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１日新媒體專電　題：讓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五位高院院長對話司改熱點話題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

　　審案的不定案，定案的不審案，法律文書要層層審批，這事你聽説過嗎？

　　身為法官，卻被大量事務性工作纏身，無法專心審案、判案，這事法官遇到過嗎？

　　官司贏了，遲遲得不到執行，判決書成了“法律白條”，這事你惱火嗎？……

　　上述現象，都是司法體制改革（以下簡稱：司改）要破解的難題。兩會上，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獨家專訪上海、廣東、貴州、河南、湖北五地高院院長，聽他們聊聊司改的“那些事兒”。

　　從“領導什麼意見”到“這是我的責任”

　　明明自己沒參與案件審理，卻要為下屬的法律文書簽字“背書”。而案件一旦出現問題，還要“背鍋”。這是司改前，西部一位基層法庭庭長向記者倒的“苦水”。

　　作為司改的基石和“牛鼻子”，司法責任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讓這位庭長的煩惱不復存在。司改以來，“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取代了以往“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行政化運作模式。法官切實擔起責任，審案判案不敢“任性”。

　　作為司改首批試點省份之一，上海的探索頗具代表性。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崔亞東説，上海法院係統以司法責任制為基石，積極推進審判權力運作機制改革，建立獨任法官、合議庭審判規則及審判人員“權力清單”，要求院庭長不得審核簽發自己未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建立起審判人員“責任清單”，明確法官在職權范圍內對辦案品質“終身負責”。

　　目前，上海法院係統直接由獨任法官、合議庭裁判的案件佔總量的９９．９％；在貴州，全省法官每人平均年度結案量較改革前提高了１４８．１３％；在廣東，試點法院東莞中院在受理案件增速較快情況下，法官平均辦案周期縮短４天多，一審判決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再審啟動率、信訪投訴率等均下降明顯。

　　“過去法官遇到問題，第一反應是‘領導什麼意見’，現在首先想到的是‘這是我的責任’。”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孫潮説，改革讓法官更能發揮獨立思考和判斷，對法律和事實負責，回歸了法官本來的狀態。

　　審判權下放，並不代表著案件審理不受監督，專業法官會議和審判委員會可以為一些疑難復雜案件提供參考意見。“廣東探索‘清單式’審判管理監督模式，向規范化、機制化和可視化轉變，確保管理監督不缺位、不越位，做到‘放權不任性’。”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龔稼立説。

　　一些地方還自加壓力，保障審判權廉潔行使。上海市法院係統近三年來向當事人發放廉潔監督卡２００萬張，進行案件廉政回訪１．５萬次。根據相關制度，全市法院配偶或子女是律師或從事相關職業的１０１名法官全部實現“一方退出”。

　　專業人做專業事：法官“兼職”書記員，這事沒有了

　　“對法院而言，司法體制改革難度最大的是哪一項？”

　　“員額制！”

　　這是受訪的地方高院院長回答記者提問時不約而同的答案。

　　作為司法責任制的前提，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落實員額制，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場“動自己奶酪”的自我革命。難度何在？以上海為例，改革前全市共有３６９７名法官，而員額制改革後將有７３０人不能入額。涉及“飯碗”，這改革難不難？

　　為何要改？“長期以來，司法人員管理被等同于一般公務員管理，不少法官在政工、紀檢部門工作，並沒有專心從事法官工作。而法官要‘包打天下’，甚至連書記員的活兒都要自己幹。”一位受訪院長説。

　　員額制瞄準此類“人崗不分”現象“開刀”，推動法官隊伍走向專業化、職業化。按照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分類，各地優中選優、嚴格篩選優秀法官入額，並提高輔助人員比例，讓各類人員心無旁騖，專業人做專業事。

　　“改革讓優質資源回歸審判一線，真正實現了以審判為中心。”孫潮説，目前貴州三級法院員額法官佔政法專項編制的２８．０９％，但一線審判力量卻較改革前增加了２８．３３％。在上海，入額法官全部配備到辦案一線，主要辦案部門的法官實有人數較改革前增加１１．７％。在廣東，入額法官呈現梯隊化、專業化、年輕化的特點，全省入額法官中具有１０年以上法律工作經歷的佔７７．６５％，４５歲以下者超過六成。

　　分類管理將過去被繁復行政工作纏身的院庭長“解放”出來。２０１６年，廣東全省法院院庭長辦案數量較改革前提高６７％。龔稼立説，院庭長辦案特別是辦疑難案件已成為常態，他們的水準高、影響力大，審案權威，也讓群眾更有獲得感。

　　法官入額後，是否意味著就此進入“保險箱”？答案是否定的。上海、貴州等地加強對法官日常考核，探索員額法官退出機制，考核內容包括辦案業績、廉潔自律、職業操守等。“入額後考核不合格的法官將退出員額，解決‘一次入額、終身入額、能進不能出’的問題。”崔亞東説。

　　一套“組合拳”直擊執行難：“老賴”藏不住了

　　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是司改的重要目標之一。而生效判決書久執不決，成了“法律白條”，讓群眾意見強烈。針對這一現象，２０１６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承諾：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一年來，這也成為各地深化司改的重要發力點之一。

　　子夜蹲點、淩晨出擊、除夕神兵、初一會戰；早晨堵被窩、中午堵飯桌、晚上堵酒桌……這不是影視作品裏的橋段，而是河南省法院打擊“老賴”的手段。

　　由于上了深圳法院的失信“黑名單”，一位在杭州參加會議的企業老總無法購買返程機票。無奈之下，這名“老賴”只得主動履行九千多萬元的還款義務……這是廣東在解決執行難時的一個典型案例。

　　一張針對失信被執行人的“天羅地網”正在布下。“我們以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高消費、打擊拒執犯罪等方式，加大信用懲戒力度，讓失信者‘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利用財産網上查控體係，更快捷迅速地執行。”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李靜説。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説，河南已有４１．７萬余名“老賴”賬戶被納入“黑名單”。各級法院先後與１７５家全國或地方性商業銀行、１０８家國土住建部門聯網，利用信息化手段查款找物，基本實現“老賴”的錢“查得到、凍得住、扣得著”。

　　一些地方則以改革優化執行權力配置提高執行效率。上海法院係統探索審執分離改革，實行執行機構與裁判機構分設，並建立專門執行的司法警察隊伍。２０１６年全年共執結案件１２．７５萬件，同比上升４．９％；執行到位標的額６７６．４億元，同比上升５９．６％。在廣東，去年全省清理積案拖欠執行款９０多億元。在河南，各級法院２０１６年共執結各類案件２５．２萬件，５．６萬余人迫于壓力主動履行還款義務。

　　“組合拳”之下，大量執行積案被化解，一批老賴“無處藏身”，誠信守法的氛圍日趨濃鬱。“在廣東陽江，一名被執行人在親屬幫助下主動償還了１２萬余元的債務。這説明我們採取的係列措施，對整個社會信用體係的建設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龔稼立説。（參與記者：陳晨、王成、葉前、潘林青、李亞彪、高潔、史林靜、李放、潘德鑫）

【糾錯】

責任編輯： 唐斕