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4月27日電  題：“讓艾滋病人有品質地活下去”——記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李太生

　　新華社記者 熊豐

　　青磚綠瓦、雕梁畫棟的北京協和醫院老樓，以特有的莊重和靜美，矗立于繁華的王府井大街。

　　老樓二層，一間不足10平方米、陳設普通的辦公室裏，感染內科主任李太生正與助手討論一位來自農村丙肝合並感染艾滋病患者的治療方案。

　　語速快、肢體語言豐富、有一股自信的勁兒……這是記者眼裏的李太生。

　　李太生和他的團隊讓我國艾滋病抗病毒治療達到國際先進水準。他也是唯一入選中組部“萬人計劃”首批名單的臨床醫生。

　　“我首先是一名醫生，臨床一定要做好。解決實際問題，為病人服務。”李太生強調，“但作為科學家，還要解決前人解決不了的問題。”

　　來協和醫院看病的病人，幾乎都將這裏視為“最後一站”。李太生深知自己在病人心中的意味。

　　懸壺濟世、救死扶傷——李太生的職業夢想，源于人生經歷。

　　1963年，李太生出生在豫晉冀三省交界的河南林州，舉世矚目的“紅旗渠”就誕生在那裏。過去，由于醫療條件落後，他6歲的弟弟被誤診而喪命。這自小堅定了他學醫的信念。

　　後來，李太生如願考取廣州中山醫學院。1983年，他被推薦到北京協和醫院實習，後來留在了協和醫院，成為一名內科住院醫生。

　　出國學習的那段經歷，成為他專業的轉折點。

　　1993年，受教育部公派，李太生赴法國進修感染與熱帶病學科。當時中國國內艾滋病病情並不嚴重，從1985年發現中國第一例起，8年間累計只有1000多例。國內一些感染科醫生據此認為，艾滋病在中國流行不起來。

　　但李太生堅持認為，根據流行病學分析，作為國際社會一員、“地球村”一分子，中國將無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艾滋病增長、流行的趨勢。他感到，在被稱為“感染學帝國”的法國巴黎第六大學附屬居裏醫學院主攻艾滋病研究，回國後定有用武之地。

　　他的重要研究成果，誕生于這一時期。

　　1996年初，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博士提出以“雞尾酒療法”治療中早期的艾滋病患者。但標誌免疫能力的CD4細胞數目小于50單位的晚期患者免疫功能永遠不可逆轉，這一理論在當時被普遍公認。

　　進修學習期間，通過悉心觀察實驗室數據、結合臨床比對，李太生發現，恰當的藥物搭配也可能對晚期患者的免疫係統産生作用。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終于在1997年，他和導師奧特朗共同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正式提出了艾滋病患者免疫重建理論。這一發現被認為在艾滋病治療上打開了希望之門，具有裏程碑意義，意味著艾滋病晚期患者也有可能獲得新生！

　　1999年，李太生獲得博士學位，他謝絕了導師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國。

　　“國家把我送出去，1個月花費4000法郎，當時相當于6000元人民幣，在農村可是43個農民1年交的公糧。”李太生説他感恩國家，必須回國。

　　正如李太生的預判，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面臨著艾滋病增長、傳播的嚴峻局勢。然而，剛回國時，相關研究條件極為落後。

　　“具備什麼條件就幹什麼事，不具備條件也要創造條件。”三四年時間裏，李太生跑遍所有艾滋病流行區，舉辦基層技術骨幹培訓班，宣講艾滋病的治療和預防。

　　艾滋病高發地區的老百姓都知道這位李大夫。在病人的眼中，他總是不戴手套也不戴口罩為他們作檢查，總跟他們説，艾滋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當時，很多艾滋病患者飽受歧視，無藥可吃，處境艱難。

　　進入21世紀，全國防艾形勢更加嚴峻。2004年，國家開始發放免費藥物為艾滋病人進行治療。但當時國産倣制藥物並不完全適用于中國人體質，毒副作用較大。研究適合中國人體質治療方案的重任，落在了李太生身上。

　　李太生篩選了在艾滋病治療方面有一定基礎、病人具代表性的地區作為試點，反覆比對各種藥物治療效果，最終優化出兩個方案，在全國推廣。國産新藥問世後，療效與進口藥相當，但價格僅為進口藥的六分之一，做到了“質優、價廉、效優”，艾滋病抗病毒治療從此有了“中國方案”。

　　李太生帶領中國艾滋病臨床研究團隊，使中國艾滋病病死率從2003年的22.6%降至2014年的3.1%，10年間直降86%。中國的抗艾治療方案成了迄今為止國際范圍內性價比最高的方案，得到了聯合國的認可，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模式。

　　“在對艾滋病仍然存在歧視與偏見的社會環境中，讓他們活著，有品質地活下去，這是我們醫生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李太生説。

　　他幾乎把所有時間用于實現這一目標，回國18年，只休過2個星期假。他的心裏，始終惦記著患者，“艾滋病人是弱勢群體”，李太生總是這樣説。

　　每年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李太生的手機裏總會有一些病人發來的短信：“您為艾滋病人所做的一切，我們永遠記在心裏”“當您覺得特別累時，我們就會在你身邊”……

　　説到這裏，李太生熱淚盈眶。

【糾錯】

責任編輯： 聶晨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