。按照日本的法律，如果當事人不知道有追訴的權利，那麼這個追訴權是依然有效的。1992年我的《萬言書》發表之後，這些受害者才知道自己有權利索賠。

　　時間久遠，很多受害者去世了，所以去日本打官司的只是受害者的冰山一角，但我們找到的都是非常典型的受害者案例。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我們之前的全部訴訟，包括對政府和公司的所有訴訟。這一結果相當于民間對日經濟索賠這一部分的失敗。

　　“關注勞工索賠主要針對日本公司”

　　新京報：你代理的案件哪些印象比較深？

　　童增：當時在金陵大學有個女學生，被日軍強暴了，懷了孕還被捅了36刀，最後流産。日本人都以為她死了，但最後她被一個牧師救了，還拍了幾秒鐘的短片。這是確鑿的受害者，日本法院沒辦法不承認。

　　還有一個中國勞工，被日軍迫害之後，跑到北海道的深山老林，呆了13年。1958年，他被當地人發現，之後被送回中國，後來我們就去日本起訴。

　　還有一個731部隊受害者，他父親被日本人抓走了，後來起訴時，當時抓他父親的日本憲兵也出庭作了證。

　　除此之外，還有好多受害人沒有後代，也有的已經去世了。所以從這一點來看，受害者對日索賠的意義遠不止經濟賠償。

　　新京報：2007年日本高院駁回全部訴訟之後，您現在做哪些相關工作？

　　童增：後來我主要關注勞工索賠這塊，主要針對日本公司。去年6月1日，日本三菱公司已經謝罪了，向每位受害者支付10萬元人民幣，並承諾出資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紀念碑。

　　現在我主要幫助中國受害勞工在中國對日本公司進行索賠。目前的三個案子已經在北京、河北唐山、河南新鄉立案，目前還在審理當中，由于年代久，又是涉及國際法等問題，因此相關審理過程比較緩慢。

　　新京報：在中國起訴日本公司之前有成功案例嗎？

　　童增：中威船案1991年立案，在上海海事法院，2007年勝訴。2009年二審勝訴，2014年強制執行。日本三井公司已經賠了。

　　新京報：在國內起訴，即便判了，執行有難度嗎？

　　童增：目前，慰安婦案件在山西法院起訴，南京大屠殺受害者還找到了南京的法院，還沒有立案。訴求一般都是要求日本政府、企業謝罪，要進行賠償。

　　在中國法院起訴主要是因為那些事情都發生在中國，按照國際法和國內相關法律，在國內索賠是有法律依據的。韓國、美國等國放棄了戰爭賠償和個人賠償，只有中國是保留的，這點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援。

　　我今年正在研究判後執行的方案，現在社會支援比較多，我們有信心打贏官司。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這些事解決掉，不要留給下一代。我們已經屬于第三代第四代，這個問題不能再拖。（採寫/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   圖片/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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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海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