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的垃圾，怎麼丟？

　　劉錦芬給出三個答案——

　　最早，垃圾隨産隨掃，街頭江邊一倒了之；

　　17年前，她所在的廣西橫縣馬鞍街社區，給每戶發了一紅一灰兩個垃圾桶：一個丟可堆肥的生活垃圾，另一個丟其他垃圾；

　　如今，她家經營的卷筒粉小吃攤，擺了四個垃圾桶：一個放客人吃剩的粉，拿去喂雞；一個放一次性筷子，送給鄰里燒火；一個放飲料瓶，集中賣廢舊；一個放塑膠袋等。

　　從沒有桶到兩個桶再到四個桶，劉錦芬家的“垃圾傾倒史”，恰是廣西橫縣探路垃圾分類處理的一個縮影。

　　2000年9月，飽受“垃圾圍城”之苦的橫縣，被逼上梁山，開始了自發的垃圾分類實踐。

　　17年探索，橫縣縣城垃圾分類覆蓋面已超過70%，分類投放正確率達90%以上。越來越多的市民，像劉錦芬一樣，已把垃圾分類當成習慣。

　　在生活垃圾産生量迅速增長、環境隱患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遵循“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原則，實施生活垃圾分類，能有效改善城鄉環境，促進資源回收利用，進而促進“兩型社會”建設。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係，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

　　大道理，都能理解；真實踐，道阻且長。國內自2000年起就在諸多大城市開展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雖歷經多年努力，成效難言樂觀。

　　難在哪，堵在哪？從“人人都是垃圾生産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類者”，習慣如何養成？小城橫縣的實踐，值得解讀。

　　堆“圾”成山

　　“揣著鐵棍，等到伸手不見五指才敢出門偷倒垃圾，哪裏是做工，簡直是做賊”

　　“突……突……突……”一輛手扶拖拉機，打破了鄉村夜的寧靜。

　　坐在車上的吳文堅，手握鐵棍，緊張四顧。

　　突然，幾聲狗吠傳來。吳文堅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所幸無事，順利抵達。

　　“倒！”“走！”

　　“突……突……突……”卸下一大堆垃圾，拖拉機喘著粗氣，迫不及待地鑽進夜幕。

　　憶及20年前提心吊膽的工作場景，吳文堅感嘆不已：“揣著鐵棍，等到伸手不見五指才敢出門偷倒垃圾，哪裏是做工，簡直是做賊！”

　　1992年，吳文堅進了橫縣環衛站，“那時，縣城幾萬人，垃圾少，工作清閒穩定。”

　　掃了三四年大街，吳文堅慢慢發現，縣城垃圾漸多，工作量陡然增大。再後來，吳文堅等壯小夥，被領導安排了“特殊任務”——偷倒垃圾。

　　吳文堅稱之為“打遊擊”：白天踩點，晚上行動。“點”，一要離縣城近，二要周邊無人居住，三要能開進拖拉機。行動，在夜色掩護下速戰速決。怕被人發現，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個點倒一兩次就再不敢去。

　　有天晚上，已經10點。正在偷倒垃圾的環衛工們，被前來甘蔗林巡看的村民發現。“幹什麼的！？”一聲大吼，環衛工們嚇得落荒而逃——3車垃圾，才剛剛倒了半車。

　　從“城市美容師”到擔驚受怕的“遊擊隊”，吳文堅著實憋屈，憋屈背後則是無奈。

　　“以前，垃圾處理根本不是問題，果園農田爭著搶著拉去漚肥；後來，生活好了，包裝袋、塑膠瓶等越來越多，雜七雜八，既難分解又難分揀，白送給農民都不願意要。”縣環衛站站長施培傑説。

　　隨著城區建設規模擴大、人口數量增多，垃圾産量大幅上升。“上世紀80年代，縣城垃圾日産量才十來噸。到90年代末，猛增至六七十噸，每年還以5%至8%的速度增長。”垃圾增長之快，讓縣環保局黨組副書記陳洪為驚訝不已。

　　堆積成山的垃圾，總得有個去處。丟哪兒？

　　一開始，縣環衛站在城郊殯儀館附近找了幾畝地做填埋場，沒多久就填滿了。垃圾太多，處理簡單，又無法及時清運，填埋場臭氣熏天。附近居民受不了，抬來電線桿卡住門口，阻擋垃圾車進場。

　　“上山下鄉”，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然而，“遊擊戰”越來越難打。偷倒再隱蔽，總有被發現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村民，知道了是環衛站“幹的好事”，衝突時有發生。

