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迎來“廉潔拐點”

　　腐敗是人類公敵，反腐是世界難題。先發國家幾乎都經過腐敗高發期。一些“成功國家”隨後出現“廉潔拐點”，而“失敗國家”卻落入“腐敗陷阱”，甚至貪腐成災。

　　從人類社會大歷史看，現代國家的“廉潔拐點”既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現象，也是一個持續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進程，意味著廉潔公共品的社會總供給出現重大結構性調整和趨勢性改變，並會帶來一段國家成長躍升期和治理變革加速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立八規”到“反四風”，從網上監督問責到海外追逃追贓，從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到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中國的“廉潔拐點”正在到來。

　　“廉潔拐點”既非空降，亦非舶來

　　當下中國，“廉潔拐點”既非空降，亦非舶來；既呈現原創特質、又契合共性規律，且深植于這片國土上的黨情國情和黨心民心之中，有逐漸清晰的主題主線和不斷成型的脈絡軌跡。

　　首先，治理腐敗的核心權威與核心力量舉世公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中央八項規定為“集結號”，習近平總書記開啟了以上率下、自上而下的全面從嚴治黨新格局。在此過程中，習總書記彰顯核心作用、擔當核心責任，成為中國“廉潔拐點”到來的核心標誌。

　　而且，這一核心權威與核心力量的明確，是在互聯網新媒體時代完成的，經受了來自“黨內外、國內外、網內外”的全天候、全向度、全息化感知認同過程，也具有不同于黨史、國史之過往階段的全新時代特徵。

　　其次，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産黨人正風反腐的民心支援率和未來信心度，已經步入上升通道並逐漸企穩。這不但是治理腐敗“最大的力量”，也是共創未來“最強的動力”。

　　在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等進行的“漢語盤點”活動中，從2012年的“夢”、2013年的“房”到2014年的“法”、2015年的“廉”，再到2016年的“規”，年度漢字的背後凝結著全社會對治理腐敗的共同期待、共同信心。國家統計局開展的全國黨風廉政建設民意調查數據顯示，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人民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滿意度是75%，2013年是81%，2014年是88.4%，2015年是91.5%，2016年是92.9%，呈現逐年走高之勢。

　　其三，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正在共同持續夯實治理腐敗的實踐基礎。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産生了高度協同的整體效應，作風建設、黨風廉潔建設、紀律建設、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等，愈加穩健地運作于法治化、規范化軌道之上。

　　一方面，中國特色“制度雙籠”即“紀律之籠”和“法律之籠”更加堅固，在“不敢腐”的壓倒性態勢下夯實“不能腐”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中國共産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成功落地，國人見證“最強紀律部隊”之時，以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為標誌的重大政治改革應運而生，彰顯了以法治方式固化正風反腐成果的決心。

　　而在全面從嚴治黨進程中，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同步凈化所蘊生的“零容忍”文化心理，以及網絡監督與人民監督共同倒逼權力內斂和公職人員責任擔當的不可逆態勢，也成為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中國“廉潔拐點”另兩大形成要件和重要標誌。

　　事實勝于雄辯。1月9日，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精神新聞發布會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中央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在這個發布會上説，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共立案審查中管幹部240人，給予紀律處分223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16.2萬件，給予紀律處分119.9萬人；全國共處分鄉科級及以下黨員、幹部114.3萬人，處分農村黨員、幹部55.4萬人。2014年以來，共追回外逃人員2566名，“百名紅通”人員已有37人落網，追贓金額86.4億元。

　　在這些數字背後，人們見證了一個建黨逾95年，擁有8800多萬名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世界第一大黨的新生與再造，見證了一個擁有數千年連綿不斷文明發展史、國家治理史的東方古國和新型大國的全新“廉潔拐點”。

　　首個“外向型”大國“廉潔拐點”

　　中國“廉潔拐點”將是人類社會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成功展現的第一個“外向型”大國“廉潔拐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揭開面紗的中國“廉潔拐點”，從一開始就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倡導的腐敗治理“公約項”與本國治理行動結合起來，體現出積極運用國際國內兩種治理資源、兩個治理網絡、兩種治理力量的巨大優勢，因此可以説是“外向型”“廉潔拐點”的典型代表。

　　2016年11月16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秘書處網站發布中國接受《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一周期履約審議報告執行摘要，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層更加重視反腐工作，展現出持續的、堅定不移的決心，更多腐敗案件被成功起訴；中國高度重視《公約》落實工作，修訂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並發布了一係列司法解釋；《公約》相關章節的主要要求在中國的法律和司法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中國發展出了一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中國將《公約》作為引渡、司法協助和執法合作的法律依據均是良好的實踐做法，有利于高效進行國際合作；中國在建立亞太經合組織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中發揮積極作用，使之成為一個有效平臺，有利于反腐執法合作等。

