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穩中有進”跨入“穩中向好”》

　　◆ 上半年6.9%的增速，市場上普遍反映是超預期

　　◆ 當前宏觀經濟比預期要好的內在邏輯是什麼？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它是政策性的邏輯還是市場性的邏輯？市場性的邏輯是穩定的邏輯還是短期性因素？這是我們要探討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 經濟發展中又還有哪些需要應對的下行壓力？

　　◆ 未來的宏觀政策取向如何精準把握？

　　◆ 圍繞這些問題，本刊記者約訪了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領域的核心學者

　　“去年我們説‘穩中有進’，當時底氣還不是很足，到了今年一季度實現了6.9%的增長，大家還是有點懷疑，而現在我們完全有充分的信心認為，我國經濟已經取得了穩中向好的成績。連續兩個季度6.9%的增長來之不易，這個增長是和經濟自身的內生動力增強相一致的，也是和全球經濟走向復蘇的新周期相一致的。”

　　正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的積極表述，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6.9%，比去年全年增速上升0.2個百分點，不僅高于年初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6.5%左右的增長目標，而且在全球范圍內也位居前列，這一增速令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倍受鼓舞。

　　那麼，是什麼因素支撐了上半年超預期的增長？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影響幾何？經濟發展中又還有哪些需要應對的下行壓力？未來的宏觀政策取向如何精準把握？圍繞這些問題，本刊記者約訪了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領域的核心學者。

　　受訪專家（排名不分先後，以姓氏筆畫為序）

　　牛犁：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

　　畢吉耀：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

　　陳彥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宗良：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

　　徐洪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

　　內部動力結構改善明顯

　　《瞭望》：對于上半年6.9%的增速，市場上的普遍反映是超預期。國內方面，究竟是什麼因素支撐了這樣的增長？

　　徐洪才：首先是投資速度回升、投資結構優化。去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長明顯回落，只有8.1%，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8.6%，提高了0.5個百分點。今年一季度最高時是3月份的9.2%，這裏面主要還是基建投資和房地産投資拉動，但到了5月份以後，房地産投資有所回落，這與我們有針對性的調控政策是相一致的。

　　這其中，民間投資增長7.2%。去年8月份最低時只有2.1%的增長，到年底恢復到3.2%的增長，而今年上半年已經到了7.2%。這説明前期我們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投資增長依然保持強勁，增速達到9.1%，中部地區增長10.1%，西部地區增長10.7%。區域投資結構也有所優化。

　　其次是消費繼續扮演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1～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今年年初消費增速出現一定下滑，大家還以為消費增長低于10%可能成為一個常態，但最近幾個月明顯恢復正常。

　　再者是第三産業快速發展。今年上半年，一、二、三産業的增長速度分別為3.5%、6.4%、7.7%。第三産業依然領先于其他兩個産業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三産業也是最高的。上半年一、二、三産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3.3%、36.5%和60.2%，也就是第三産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60%。去年年底的時候，第三産業貢獻是58.4%。現在又提升了近2個百分點，説明産業結構進一步優化。

　　牛犁：經濟穩中向好，超出預期，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確實實讓傳統制造領域結構得到了顯著優化，生産積極性提高了；

　　第二是價格因素的推動，企業效益明顯改善，所以積極性提高了；

　　第三是補庫存的因素，庫存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節節下降，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進入補庫存階段，産成品存貨拉動工業生産；

　　第四是外需因素。世界經濟溫和增長拉動外貿出口增速明顯好于預期，上半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同期的-10.4%轉為3.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增加了0.97個百分點。

　　宗良：中國經濟正在走向高品質的中高速增長，三大需求的平衡增長是其顯著特徵之一。過去一段時間，投資是發展的主因。但現在，中國的經濟不是簡單靠投資。三大需求的平衡對拉動經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消費上，在拉動經濟總增長空間中佔比達63.4%。

　　出口方面，在人民幣計價出口增加15%左右的背景下，上半年進出口增長19.6%的成績是2011年以來最好的狀況。

　　投資而言，去年全年8.1%，現在上半年8.6%。這裏面制造業投資在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21.4%，房地産行業的投資8%多一點。

　　這就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動經濟的局面。

　　劉元春：當前宏觀經濟比預期要好的內在邏輯是什麼？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它是政策性的邏輯還是市場性的邏輯？市場性的邏輯是穩定的邏輯還是短期性的因素？這是我們要探討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對6.9%的增長速度沒有預計到，國內方面主要是兩方面因素超出了預期。

　　一是消費，在于城市的消費升級和最關鍵的農村的消費升級。這種消費升級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包括三四線城市汽車消費狀況很好，三四線城市的住房消費狀況也很好，帶來目前整個三四線城市城鎮化內涵提升發生了質變。這是我們判斷中國消費市場和中國房地産市場出現誤差的幾個關鍵性的原因，對中國的微觀基礎發生的一些結構性的變化關注不夠。