　　“運氣差時，被村民抓住圍住罵娘，輕則清理現場，重則扣車、賠錢，實在丟醜。”令吳文堅印象深刻的，有兩次。

　　一次，幾個同事拉著3車垃圾，來到馬嶺鎮清泉村。還沒來得及傾倒，就被聞訊趕來的七八位村民圍住。“縣城産的垃圾，憑啥拉來臭我們？”“人扣下，車砸了！”好説歹説，賭咒發誓永不再來，村民才放行。

　　另一次就沒這麼走運，兩輛垃圾車在雲表鎮某村屯被村民扣了幾個月。最後，靠縣公安局出動警力，才將車開了回來。

　　“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明天的不知往哪兒倒。活，越來越難幹。”吳文堅説，這種“清潔城市、污染農村”的做法，大傢夥心裏都不好受。

　　受累，受驚，還受氣，不少環衛工人難以忍受，辭職走人。

　　進口，越來越大；出口，越來越緊。堆“圾”成山，成了常態。

　　依山傍水的清秀小城，“被垃圾搞得邋裏邋遢”。

　　逼上梁山

　　“分類成了頭號任務，環衛站幾乎全體出動，人人出門都帶著一把火鉗，以便隨時翻垃圾”

　　坐擁一線江景，卻不敢開窗欣賞。

　　為啥？

　　垃圾熏的！

　　西街、馬鞍街沿鬱江而建，本是縣城的黃金地段，但兩街石巷狹窄，環衛車無法開進。擺卷筒粉攤的劉錦芬和眾街坊一樣，索性將垃圾直接丟在江邊，“眼不見為凈”。經年累月，街道和鬱江之間，形成了一條長長的“垃圾帶”。惡臭陣陣，居民窗戶一年四季都得緊閉。

　　“一年到頭，就盼著漲幾次大水，把垃圾衝走些。”劉錦芬説。

　　“黃金街”成了“垃圾街”，刺痛著橫縣人。垃圾問題，日漸擺上議事日程。

　　在施培傑看來，“搞分類，是被逼上梁山。”

　　“那時，垃圾焚燒項目還沒有普及，建焚燒爐動輒幾百萬元，遠超過我們的能力。而縣城東郊那個4.7畝的填埋場，每年要租車清運兩三次，費用沒有五六十萬元下不來，還常被附近村民阻攔。”施培傑説，堆肥成本最低，也最實際，“既然是垃圾不純導致不能堆肥，那我們就通過分類來恢復純度吧。”

　　分類，怎麼分？不能想當然。環保、環衛等部門，歷時數月進行垃圾成分調查。結果表明：“橫縣垃圾可大致分成兩類，即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

　　民意調查同步啟動。在街上發放問卷，調查居民對垃圾分類的態度。結果出乎預料：飽受垃圾之苦的居民，對垃圾分類支援率高達87%。

　　有了充分準備和“大數據”支撐，橫縣垃圾分類實踐于2000年9月正式啟動。

　　山歌好唱難起頭。試點放哪裏？有人建議先易後難，從城北入手，“那裏居民素質高，好搞些”；有人建議先難後易，“剃好最難剃的頭，才有説服力”。

　　幾番討論，最終確定在“難度最大”的西街和馬鞍街試點，“因為拿下這裏，就沒有拿不下的地方。”

　　兩街236戶居民，家家發給兩個不同顏色的桶。一個放剩飯菜等可堆肥垃圾，另一個放塑膠袋、飲料瓶等不可堆肥垃圾。

　　如此分類，看似簡單，實有門道。“一是符合橫縣垃圾成分實際；二是簡單明瞭，連老太太都一教就會。如按流行的可回收、不可回收來分，反而不好操作。”陳洪為説。

　　過程不容易。

　　家裏多了兩個垃圾桶，劉錦芬並沒太當回事，心裏還犯嘀咕，“往江邊一丟，多省事，分什麼類，麻煩！”

　　盡管有大喇叭、宣傳單、秧歌隊“狂轟濫炸”，不少街坊仍像劉錦芬一樣，不以為然。

　　工作人員到府做思想工作，不想卻被街坊們“將了一軍”：“讓我分類，可以！但你們得先把鬱江邊的陳年垃圾清走。垃圾不清走，分類我不搞！”