　　對于國際社會來説，這一“外向型”“廉潔拐點”的加速到來有兩方面顯見標誌。

　　其一，如果説國內是阻擊腐敗主戰場，那麼，海外“獵狐”、追逃追贓則成功開辟了“第二戰場”。從實踐層面看，已首次實現追回人員超過外逃人員。

　　根據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新聞發布會披露的權威資訊，2014年中國新增外逃人員一度達到101人，到2015年降到了31人，進而到2016年已降至19人。

　　這表明中國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海外“避罪所”坍塌，“海外不是法外”的反腐敗態勢已經形成。

　　其二，在規則層面，首次出現中國主導的國際反腐敗宣言和相關議程的務實進展。

　　2014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26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在中方推動下，會議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反腐執法合作網絡。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起草的國際性反腐敗宣言，首度發出反腐敗合作向追逃追贓等務實方向發展的“中國聲音”。

　　由此，中國在構建國際反腐新秩序方面的貢獻有了實質性變革，開始擁有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更重的規則議定權、更大的外交影響力和更強的國際協調力。

　　而在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G20領導人一致批準《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在華設立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等重要成果。

　　從亞太地區合作論壇APEC到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國協商共治機制G20，從《北京反腐敗宣言》到《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中國引領的以追逃追贓為核心機制的國際反腐新秩序加速“顯型”。盡管國際舊秩序、舊規則的結構性重塑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從國際反腐敗參與者逐漸變成了受尊重的新議程設置者、新改革推進者、新規則議定者，其國際貢獻和全球影響越來越得到公認。

　　“廉潔拐點”彰顯中國國家治理體係“優化升級”

　　“廉潔拐點”的出現，不是治理腐敗大功告成、一勞永逸的終點，亦非稍縱即逝的中斷點或一蹴而就的跳點，而是國家成長的新起點，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升級版”進程中的跨越點、轉折點。

　　行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征程上的中國，到了關鍵一躍的歷史節點：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2020年，還有4年；距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2049年，還有32年。

　　對中國來説，在此期間，必須確保國家治理體係經過現代化“壓力測試”，為制度定型掃清障礙，為治理成熟築牢基礎，既要實現國家治理的成熟化和現代化，又要實現黨內治理的科學化和現代化。只要這樣，必能推動“兩個一百年”目標如期順利實現。

　　2017年1月，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公報指出，經過全黨共同努力，黨的各級組織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明顯增強，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得到堅決落實，黨的紀律建設全面加強，腐敗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黨內政治生活呈現新的氣象。

　　中國治理腐敗的能力大幅躍升，中國“廉潔拐點”的明顯出現，集中而生動地體現出中國共産黨引領的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不斷“優化升級”的變革績效。

　　“廉潔拐點”的出現，並不是説中國將從此告別腐敗困擾，而是説中國將打開全面有效治理腐敗的新格局，防止被腐敗絆倒在復興的門檻上。

　　換言之，打贏這場對貪腐的攻堅戰和持久戰，就能大大提升中國政治的確定性、國家治理的穩定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可預期性，並且會為全球治理新體係提供更加值得信賴的“中國新動能”。

　　中國的腐敗阻擊戰不僅惠及國人，還帶來可觀的國際“溢出效應”。歷史已經證明，後發國家往往會遭遇兩大難題：一是資源富集程度與經濟增長速度負相關的“資源詛咒”，二是經濟發展速度與腐敗高發程度正相關的“發展詛咒”。中國穩步發展與治理腐敗“一體並行”的現實圖景，為有效超越“雙重詛咒”帶來頗為豐富的實踐樣本和實證價值。

　　十八大以來，作為治理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和當代大國的“終極責任主體”，中國共産黨以民心為初心、從來路看前路、向本來要未來，以治理腐敗為切入口和著力點，實現了中國共産黨的黨內治理與國家治理、國際治理的有效聯動，並在全面從嚴治黨新實踐中探索了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的本體性規律，找到了治國理政尤其是“治腐強身”的科學化方法，走出了一條新路。

　　如果説，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生産力革命”，已經展現了中國共産黨的經濟治理績效和社會發展成果，那麼，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發動機和催化器的“新治理革命”，以及它所激發的新型大國“廉潔拐點”，則開啟了中國政治改革、法治建設、價值觀重建和全面發展進步的大時代。

　　（文/高波  中央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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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