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5年1月23日郭丹（左一）就日本對華簽證放寬問題採訪日本文化公使山本恭司

　　“101年前，我出生在日本京都”“96年前，我出生在中國安徽 ”“98年前，我出生在日本群馬”“90年前，我出生在中國山東”……如果不是80多年前侵華日軍的鐵騎強行踏上中國領土，這幾位老人的命運也許一輩子也不會有交集。

　　今年，是盧溝橋事件爆發80周年，也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0周年。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如何用日本人聽得懂的語言、用日本人聽得進去的方式，講述那段悲痛的歷史，讓更多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認清歷史真相，成為我們心中的一道難題。

　　幾經討論，我們大膽設想：“如果找日本老兵一起來講述這段歷史，會不會收到更好的傳播效果？”是的，把“講自己的事”變為“講共同的事”，正是對外傳播的好方法。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不僅找來了3位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老兵，還找到了中國抗日戰場上第一位“日本八路”前田光繁，找到了“在華日人反戰聯盟”成員小林寬澄，找到了舉全家之力、數十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業的神宮寺敬。

　　6位老兵年近百歲的老人一起講述戰爭中的親身經歷、講訴自己對戰爭的思考，這將會産生怎樣的思想碰撞？時不我待，我們迅速聯繫駐東京分社的記者開始了採訪。

　　在神戶一家老舊的養老所裏，團隊的記者見到了這位抗日戰場上的第一位日本八路——前田光繁。101歲的他，對那段歷史依然記憶猶新。他説：“1939年1月2日，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日子。就在這天，我和另外兩名戰俘一起表達了參加八路軍的願望。”朱德總司令握著我們的手説：“我代表全軍，歡迎3名日本青年參軍。今天只有3名日本青年，明天便會有幾十人、幾百人……”之後的前田光繁，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戰爭的洪流中。寫對日傳單、教育戰俘、成立“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後更名為“在華日人反戰聯盟”）、指導關東軍教練培訓中國第一代飛行員……但正因為這些經歷，1958年他歸國後，一直被跟蹤、調查，一輩子也沒個正式工作，直到80歲，還在靠燒鍋爐維生。我們問他，您可曾後悔？他説：“我不後悔，日本八路，是我一生的幸福。毛主席、朱司令，我想念你們！”

　　小林寬澄，在華日人反戰聯盟成員。今年98歲的他曾受邀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他説：“我要在有生之年讓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來之不易。要珍惜、要愛護，切莫讓歷史時針倒轉！”

　　潘獻才，1956年任最高檢查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員，他為我們講述了他審判的日本戰犯藤田茂的故事。他説：“剛開始，藤田茂帶頭給你鬧，不承認自己是戰犯。我們一方面進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又通過人道主義措施對他們進行感化。到審判結束時，包括藤田茂在內的36名戰犯都做出了發自肺腑的深刻反省與懺悔。藤田茂服刑歸國後，還擔任了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致力于在日本宣傳侵華戰爭的歷史真相。臨終前，他説：‘我是中國人民的學生。即使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國老師對我的恩情，忘不了我為之奮鬥的日中友好事業。’”

　　老兵們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我們在新華社的歷史檔案館裏，找到了一個個歷史瞬間。新華社記者前輩們用行動告訴我們：“記者，記錄的是一瞬，記錄的更是歷史。”

　　經過多少個日日夜夜的努力，中日文版本的微紀錄片《不要戰爭，守護和平——中日老兵跨越時空的心聲》在七七事變紀念日當天播發了。

　　新華網中日文首頁、新華炫文中日文版本、新華社客戶端、新華社海外社交媒體……多個平臺同步上線，PC端訪問量迅速超過200萬。有日本友人在記者朋友圈內留言：“真想讓安倍也看看這片子！一個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又有什麼資格修改和平憲法？”

　　這不禁又讓我想起葉家林老人的話，擔任過戰地記者的葉老説：“沒有經過戰爭的人，對戰爭具體慘痛的教訓是不了解的。那種無論躲到哪裏，屁股後面就是飛機轟炸的經歷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我已來日無多，讓子孫了解真實的歷史，是我們這代人應該承擔的責任！”

　　葉老，我想對您説：“傳播歷史真實聲音，這不僅僅是您的責任，更是我們年輕記者、特別是外文記者肩頭的重任！”

　　記者，是“信使”，有責任向世界傳播真實聲音；記者，是“大使”，要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上，用智慧與外國人交流；記者更應該是“天使”，守住善良、跨越國界、守望和平。

　　這，就是我作為一名外文記者的職業理想。講好中國好故事，唱響中國好聲音，我們在路上，我們在前進！

　　（郭丹 ，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科、國際關係學專業，雙碩士學歷，現為新華網日文頻道、日本頻道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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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汪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