　　日積月累，鬱江邊垃圾“蔚為壯觀”，臭氣襲人。環衛站二話沒説，清！

　　機動車過不去，就用竹筐一筐筐抬；鐵鍬不好挖，就用手去摳。用了整整一周，小山般的垃圾一清而光。

　　為“爭取”劉錦芬等街坊，縣環衛站還決定：每天下午到府回收分好類的垃圾。

　　“那段時間，分類成了頭號任務，環衛站幾乎全體出動，人人出門都帶著一把火鉗，以便隨時翻垃圾，指導居民分類。”吳文堅回憶。

　　一開始，劉錦芬和家人不習慣、不會分。工作人員教了一兩次，很快便學會了，“留個心，沒什麼難的。”

　　三月努力，終獲回報：“兩街”居民垃圾分類正確率達95%以上。

　　2001年4月，橫縣垃圾分類向全縣鋪開。

　　逼成習慣

　　“要讓我們收不分類的垃圾，你先讓縣委縣政府下個文件”

　　由“點”及“面”，從“盆景”到“森林”，絕非一帆風順，“釘子戶”著實不少。

　　2002年的一天，一名男子好説歹説就是不分類，吳文堅急得在門外衝他大吼，“垃圾要分類丟！”喊完，又貼紙條告知：不分類，就不收你家垃圾。第二天，男子還是不分，混雜在一起的垃圾已開始發臭。吳文堅“砰砰砰”敲門，硬把他喊了出來，再拿著火鉗扒拉惡臭的垃圾，手把手地教。第三天，該男子開始自覺分類。

　　一些機關單位，也是難啃的“骨頭”。

　　分類伊始，一些縣直部門等閒視之，按老習慣丟垃圾。一天，兩天，三天……縣環衛站死死頂住，不分類決不收垃圾。

　　沒多久，這些部門被滿大院的垃圾熏得坐不住，打來電話質問。環衛站一句硬話頂了回去：“要讓我們收不分類的垃圾，你先讓縣委縣政府下個文件！”

　　最終，那些“位高權重”的縣直部門不得不服軟。而作為住建局二級部門的環衛站，一時揚眉吐氣。

　　“釘子”一個個拔，“骨頭”一塊塊啃，橫縣打的是有準備之仗。

　　布局，謀定而動。縣委牽頭成立“高規格”項目實施小組，制定出“四周包圍中心”的路線圖，有計劃、有步驟地向學校、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住宅小區等推開。

　　宣傳，鋪天蓋地。座談、宣講、會演，學校、社區、街道一處不落，為“垃圾分類——舉手之勞，保護環境”理念造勢。

　　實施，講求策略。既有“大棒”，也有“胡蘿蔔”。分不好，環衛工、居委會大媽、分類督查員輪番上陣教；屢教不分，拒收垃圾；亂丟亂倒，電視曝光，依規重罰。分得好，每月會得到洗衣粉、肥皂、牙膏等小獎勵。

　　“橫縣所有學校都有垃圾分類制度，並將其與學生的操行分掛鉤。同時，還鼓勵各學科老師在課堂‘借題發揮’，引導孩子養成垃圾分類的好習慣。”縣教育局副局長陳志貞説，“全縣中小學生15萬人，把他們引導好，影響帶動的至少是15萬個家庭。如此，代代傳承，蔚然成風。”

　　“幾根麵條”的失誤，曾讓橫縣民族中學九年級學生黃冰懊惱不已，“以後，一定要小心留神。”那次，黃冰值日，沒有將速食麵碗中殘留的麵條挑出，而是一起放入了“不可堆肥”垃圾桶。結果，被檢查垃圾分類的同學發現，班級被扣2分。

　　源頭分類，還只是起點。不解決終端“出路”，分類不可持續。

　　近年來，橫縣勒緊褲腰帶，在原有基礎上投資1億多元興建了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場和一個堆肥廠。同時，投入近千萬元，購置垃圾分類標誌桶、鉤臂垃圾車、壓縮式垃圾運輸車、環衛三輪車等環衛設備。不僅僅是居民投放分類，而是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全過程分類。

　　“垃圾分類後，經過堆肥、回收處理，需要填埋的垃圾量大為減少，目前每天填埋垃圾120噸左右。保守估計，設計使用年限15年的填埋場能多用五六年。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十分可觀。”在橫縣生活垃圾填埋場，運營負責人韋國樹告訴記者。

　　在橫縣大街小巷，兩個異色垃圾桶是標配；在新建小區，封閉的分類垃圾房是必備；小區保潔員新到崗，環衛人員要到府培訓；新小區落成，環衛站到場宣傳教育3天；環衛站專設分類指導股，不定期巡查抽檢……