　　二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一直提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上半年的赤字有6700多億元，基礎建設上半年投入5.9萬億元，同比增長20%多。但這種強勁的積極性可能不是建立于政府的財政收入全面改善的狀況之上的，政府型的增長、國有企業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原因是我們的債務約束太高。這需要關注。

　　外需好轉做出重要貢獻

　　《瞭望》：上半年，外貿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如何看待國際經濟形勢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呢？

　　劉元春：前幾個季度，世界經濟已經走向比較穩定的復蘇邏輯。有幾個顯著標誌：

　　一是大宗商品價格的逆轉，

　　二是龍頭國家經濟的復蘇，

　　三是整個世界景氣的輪轉，更重要的基礎參數是實體經濟投資增速開始反轉。

　　為什麼世界經濟增速復蘇對中國的經濟作用這麼大？我們的出口增速由負轉正所産生的宏觀效應，從核算的角度推動作用不是那麼大，但核算裏面的外需作用大大低估了出口增長對中國經濟拉動的作用。二季度的數據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幾十個工業行業利潤改善的情況在穩步向中下遊進行傳遞，這是很穩定的一種力量，它可以變成今年經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畢吉耀：全球經濟迎來一個久違的周期性的復蘇，外貿進出口的表現特別是出口的表現印證了這一點。去年、前年的出口是負增長，今年一下子提高到15%以上，這跟全球回暖有很大的關係。種種跡象表明，在經歷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持續八年多的深度調整後，世界經濟目前正在出現一些向好的勢頭，盡管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尚未解決。今年世界經濟有望實現近年來最快的增長。

　　對于我國來説，外部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特別是特朗普執政以後，美國外交政策力度調整比較大，這給全球經濟帶來很多不確定性。人們一直擔心兩件事：

　　一個是英國公投脫歐。大家認為英國脫歐以後，未來不光是對歐盟一體化進程造成幹擾和影響，而且對全球經濟也會帶來一些影響；

　　二是特朗普的當選。由于特朗普上臺後反全球化浪潮、保護主義色彩進一步增強，大家比較擔心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影響。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美關係比較穩定。特朗普政府並沒有像當時競選時所聲稱的那樣把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也沒有對中國採取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也就是説，外部環境在不確定中趨于穩定。

　　主要經濟體經濟復蘇步伐在加快。

　　美國經濟復蘇勢頭相對比較鞏固，美聯儲連續幾次加息，也表明瞭美國經濟在向好；

　　歐洲受人口老齡化和結構性問題影響很難有較快增長，但從最近七八個季度來看，同比增長從以前的1.5%～1.6%之間提升到1.7%～1.9%之間，屬于穩定溫和的增長；

　　日本經濟形勢也好于預期。

　　從中國上半年的出口來看，出口增長最快的還是對美國、歐洲、日本等傳統經濟體。雖然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三大經濟體復蘇對中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亮麗，除了國內的努力以外，外部的環境好轉也是非常重要的。

　　妥善應對不確定因素

　　《瞭望》：結合國內外情況看，未來影響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因素有哪些？

　　牛犁：經濟穩中向好，但穩中也有一定的隱憂。

　　內需上看，需要進一步鞏固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如果剔除價格因素以後，上半年投資只有3.8%的增長，增幅同比放緩了7.2個百分點；工業補庫存周期趨于結束。當前消費的名義增速是10.4%，但剔除價格因素後比去年慢了0.4個百分點。

　　從政策角度看，貨幣政策金融去杠桿，總體説來不會放松。M2可能在較長時間內要降下來，去杠桿遠未完成，防控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貨幣政策不要指望它更加寬鬆。

　　從財政角度來講，赤字率沒有擴大，年初有結轉資金。特別是在近期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時候，部門往往都要出一點自己的東西。比如財政部的50號文和87號文，嚴格管控地方借債，很多地方的基建項目後期幹不了。這樣來看，財政方面也是後期收緊。

　　房地産市場方面，至少根據現在的走勢看，非常頑強。6月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出現反彈，前幾個月節節下走，這個月反而上來了，銷售面積增長20%，銷售額增長30%多，當然下半年房地産市場大概率還是會降溫，但是可能會比大家想像的降得少。

　　外部需求方面，因為去年的基數影響逐月減小，貿易價格指數越往後越小，匯率因素去年是貶值6.2%，而今年上半年升值2.4%，這三個因素都會導致出口名義增速走低。

　　劉元春：上半年財政支出有一項“政府債務利息支付”3400多億元，同比增長34%，上半年還不是還款的高峰期。如果沒有前兩年債務置換的鋪墊，今年上半年可能要支付的利息是7000億～8000億元規模。地方政府總的政府性收入也不到5萬億元，僅利息支付就達15%左右，這個壓力非常大。這就導致下半年政府財政政策力量略有收縮，導致政策性支援的一些投資性的因素可能出現式微的狀況。

　　宗良：現在中國經濟民間投資雖然達到了7.2%，但是民間投資和制造業仍然不是特別有序。未來良好的勢頭不能丟，一定要穩定市場預期。

　　第一，在政府加強監管的背景下，貨幣政策要略有寬鬆；

　　第二，還是要把稅改做好，逐漸降稅，給企業減輕負擔；

　　第三，要深化市場化改革，這才能帶給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

　　總體來講，今年能夠比較穩定地實現6.5%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同時深化供給側改革，將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和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礎。

　　陳彥斌：經濟增長仍舊面臨不少下行壓力。主要包括：

　　房地産市場進入調整期，商品房銷售增速放緩，房地産開發投資增速開始回落；

　　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穩中趨緩跡象明顯，新開工項目投資增速較去年明顯下降；

　　PPI同比漲幅見頂回落，表明去年下半年以來支撐經濟企穩的補庫存周期逐漸接近尾聲；

　　企業生産成本持續上升，利潤增速開始放緩，意味著多數企業的生産經營壓力逐漸加大；

　　雖然6月份PMI整體提升，但是中小企業PMI有所下降，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有所減弱；

　　金融去杠桿導致流動性收緊、資金利率中樞上行，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難度；

　　債務率上升速度依然較快，尤其是家庭部門債務壓力顯著加大，債務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不容忽視。

　　此外，外部環境也面臨一些不確定性。貿易保護形勢依然較為嚴峻。盡管剛剛結束的G20峰會達成了對抗貿易保護主義，反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共識，但正如IMF總裁拉加德所言，“貿易保護之劍”仍高懸于全球貿易之上。民粹主義的興起可能會加劇一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分歧，而歐洲難民危機與恐怖主義的抬頭將加大地緣政治衝突爆發的風險。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減稅+加息+縮表”的政策組合會對中國經濟産生一定衝擊。大規模減稅計劃是特朗普政府刺激經濟的核心舉措之一。作為擴張性財政政策，減稅與美聯儲加息和縮表這兩個收緊貨幣政策舉措相疊加，將會推動美元的走強，並加大美國經濟對資金和人才等生産要素的吸引力。這就會增加人民幣貶值與資本外流壓力。這需要妥善應對。

　　兼顧經濟金融雙穩定

　　《瞭望》：面對當前的經濟穩增長與金融去杠桿形勢，宏觀政策的走向該如何精準把握？

　　陳彥斌：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的環境下金融體係卻異常活躍，突出表現為金融業規模的快速膨脹。由此導致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以及資産泡沫風險等各類金融風險不斷加劇。2016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繼續重視“穩增長”的同時，首次明確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著力防控資産泡沫”，將金融穩定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與經濟穩定目標相並列。

　　政府著力推進金融去杠桿是十分正確的決定。從政策效果來看，雖然金融去杠桿進程取得一定的進展，但是金融穩定與經濟穩定兩大目標之間的衝突隨之出現。尤其是在貨幣政策收緊流動性與宏觀審慎政策力度加碼的雙重“緊縮”效應下，實體經濟的融資壓力和難度顯著加大。從6月份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來看，反映資金緊張企業的比重已經連續4個月超過40%。

　　要更好地兼顧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在偏緊的宏觀審慎政策維護金融穩定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宜由“穩健中性”調整為“穩健略偏寬鬆”，聚焦于應對經濟的下行壓力。

　　而且，穩健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與偏緊的宏觀審慎政策還可以互相提高調控效率。一方面，在實施偏緊的宏觀審慎政策抑制資金“脫實向虛”行為的情況下，穩健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能夠更好地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從而更有效地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另一方面，經濟活力的增強也能夠吸引一部分資金從金融體係流回至實體經濟，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抑制金融體係過度繁榮的效果，由此形成正向的良性迴圈。

　　劉元春：從貨幣增速來看，M2原來預計目標是12%。

　　第一，看M2盯住的目標是什麼？如果目標是既盯住通脹又盯住增長，正常M2的目標是11%左右比較恰當，目前9.4%有點偏緊。中性貨幣政策效果就是偏緊的，定到12%的增速是寬鬆的，10%～11%都比較恰當。

　　第二，要看M2的結構。一類與實體經濟相對應，還有一類是與金融對應。最近收縮比較厲害的是金融這一塊。社會融資總額的增長還是很正常的13.7%，目前的變化是表內基本上還在往前走，信貸增長速度很正常，但表外收得很厲害；間接融資增長很正常，但是直接融資減少得很厲害。上半年債券同比融資減少3.4萬億元，股票融資又比去年減少1000多億元。因此我們對貨幣政策目前的松與緊的判斷不能夠簡單地從M2本身來判斷，必須從社會融資總額結構的變化和M2的結構性變化進一步判斷。下半年這種趨緊的狀態，我們判斷不會進一步加重。

　　財政方面，財稅改革是先解決政府職能的改革還是先減稅？如果這個邏輯不明確，經濟學家簡單呼吁減稅是沒有用的。要提供一個可行的減稅路徑。財政最好的就是投資型政府的定位要相對弱化，特別是在市場支撐力比較強勁的時候，政府要適度退出。地方政府“快上大上”的熱情要適度收縮。（記者 王仁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