　　截至目前，橫縣縣城垃圾分類已普及至居民2.6萬戶，機關事業單位179家，小區90個、酒家36個、企業52家、綜合市場5個、學校25所，分類投放正確率達90%以上。身為“老橫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副縣長黃冬麗説：“垃圾分類，已融入橫縣的角角落落、時時刻刻。”

　　縱深拓展

　　“我們目前的分類只能算‘粗放型’，路，還長著咧！”

　　村屯保潔員，工資有多少？

　　最高6000元！

　　垃圾焚燒爐，也能村裏造？

　　已升級迭代到8.0！

　　收入追白領，爭著做保潔；垃圾分好類，焚燒不出村——這是橫縣校椅鎮石井村的新景象。

　　茉莉花香撲鼻而來，村屯道路幹凈整潔，一派山水田園風光。

　　“這風光來之不易呀。”村黨委書記李克進感嘆。

　　村頭屯尾越來越多的垃圾，曾讓他頭疼不已。“鄉親們腰包鼓起來了，消費向城裏看齊，垃圾也與城裏‘接軌’，包裝袋、農藥瓶、農膜、塑膠袋等‘難消化’的垃圾越來越多。”李克進説，不講究的，隨意丟在房前屋後；講究些的，找個偏僻角落。

　　蚊蠅滿天飛、污水遍地流，石井村一度被縣裏通報批評。

　　2013年，廣西啟動“美麗廣西”鄉村建設活動。以此為契機，橫縣垃圾分類開始從城市走向農村。

　　吳文堅們在縣城摸索出來的經驗，被石井村改進成“鄉村版”分類法：廚余類垃圾，給沼氣池“喂飯”；可燃燒類，由村垃圾處理中心焚燒；可回收類，由保潔員揀出賣廢品；危險垃圾如電池、舊燈管等有毒有害類，則集中收集送縣城垃圾處理中心處理。

　　村民每人每年繳納36元垃圾費，村裏聘請保潔員、垃圾清運員、焚燒員等。村民李旺當上垃圾清運員，每天清運全村14個自然屯的生活垃圾，月薪達6000元。

　　全村1563戶村民，從老人到小孩，如今都能遵守分類“規矩”。一開始，收完垃圾要花三四個小時；現在可以直接拉走，一兩個小時就能做完。

　　分類，讓村民路英烈看到了商機。

　　“農村垃圾越來越多，總要有個去處。”認準這個理，只上過小學三年級的路英烈，屢敗屢戰。歷經幾十次試驗，他成功研發出8代生態垃圾焚燒爐，獲得國家發明專利及環保專家的肯定。

　　“配上除塵設備，每臺價格從30多萬到50多萬不等。除了我們石井村在用，還向外賣出了100多臺。”路英烈自豪地介紹。

　　從無到有、從縣城到鄉村，垃圾分類，已成為橫縣一張新名片。2010年9月以來，已有深圳、成都、貴陽、惠州、雲浮、唐山等城市，前來考察取經。

　　日本名古屋女子大學教授八田耕吉實地考察後，稱讚橫縣為“中國小城市垃圾回收利用和環境保護的典范”。

　　整潔的環境，也擦亮了橫縣“中國茉莉之鄉”的金字招牌。一朵茉莉花，開出了45億元的産值。目前，橫縣茉莉花(茶)産量佔全國産量80%以上，佔全世界産量60%，産品遠銷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和地區。

　　橫縣為什麼能？

　　在縣委書記唐小若看來，“不管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如何變，對垃圾分類工作的人、財、物支援始終如一。包括居民環保意識啟蒙在內的宣傳教育培訓、居民分類投放、環衛分類收集、車輛分類運輸、終端分類處理，環環相扣、無縫銜接，確保了常態化、制度化。雖然垃圾總量、區域面積、管理難度等不能與大城市等量齊觀，但我們的分類方式簡單易行、源頭控制嚴格多樣、分類鏈條流程完整等經驗，仍有借鑒意義。”

　　光環之下，亦有難點。

　　“為什麼我們分類覆蓋面是70%，仍未覆蓋全部城區？”施培傑説，在私人開發小區和出租戶集中的地方，很難管理；還有少部分住戶、經營戶為了逃交垃圾處理費亂丟亂扔。“我國暫無垃圾分類的相關法律，對這些行為，只能進行教育勸説，沒有行政處罰依據，無法形成震懾。”

　　“與發達地區比，我們目前的分類只能算‘粗放型’，路，還長著咧！”唐小若坦言。　(記者 劉華新 謝振華 人民網阮旭日、嚴立政參與採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